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 三（上）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42章，以下略称某章）前人把另一处老子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凑成一幅天然的佳对。用老子的话，来对老子的话，真是天衣无缝。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幅佳对，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其意义的长阔高深，简直难以衡量。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5章）这是老子为“道”下的一个初步的定义。因此可以总称之，曰：道大。不过，以汉文的习惯来说，“道大”有点不大顺，不如称它做“大道”。“大道”的内容，是老子用整本《道德经》来描述的，道的内容的确是非常庞大。
上面25章，老子那段话的意思大体是：有一个混沌的物质，在天地之先已经存在。它既无声音，也没有形体，它并不依靠外在的力量，而自身不停地循环运行。可以把它称作天地万物的本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姑且把它叫做：道。再勉强地加上一个名字，叫它做：大。这段话与《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比较来看，很有意思。使徒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上帝）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道德经》与《约翰福音》，二者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幸亏老子在这章书里，接着说：域中有四个“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最后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名句。“人法地”，意思是：人类的行为取法于大地，或是：人类的生活行为的运行是以地球物理运行的法则为法则。“地法天”，意思是：地球运行的法则是以这整个宇宙运行的法则为法则。“天法道”，意思是：宇宙运行的是以道的法则为法则。“道法自然”，是：道的运行是以自然而然为法则。简言之，“道”取法于“自然”，以自然为法则。质言之，道的运作是以宇宙本来自然的规律为规律。这样，老子的“道”和基督教的“道”才就分道扬镳了。
“道生一”三个字，“道”字，我们在前面已经约略地解释过了。“生”是产生，是化生。在这里我们不愿意把这个“生”字，解成“创造”，免得沾上了犹太基督教创造论的气息。“道生”是从道生出，也就是：从道的本身的不停循环运行的能量，自然的化生出来。这个“生生不息”是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阻止的，就连道的自己也无法自行停止，就是自然而然。因此道的运动本身一活动，就化生出一个东西来，老子称它做“一”。自古以来的解经家们都一致认为：道和一,在化生程序上，好像是两个物体，而在实质上，两者并无显著的区别。这是说，道一动，就立即把自身显示出个“一”来。“一”也就是“道”本身的显示。
老子既然专门提出这个“一”字来，那么，“一”又到底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老子在42章，“三生万物”之后，马上就跟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自己就做了很好的补充解释。自古以来，试着去解释这个“一”的学者，多如汗牛充栋，可是说来说去，费了许多唇舌，引经据典，还不如老子这个“负阴而抱阳”来得简单明了。因为他们解来解去，就没有一个能超出“阴阳”这个范畴以外去的。“道”动而变成一个“一”，这个“一”就是“阳”。“道”一动，就化生出个“阳”来。“阳”动而“阴”随，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之两面”。“一”必定分为“二”，于是就有了“一生二”。譬如，万物是一个“人”，这个人前半面是阳（他怀抱着一个阳），后背是阴（他背负着一个阴）。阴和阳是这个人的“一体之两面”。如果有人多事，要把这个人的“阳”切掉，或是要把这个人的“阴”割掉，这个整个的人就立刻无法存在了。也就象一张纸，一面是纸面，另一面是纸背。如果有人说，我不要纸面，就拼命用橡皮擦，等到纸面被擦掉了，纸背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洞。因为，一纸的两面是绝对不可分割的。
易经曾经也给“道”下过定义：“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第5章）换句话说，道就是一个阴和一个阳之间的变化组合。易经是周朝代表性的学术，而“阴”和“阳”的概念，远在伏羲王朝以前，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实用思想。老子是周朝的学者，绝对不能不了解阴阳的概念和它们的运用，只是他把“阴阳”说得更文明，更巧妙。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说，宇宙一切事物，都具阴阳、正反的两面，而且正反两面是活动的，是互为转移，互相渗透的，互相变化，互相贯穿的。说得更明白的话，就是：阴和阳，两者一为二，二为一。一就是二，二就是一的。因为它是“一体之两面”。
