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形成了具有不同研究特色的“华南学派”“华北学派”“新社会史”等学术群体，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梁勇教授将目光聚焦于西南区域，深入走进历史现场，充分把握地方历史发展脉络与国家在场的互动关系，运用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推出论著《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中华书局2014年版）。该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首先是史料丰富、逻辑清晰。该书以史料为立论基础，一是广泛运用各种官方文献如清历朝实录、《清史稿》《清朝文献通考》等；二是深入挖掘地方档案文献、报刊资料如巴县档案、南部档案、民国重庆档案，四川官报、四川学报、广益丛报等；三是充分吸收民间文献如族谱、碑刻、地方文人日记及家谱等。不同类型的史料集于一体是其鲜明特色，也使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全书分七章进行阐释，按时间顺序上溯到明末清初、下延至民国时期。在内容上采取共时性与历时性结合互动的论述体系沿着清代湖广地区移民缘何、怎样融入川省社会生态，“土客”“客民”之间缘何发生利益纠葛而政府又如何作出相应的调适，各种地方势力粉墨登场，权力交织、更替与消长变化的发展线索来阐述，逻辑架构一目了然。
其次是观点新颖且都言之有据。对保甲与乡约功能的探究，作者认为保甲制形成了地方基本制度，并非官制下的“辅助”角色。乡约也突破了传统所认为的教化功能与自发性组织表征，并承担地方上各项事务，同样带有鲜明的“行政组织化”倾向。对啯噜的猖獗与泛滥问题，作者认为一方面是源于移民入川后，人地矛盾突出、流民频繁等因素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清政府力图强化基层社会管控，但在制度设计与复杂的移民环境之间形成错位，进而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范”。关于客长身份的考证，作者认为巴县客长与传统意义上以会馆首事充任的客长及以海外移民商人充任的客长在职责上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巴县客长扮演着地方职役的角色，换言之，川省移民自发形成的客长制弥补保甲制的缺陷、参与了地方基本制度的构建。“也是探讨国家基层制度与地方互动的极好载体。”（第143页）关于学董选用问题，作者认为与官方文献所强调“承办人学董的选用不得殉情迁就，并不得寄耳目于约保吏胥”颇显差异的是“存在资格、家世、交情等人为因素。某些士绅把充任学董当作捞取个人钱财的最佳机会。”（第255页）说明利益关系仍是竞相充任该职的动机与焦点。围绕八省会馆的权力，作者认为其话语权在咸同年间尤为鼎盛，扮演了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应对社会危机，对于雄厚财力的八省会馆构成路径上的依赖。但民国时期，八省会馆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下的不断吞噬，生存空间已名存实亡。从中表明近代国家对地方管控程度的强弱而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再次是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从研究取向看，“区域史研究的终极追求从来不是画地为牢”，而是探索“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从地域史追求历史的整体性，是把握‘多元而又高度整合’之传统中国社会的有效方法”。（常建华：《观念、史料与视野：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6页）该书充分运用了上述解释体系，不仅对底层民众故事给予充分表达，而且打破了“地方性实践的封闭性”，（常著第10页）同样给予了社会整体史的考察。具体而言，一是该书走进社会基层的具体场景中，展示了政府在制度层面上试图不断适应川省移民社会的新常态而构建起基层社会管控体系的全过程。诸如客长制取代保甲社会职能来解决特有移民社会管理中的难题；团正与客长在职权上的交叉与融合；学董取代庙首解决庙产兴学中的办学经费问题，等等。二是作者放眼于近代重大社会变革对巴县基层所产生的种种效应，着力回答了制度生成与“社会场域”的关系。从制度变革下权力更替的情形看，各方权势从衍生、兴起到最后的消亡可谓跌宕起伏，斑斓多彩。其演进之结局是传统因子的式衰与现代因子的兴起，也可反映出该区域社会特有的历史脉络：巴县移民自治色彩在逐步淡化，并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延伸与现代社会秩序的重构。这对于认识近代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范本。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