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史、通志、方志（州县）、家谱构成了中国的史学大厦。以文学史研究而言，亦大体按此层次形成有序的文学史结构。近些年来，之所以强调地方文学史的编纂，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一元中心论的主流文学史观受到冲击，多元的文学史叙述兴起；二是地方文学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主体性，却未能被中国文学史呈现，至少是呈现得不够全面、细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湖北文学通史》应运而生，被当地专家认为“在全国已出版的60多种地域文学史中，《湖北文学通史》堪称一部典范的地域文学通史”，又认为“从选题上，填补湖北文学史编纂的一大空白。从编纂规模、学术水准等方面，它是省级文学通史的中‘全国第一’”。
但是，这种自夸式的评价能够成立吗？我看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是该书研究对象定位不够精准。这部地方文学史补充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外籍文人宦游或流寓湖北留下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如苏轼、李贽、章学诚等，固然是可取并必需的。但这远远不够。湖北文学史不能是中国文学史的局部放大，而是在中国文学史背景下，将地方文学史视作一个具有独立研究价值的整体，像研究中国文学史一样来研究地方文学史的脉络、源流、派别、影响，描述某一时期生活在当地的文人学者之间的文学活动。在立足作品的前提下，也应着重介绍他们之间诸如结社、集会、唱酬、联姻等活动，以及彼此之间的血缘、师承关系，或前代作家对晚辈甚至隔代作家的影响等，如此方可称“史”。
由于元代以前的著述流传至今不多，大都能为治国史者寓目，它们的作者也就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身影。撰写一省文学史，将这些作家单拎出来，放大、细化研究是可以的。但到了明、清、民国时期，地方文学蔚然大观，且留下了数量可观、尚未形成定论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地方文学史研究，应转换策略与视角，按照研究对象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中国文学史偶有提及，或毫无提及但又不失为一省大家的作家当为重点关照对象。本书出现的疏漏则让人不忍卒读，如明代部分论述竟陵派，虽提及了麻城刘侗所著《帝京景物略》为竟陵派的典范之作，却吝于文字，不再多说。再如乾嘉时，湖北文坛大家如云，却说成“相对沉寂”，当时雄于文坛的熊两溟、程大中、彭楝堂、王銮等毫无提及。至于昙华、王永彬、邓文滨、喻血轮、胡绍轩等作家几乎完全没有现身，提及民国时期的湖北革命思想、文化思潮，丝毫不研究王华轩、喻的痴主持的华中第一大报《汉口中西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更无法让读者了解武汉本地的文学活动。
其次，从本书的书写模式看，基本采用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以前老套的文学史书写模式，其有两大特征：一为集体创作，主编统稿；二是大家占据一章，名家占据一节。这种文学史书写模式的弊病是一叶障目，只就自己所见泛泛而论，而遮蔽了其他大量作家。本来书写地方文学史，就要辨其源流，拨云见月，让读者看到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学风貌，而不是将中国文学史里提到的本籍作家进行放大，以“自壮”本省的文学成就。比如该书的第三卷为近现代卷，专门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湖北文学，张裕钊、樊增祥、闻一多、废名、余上沅、曹禺、七月派、胡风等都各占一章，占据整本书大半篇幅。如此一来，这一百多年的湖北文学史几乎成了这十几位作家的活动舞台，一部地方文学史著作也成了有关他们的研究论文集。择取这种书写模式，暴露的是主创者准备不充分，对地方文学挖掘不够，不得已而为之。也正是由于采用了多人合作的书写模式，全书有不少重复的论述，比如谢元淮既成了清代中期作家，又成了近代前期作家，类似情形时有发生。
三是由于未能真正深入湖北地方文学，所见有限，并多根据二手资料，或对具体研究对象隔膜，导致在细节处屡见文字、史实差错。如“汉上三杰”之一喻文鏊的主要作品《红蕉山馆诗钞》误为《红蕉山馆诗文集》，在近代卷提及时又误作“喻文鳌”；称黄梅喻氏是清初才从麻城迁到黄梅，而不知实为明代中叶，恐怕均是因根据二手资料，未及细审所致。又如清代中期论述喻文鏊，兼及其孙喻同模，称其“工诗文，名重荆楚”，并称其著有《素业堂杂著》，却又在前文称《素业堂杂著》为其先人喻化鹄之作。如果喻同模真是这等大诗人，为何后文的近代卷又毫不提及？再如概说中称陈沆“实已开近代文学的先河”，而正文里陈沆却被纳入清代中期，在近代卷里不见踪影，这如何体现陈沆与挚友魏源一起开近代文学之先声？陈沆到底是古代作家，还是近代作家，这不是可以模棱两可的。书中还以浓重篇幅论述了陈沆的名作《诗比兴笺》，殊不知此书早已被学界证明为魏源之作，且已收入《魏源全集》。这些差错，看似简单，实则体现了作者之间认识的不统一，且未就湖北文学的源流、概貌达成共识，便仓促、草率著史。近代卷里列举“竟陵三诗人”名单，胡鼎臣竟然重复出现，“楚四家”名单亦前后矛盾，这种写作态度真让人担忧。
四是史见、史识能力不足。在一部地方文学史中，一个作家应有何等文学地位，作品有多大文学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当时的文学思潮又对本地的作家产生哪些影响，最能体现治史者的史见、史识。而且，对于前人的史见、史识，亦应适当吸收，比如丁宿章、甘鹏云、王葆心、卢氏兄弟的湖北文学史研究成果，他们对于明清湖北文坛风云人物多已了然于心，他们对湖北文学史的描述、勾勒应该成为今人研究的起点。可惜本书多是凭空点将，以致产生许多误判。如在论述清代中期的湖北文学时，“荆门四胡”与“黄梅五子”竟然有幸成为一节，而实际上“黄梅五子”仅为《黄梅县志》所提及的县域文人群，除喻化鹄外，影响不出黄梅，根本不足以代表当时湖北文坛的最高成就，充其量只能作为次要作家予以提及，当时类似黄梅五子、荆门四胡这样的县市文人群比比皆是。而且，书中所列的“黄梅五子”中的熊恢，竟然误为熊飞。再如天门刘淳，为当时文坛巨擘，研究清代文学的学者尚有寓目和关注，他的成就与影响绝不在喻文鏊、王柏心之下，这从甘鹏云等人的论述中亦可见出，而在本书中已降为一普通作家，寥寥百字对付。又竟然重复出现在近代卷里论述，辨不清刘淳诗歌的属性。此亦可见作者仅根据肉眼易见之史料，枉顾基本史实，文坛乱点将。
早在二三十年前，王齐洲《湖北文学史》、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余彦文《鄂东著作人物荟萃》等，已有不可抹煞的草创或准备之功，惜乎此书并未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甚至治学之勤、眼界之广、学力之深尚不如《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等，遑论已进步成第一部湖北文学史，且为全国第一的典范之作？这只能算是一部有待完善的湖北文学史，尤其是近五百年湖北文学史还有极大的完善空间，甚至有必要全部改写。
（《湖北文学通史》，湖北省作家协会组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版，24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