关于“阴”“阳”这两个字的概念，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大家并没有努力为它们作详细的说明。而诸子百家中的《鬼谷子》却曾经对阴阳，说得比较明晰。大概《鬼谷子》是纵横家的书，以智谋、说服为重，他们运用“阴阳”作为“方法”，所以不能不作比较具体的解说。“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用之。”（见《鬼谷子·转圆》章）在这里提一下应该是有意义的。鬼谷子说：“捭阖（纵横）之道，以阴阳试之。…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背、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鬼谷子·捭阖章第一》）那么什么是阴阳的内容呢？接着他说：“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誉、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无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他把人类生存的精神和行为分成积极和消极两面，对立地列了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同时，他还阐明了阴阳之间的关系：“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终还始；阴极反阳。”进而，他说：“物有自然，事有合离。”（《鬼谷子·抵隙章第四》，下同）这是说：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他把它叫做：“隙”。就是：“矛盾”。矛盾的开始极其微小，然后逐渐分裂，对立，扩大。他形容说：“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泰山之本。”当矛盾开始之时，必有“朕兆”，最好在这个时候就要采取对应它们的行动。采取“行动”或“对策”，他把它叫做：“抵”。他说：“隙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隙’之理也。”“圣人见萌芽隙罅（矛盾开始），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政，抵而得之。”他说得这样露骨，难怪《鬼谷子》被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
老子在《道德经》开始第一章，第一句和第二句，就开始了他的辩证逻辑。第一句：“道可道”，第二句：“名可名”。道隐无名（41章），为了方便说明起见，不得已才给它一个名字叫“道”，是无形的，抽象的。“名”是一切具有形质的，是有形的，具体的。因此“道”与“名”是一个“对待”“对立”，是一对“阴阳”。接下来，他又提出“有”和“无”的概念，“无”是无形的，抽象的；“有”是有形的，具体的。又是一对“阴阳”。到了道德经第二章，他提出了一连串的对待概念。如：美与恶（丑），善与不善，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低、矮），声与音，前与后等等。美与丑，善与不善，都是相对的、比较的概念。天下如果没有“美”，就不会有“丑”。没有“丑”也衬不出“美”来。就等于，如果没有光明，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黑暗。没有黑暗，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光明。因此，天下一旦有了“美”，就必定有“丑”；有了“善”，就必定有“不善”。反过来，有丑就必定有美，有不善就必定有善。这是“平面的”比较。
对立既然是从比较得来，那么就可能有更复杂的现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看，高矮是一对阴阳。一个某甲170公分的身高和一个某乙160身高比较，某甲是高子，某乙是矮子。当某甲和某丙180身高比较时，某丙是高子，某甲就变成矮子。因此，某甲可能是高子，也可能是矮子。这是“立体的”比较。阴阳并不是固定的，必须看“观点”“立场”“角度”“中介”“时空”种种客观因素而定。在这个层面上，老子的时代著书，写文章和他的风格是言简意赅。如果要求详细，就非读《庄子》，特别是《庄子·秋水篇》不可了。读过了《秋水篇》，再回头来读《道德经》第二章，就会令人心旷神怡。
如果再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譬如，他说：“一个人坐在公共汽车上，车子在往前驶着。对这个人来说，车子并没有动，而是两旁街道上的房屋在往后走动。”因此，“动”和“静”是“相对的”。同理，读过了爱因斯坦对相对论，再回头来读《道德经》，就会令人仰天赞叹。
