彭蒙是战国年间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天下》篇曾经论述过他和田骈、慎到一派的思想：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偏，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
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汉书·古今人表》不录其名，《艺文志》也不载其书，生平籍贯等都湮没无闻，这就影响了我们对战国黄老学派的深入研究。我认为《庄子》中提到的伯昏瞀人，极有可能就是彭蒙。
伯昏瞀人，在《庄子·德充符》、《应帝王》、《田子方》等篇中又记作伯昏无人，很显然这是依音记名，依音记名，同一个人名就会出现种种变化。在上古汉语中，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形，即单音节缓读成双音节。如虚词中的“耳”又作“而已”，“诸”又作“之乎”，“那”又作“奈何”。实词中此类例子更多，如“孔”又作“窟窿”，“茨”又作“蒺藜”，“钲”又作“丁宁”，“邹”又作“邾娄”，在人名中，类似情形也不少见，如60年代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中出土的两把戈，正反面各有六字，文曰：“戈愆邘丸之子戊王者旨於赐”，“戈愆邘丸”即勾践的缓读，“者旨於赐”是勾践之子“鼫与”的缓读。《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的勇士“专诸”，《左传》昭二十年作“鱄设诸”；《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鉏宜咎”，在《左传》昭四年中又称为“咸尹宜咎”，显然，“鱄设”乃“专”的缓读，“咸尹”乃“鉏”的缓读。其他如“鉏麑”又作“鉏之弥”，“宫之奇”又作“宫奇”，“杨朱”又作“阳子居”，都是因急读缓读而造成的变化。这种例子在后世尚还存在，如《旧唐书·南诏蛮列传》中的“苴蒙阁劝”，《新唐书》中作“寻阁劝”；《周书·突厥列传》中的“乙息记可汗”，《隋书·突厥列传》作“逸可汗”。伯昏两字的上古拟音为peāk xu（此处符号打不出来）n，瞀人两字的拟音为m（此处符号打不出来）u （此处符号打不出来）ien，而彭字的上古拟音是peaη，蒙拟音为moη ，考虑到急读时韵部可能会发生开口上的变化，伯昏瞀人与彭蒙完全可能是同名异记。
彭蒙为伯昏瞀人在音韵上不成问题，那么在年代上有没有可能呢？首先我们要指出，《庄子》中有关伯昏瞀人的记载，在时代上是自相矛盾的。《庄子·德充符》中称申徒嘉与郑子产同师伯昏无人，而在《田子方》、《列御寇》中又说列御寇师伯昏无人。列子活动年代有两说，刘向所载《列子叙录》云列子是郑穆公时人（前627-前606在位）；按照《史记》，列子乃是战国时周安王时人（前401-前376在位）。而子产公元前554年为卿，前543年执政，死于前522年，无论列子的活动年代取那一说，都不可能与子产同学。也就是说，伯昏无人只可能是列子和子产中的一个的老师。在对待这些自相矛盾的材料时，我们选择我们认为较可信的那一部分，即认为伯昏瞀人为列子之师，而不取伯昏无人为子产之师的说法。关于列子的生活年代，更多的材料可以证明《史记》的说法。《庄子·让王》篇载：“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郑子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一般都认为这里的子阳即《史记·郑世家》中记载的那位在郑繻公二十五年（前398）被郑君所杀的郑相子阳。《汉书·古今人表》记载列子活动年代在韩景侯、魏武侯之间（前408－前386)。这些说法都与《史记》中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而伯昏瞀人的年辈则比列子稍高一些。
关于彭蒙的年代，我们能见到的有以下两条材料，一是《尹文子》中所说的：“田子读书，彭蒙越次而对，田子曰：‘蒙之言然。’”似乎彭蒙是田骈的学生。然《尹文子》是伪书，其说不可凭信，我们宁可相信《庄子·天下》篇所说的：“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即彭蒙为田骈的老师。《淮南子·人间》篇载：“唐子短陈骈子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之。”可见田骈约略与齐威王（前356-前320在位）同时，彭蒙的年辈则更高一些。
伯昏瞀人稍早于列子，完全可能在晚年收田骈为徒。郭沫若认为《史记·韩世家》中载：“昭侯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此位悼公即《让王》篇中的郑子阳[2]，这样，列子的活动年代就推迟到前349年，基本与田骈同时，伯昏瞀人为田骈师的可能就更大了。所以，伯昏瞀人与彭蒙为同一人在年代上基本不存在问题。
《庄子》中记载的伯昏瞀人的思想与《天下》篇论述的彭蒙一派的思想也非常一致。《田子方》中有“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一节：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犹象人也。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当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
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
这里伯昏无人强调只有顺应外物的一切变化，一直保持平静的神气心态，这才是至人的境界。《天下》篇说彭蒙一派正是主张：“于物无择，与之俱往”的，两者基本一致。
《庄子·列御寇》载：
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惊焉。”曰：“恶乎惊？”曰：“吾尝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伯昏无人曰：“若是，则汝何为惊已？”曰：“夫内诚不解，形谍成光，以外镇人心，使人轻乎贵老，而（ZI）其所患。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无多余之赢，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而况于万乘之主乎！身劳于国而知尽于事，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惊。”伯昏无人曰：“善哉观乎！汝处己，人将保汝矣。”
无几何而往，则户外之屦满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颐，立有间，不言而出。
宾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屦，跣而走，暨乎门，曰：“先生即来，曾不发药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将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异也！必且有感，摇而本才，又无谓也。与汝游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尽人毒也。莫觉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矣。”
这一大段对话文字可能有误，很难完全读懂，但大致意思在于告诫列子不可炫智，所谓“巧者劳而知者忧”，而《天下》篇说彭蒙是主张：“不顾于虑，不谋于知”的，而且还提到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由此可看出伯昏瞀人的思想和彭蒙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至少是不矛盾的。因此，从语音、年代、思想三方面看，存在着伯昏瞀人即为彭蒙的可能性。
注释：
[1]见《安徽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第4期。
[2]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庄子的批判》，P164，人民出版社195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