“一”“二”的分合转化，就产生了一个“一+二”和体的“三”。“三”是“一”和“二”之间，千变万化的统一体。老子称它为“和”，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冲”是相冲相克，相激相荡。就如上面讨论过的，阴阳对立中的千变万化。相冲相克，相激相荡，却又相辅相成，相合相应。总而言之，“一”，“二”，“三”，也就是“阳”，“阴”，“和”。也就是“正”，“反”，“合”，矛盾的对立，分裂与统一。这就是老子首创最伟大学说之一的辩证法。
如果用图象来表示，就是如所周知的《太极图》。《太极图》俗称：黑月吃白月，或白月吃黑月。也有人称它：黑鱼、白鱼。白鱼的眼睛是个黑点，黑鱼的眼睛是个白点。表示阳中有阴，阴中又有阳。两鱼在一个圆周中，运行永不止息。可谁也没有把谁真的吃掉，谁也不可能吃掉谁。这个图象，巧妙地描述了一、二、三，正、反、合，辩证法的奥妙。这个辩证法在中外古今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无法估计的。
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是第一位运用一、二、三的人。他把他的哲学著作分成三部分。第一部是一般正面的叙述，是“正”。第二部，把第一部的一切都否定了，是“反”。第三部，却又把第二部否定掉都东西，再加一次否定，负负得正，于是全部肯定了回来。人家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康德哲学，第一部：上帝是活着的，第二部：上帝死了。第三部：上帝又复活了。黑格尔是一位对这个辩证法了解和运用得最彻底的一个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文章都分三部，每部分三章，每章分三节，每节分三项，每项分三款。都是一、二、三，正、反、合。黑格尔是使德国复兴强盛的大伟人，德国人封他为：“青年的导师”。他的“法宝”，就是：一、二、三，正、反、合。读过了黑格尔，再回头来读老子，就会令人拍案叫绝。
幼时曾读《封神演义》，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赤精子将老君太极图打散抖开，此图乃老君劈天开地，分清理浊，定水火风，包罗万象之宝。化了一座金桥，五色毫光，照耀山河大地。”（44回）这虽是小说家想象的无稽之谈，不过所谓“包罗万象之宝”，“五色毫光，照耀山河大地”，以此描述老子的一、二、三，正、反、合的辩证法，当之无愧，或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 二 三（中）
老子的辩证逻辑既然是根据阴阳而来的，那么，阴阳的性能与机能对于老子的实际运用理论是有着直接、重要的联系的。因此，在讨论老子实际运用理论之前，必须把阴阳的性能与机能先检查一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代表生长、是始，是进行；阴代表死亡、是终，停止。这是阴阳的一种形式，可以称它为“始终式”。“阳终还始，阴极反阳。”这是阴阳互为始终，来回循环，可以称它为“循环式”。从阳到阴，从阴到和，也就是从正到反，从反到合。这是结合了上面两种形式，成为直线进行的三个阶段，一，而二，而三，正、反、合。可以称它为：”三连式”。综上所述，就是：阴阳的三种机能。
“始终式”，老子称它为：“出生入死”（50章）。宇宙之中，大自天体星球（地球包括在内），小至朝露秋毫，莫不有它们的出生之始，死灭之终。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65章）。然而，不论合抱之木继续发展到枝接云霄，根通海翰，九层之台变成了摩天大楼，千里之行换作了太空遨游，它们都有个消灭终了之期。一切占据了一定时、空的事物，都有其开始之日，都有其终了之时。当然人类是万物中的一种，有生就必有死。老子描写人生，恰好有“出生入死”四个字。当“生”逐渐加量，到了满盈之时，就是“死”的突然降临。
释迦牟尼的最著名的“苦谛”（佛教基本理论）中，描写人生过程生、老、病、死又特别脍炙人口。他说：所乐不得，是苦。快乐不长，是苦。习惯无乐，是苦。不苦不乐，还是苦。这是人生为乐的苦。加上生、老、病、死四项本身就是苦，而人生偏还要挣扎着活下去，这是为苦的苦。总称为人生“八大苦谛”，总称是：人生苦海无边。这个说法，也真是“鲜血淋淋”。唯一解脱的办法是把“六根断绝”，真正达到“四大皆空”，全空真空，进入涅盘状态。因为只要还有秋毫之末一般大的“欲念”存在，就立刻产生“迷惑”，就立刻产生“业障”，马上就堕入“痛苦”的轮回之中，被苦海淹没了，永世难得脱身。
庄子也说人生，他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他同样讲生、老、病、死的必然过程，却幽默萧洒多了。庄子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既有了这个形体，到处来往而大地却无处不默默地驮载着我。虽然我为生活辛劳折磨，经一事长一智，不见得我没有一定的收获。老了，干不动了，病了，干不动了，自然我就卸下我的担子来。如果退休以后，还有机会过几年轻松的日子，含饴弄孙，未始不是一种难以描述的伟大乐趣。有一天，我死了，我就彻底的得到休息了。人有生必有死，这是定律，就象有了白天，夜晚是一定要来的。既然是必然的，不能改变的，那么又何必去杞人忧天呢，不如轻松一点看待吧。一个人上寿一百，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庄子·盗跖》。如果某人年过九十，过生日的时候，是应当庆贺呢？还是应当悲吊呢？不过庄子认为:即使我们用极坦然的心情去对待死亡，如果我们认为还有继续活下去的需要和乐趣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把生命无限期的延续下去的，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的人类啊。他的方法并非那么神秘复杂，窒碍难行。方法只有简单的三句话：“静默可以补病，按眦可以休老，宁可以止遽。”《庄子·外物》。头一句，“静默”是安静，不说话。人开口说话就损伤元气，大声说话、谩骂、吵闹就大伤元气。静默就可保存元气，元气就是天然免疫能力，免疫能力是对付疾病的根本良药，所以它可以补（祛）病。第二句，“按眦”的原文是眦“滅”（这个字是女字边，不是三点水。一般字典里都没有这个字，音灭。是“按”的意思。）就是按摩眼睛，特别是眼眶的内角，睛明，攒竹两穴的部位。时时按摩这个部位就可以休老（抗衰老），延年益寿。现代科学的研究证实，刺激眼内角，同时眼睛尽量往里看，可以刺激眼睛内部的丘状体。从而直接刺激身体的内分泌腺（脑下垂腺体分泌生长荷尔蒙），内分泌旺盛，免疫能力加强，自然延年益寿。第三句，“宁”是心安理得，心平气和。要能得到心安理得，必须要“自宽”，就是凡事往积极、乐观方面想，这样就可止遽（祛除烦躁，忧郁，惊悸,紧张和压力。烦躁、忧郁、惊悸、紧张、压力都是破坏免疫能力的劲敌。
有一天，孔子在鲁国的郊外遇见一个老人，名叫：荣启期，他穿着鹿皮，系着带子，在那里弹琴唱歌。孔子问他：“你怎么这样快乐啊？”他回答说：“我的快乐很多噢！天生万物，以人最贵。而我居然得以生为人，这是第一件乐事。人世间男尊女卑，而我幸得生为男子，这是第二件乐事。好多人生下来不久就死亡了，可我现在竟然或到了九十（五）岁，这是第三乐事。贫穷是很平常的，死亡乃是人生的终点。我过着平常的日子以等待最后终结的到来，有什么好忧愁的呢？”孔子说：“好啊！这是很能‘自宽’的人哪。”《列子·天瑞第一》（又见《说苑》及《孔子家语》）。假使荣启期这样说：“鸟自由飞翔，鱼任性的游玩，我不幸却生而为人。既被国家法律所制，又为社会规范所辖，没有自由活着真是痛苦啊！我又不幸生为男人，终日劳苦，要负担家庭生活，做老婆孩子的马牛，这个枷锁何日才能解脱？真是苦无出头之日！如今我悲悲惨惨地活到九十多，成了风前烛，瓦上霜，又没有发到财，随时要随死神而去。死而无知，这辈子算白活了；死后有知，不知道在阴曹地府里还要怎么受苦呢？真是苦啊！苦啊！”如果一个人这样思想，这个人恐怕一定活不到四十，不是心脏病，就是大肠癌，再不然就是患精神分裂症！
犹太基督教把人类的死亡归咎于“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保罗在《罗马书》5章12节中说：“罪从一人（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要不死，就得先祛罪。于是他在《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从辩证逻辑来看，十字架的意义就是用“死亡”来治死“死亡因素”，好让生命能继续下去。等于要使身体能继续健康，必须杀死致病致死的细菌，或开刀割掉瘤子。因此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说：“这必死的，变成了不死的。……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耶稣自己也说过：“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章25节。从逻辑推理来看，这个道理好极了。“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死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耶稣既作了替罪的羔羊，代替了世人一切的罪，偿还了罪价。莫须有地被犹太的反动派把他用极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却完成了赎罪的理论。可是两千年来，事实上，信耶稣的人，千百亿万，连教皇在内，却没有一个因耶稣的替罪而不死的。理论上的逻辑推理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这个自相矛盾可大极了！要勉强自圆其说，于是他们把肉身的不死，诡辩地推延到了无限期将来的灵魂不死。至于“灵魂”是个“灵”，本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根本没有死不死的问题存在。耶稣说：“那杀得死身体，杀不死灵魂的，不要怕它。”《马太福音》8章28节，既然灵魂不死，用刀剑火燎，杀都杀不死的，上面说了那么多，与灵魂又有什么相干？常言道：“诌书俚戏，不可考究。”到此也就不必考究，简直是不可言说的了。
那么，老子又是怎么说的呢？首先，老子把人类的现状用他的“三分法”，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生之徒”，第二类是“死之徒”，第三类是“人之生动之死地”，各占三分之一（50章）。老子很喜欢用三分法，近年来，留心考察美国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显示，铁定拥护的占三分之一，铁定反对的也占三分之一。还有剩下的三分之一是游走票，最后决胜的就在游走票者的最后决定。最近，白宫宣布，美国青少年中吸毒的占28%强，极近三分之一之数。屡验不爽，是不是巧合？还是天下凡事都是三分的？
“生之徒”就是珍贵生命，注意养生的一群人。老子称他们做：“善摄生者”（50章）。老子又把“生之徒”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本章中的“善摄生者”。他说：“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50章）。”乍看好像老子有什么法术，还是带着什么神符，野兽不能近他的身，并且刀枪不入。或是有什么绝世武功，上山打虎，百万军中自往还。啊！都不是的，老子自己解开了这个谜。他接着说：“以其无死地。”就是他根本不到那种危险的地方去，不入险地。不到有老虎的山上去，老虎怎么吃得到他。好像是说：市虎（汽车）到处都是，喝了酒绝对不开车，绝对不要开快车。这个回答和21世纪的科学家们同一口吻，真是太科学了。第二种，“生之徒”就是：人如果决定了千里之行，速度是一天走百里，十天就走完了。如果把速度减慢，一天只走十里。那么，就可以拖到一百天以后才走完。同样是千里，慢慢的走，所用天数就比前加了十倍。同理，人生的路程如果本来走六十年的，若其使用“低调主义”，慢一点走。采取“弱势姿态”，缓一点进行。运用“柔软迂回”走法，或是“进一步，退两步。”很可能六十年的路程，实际上要一百二十年才走得完。换句话说，即是把生命延长了一倍。他说：“安以动之，徐（缓慢）生。保此道者，不欲盈（满盈或开足马力。）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弊病不层层发生和旧病不重新复发，所以可不至于速死。）。”（15章）。根据这个论点，老子提出了一连串的智慧和方法，如：生而不有……，不尚贤……，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处众人之所恶……，保持单纯，微小，不可急着扩张，以至于不可收拾。等等等等。几乎《道德经》每一篇章都有这样类似的提议。目的是要人“深根固蒂，长生久视。”否则，就是：“不道，早已（亡）（55章）。”“第三种，“生之徒”就是：叫人随时随地“病病”。他说：“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71章）。“病病”前面一个病是动词，后面的是名词。就是：“祛除疾病”。人若没有小病，就不会有中病。没有中病，就不会有重病。没有重病就不会死。不断把致病的因素祛除，就可以不病。不病就不会死。
以上“生之徒”的三种情况，适用于个人，适用于家，适用于乡，适用于国，适用于天下（54章）。譬如，国家在阶段性的过程中，采取“滔光养晦”“不搞无谓的正面对抗”“阳示柔和，阴修战备，以待时机。”等等政策，都是非常实际有用的，也是智慧的，必要的。目的是使国家不容易受到攻击，造就安定局面，好好建设内部，加强实力，以达到长治久安。
第二类的“死之徒”，一切都与“生之徒”恰恰相反。这一群人虽然活着，就象已经死了一样。譬如：醉生梦死。大明永乐时代，有个县官，名叫：金祥瑞。他说：“我名金祥瑞，一天三个醉，醒了就喝，喝了就醉，醉了就睡。”（京剧《胭脂宝褋》）这个官儿就可想而知了。酒精杀死肝细胞和脑细胞，所以酗酒的人免不了肝炎、肝肿瘤和脑肿瘤，心思错乱，易怒颠狂。其次，“酒”作用的延伸，就是“毒品”了，人若染上了这个，就会思想怪异，行为乖张，已经早就不是人了。使用毒品，自古有之。譬如晋朝流行的“五石散”，很像现代的LSD，什么摇头丸之类的药物。再其次就是淫乱。《金瓶梅》笔下的西门庆，生得高大健美，他不但把五个宣淫的条件：潘、驴、邓、小、闲，样样具备，还做了县里的提刑官，照样有自己的衙门，可以拜牌、坐堂，打扳子。他通过贿赂，居然搭上了当朝太师，第一权奸蔡京，还做上了蔡京的干儿子，正是“前程无量”。西门庆昼夜宣淫，平时补品补药不断的吃，还未到到卅三足岁时，得了急性前列腺炎加梅毒（当时中医诊断：癃闭便毒），没几天就死了。上周联合国卫生组织发表报告：今年（2003）十个月里爱滋病例，数量已经再创空前，多在亚、非两洲。“死之徒”的生活，一切都是在寻死，弄死，拚死和等死。“死之徒”三字，非常耐人寻味。郑国名相子产有兄公孙朝，终日在醉乡，不知日出日落；有弟公孙穆，窕窈盈庭，左拥右抱，足不出户《列子·杨朱第七》。所谓人各有志，虽贤如子产，也是爱莫能助，徒呼奈何。
第三类，“人之生，动之死地。”这群人为了要生活得更美满，更丰厚（生生之厚），努力以赴，反而促成了死亡。一般人生，古人用酒（包括吃）、色、财、气四个字来概括。有些人则用功、名、利、禄来概括。纪晓岚答乾隆皇帝语：“臣以为江中的船虽多，其实不过是名、利两条船。”这样把人生概括成两个字，更简单了。人生如工蜂，如蚂蚁，从痛下决心到锲而不舍，为名为利，劳苦奔波，死而无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俑中的佼佼者，为众人称羡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中，“伟大”的人物可车载斗量，而出身卑微，竟然搞到轰轰烈烈，无与伦比的，恐怕千古只有魏忠贤一人。魏忠贤是个黄毛小太监，从小就做了“阉人”，是个五体不全之人。长话短说，他居然在短期内，不但能使“阳道复兴”，而且爬到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朝中文武百官之中，“佼佼者”都拜了他做义父。他著了一个“魏忠贤理论”的小册子，凡是违背这个小册子理论的文章和书藉，不是严禁，就是烧毁。朝廷里发言也不能有违反这本小册子的言论，如有人敢在泰山头上动土，小则徒，大则满门抄斩。皇帝没有人能见得到，他才是真有实权的皇帝。天下万方贡献，他家财宝堆积如山。最奇的是，他竟然还有“盖世武功”，万方奉表颂扬。秦皇汉武做了皇帝想登仙，都没有做到“神”。而魏忠贤的“生祠”遍天下，他活着就当了“神”，享受万方香火。论权、位、钱、势、名、乐、神，集于一身的，试问历史上还有谁？可是说倒就倒，连他自己都不能相信。说死就死，连别人都不敢相信。炎炎者灭，赫赫者绝，他的作风不但把自身搞垮了，把他的家族搞垮了，把整个大明国朝也断送了。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44章）要防止和救治这种现象，就只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4章）还是老子的“低调主义”。
辩证逻辑的第二种形式“循环式”，就是阴阳的运行互为因果。这是老子认识论很特殊突出的一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58章章）是老子的名言，是很多中国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俗语也有：“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的说法。事物向着自身反对的方向发展，经过逐渐的加量，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突然变成与自身相反的事物。这术语叫做：量变引起质变。人生在世，坐的不过是名利两条船。“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13章）。人之所望的是宠；所怕是辱。所爱的是得，所厌恶的是失。人们一身随时随地都在这“宠辱”“得失”中翻滚。
“塞翁失马”是一个有名的成语，也是一个有名的故事。故事是：有个塞翁，他的一匹好马不见了，就忧伤懊恼，气愤填胸。后来，这匹马又找到了，就高兴的了不得。正好是他的独生爱子的生日，就把这匹马送给爱子做生日礼物（现代，很多人把一辆敞蓬大红跑车送给过十六岁生日的儿子或女儿，这些人有祸了！），那个小孩子高兴极了，就去骑它。跑了没有两圈，孩子从马上摔了下来。幸好未曾丧命，只把腿摔断了，从此成了残废。于是就有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话。等到故事发展到儿子成了残废时，又多了两句话：“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后来秦始皇徵役夫去筑长城，去的都没能活着回来。塞翁的儿子，因为残废，不必去服役，平平安安在家过活。故事又回到了“塞马伤儿，焉知非福。”
《列子·说符第八》里有一个故事，宋国有一个三代专做好事的人，一向很平安。家里的黑牛忽然生出了白牛犊来，就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不到一年，他的眼睛无故的瞎了。这时那黑牛又生了白牛犊，他就叫儿子去问孔子，孔子还说是吉祥。又过了一年，儿子的眼也无故瞎了。不久楚国来攻打宋国（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左传·宣公14年》元前595年。楚围宋都商丘9个月，使得城内，易子相食，析骸为爨。）所有的男人都要去服役作战，大半都战死了。只有这家父子都是瞎子，因而免役。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父子的眼睛都又医好复明了。
人若有了这种认识，在得意的时候就不会太张狂，就不会使失意迅速飞到。失意的时候也不必太忧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苦撑过去，否极自然泰来。不管怎么样，都在鼓励人们积极的、乐观的、好好的活下去。同时教导人：“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御览·459说苑》。庄子在《德充符》里，鲁哀公和孔子的对话中，藉孔子的口说：死、生、得、失、穷、达、贫、富、贤、愚、毁、誉、饥渴、寒暑都是事物定型的变化，就象白天、黑夜在人们面前轮流交替一样。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要让穷、达、寿、夭等一切变化来搅乱我们心中的淳和之气，也不让它们搅扰我们的心神思想。如果我们能保持住思想里淳和之气的流通，就不会丢失我们天真的喜悦。无论什么现象发生在我们面前，我们都能随宜应付，而且时在欢乐之中。同时，庄子在《应帝王》里，建议我们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祸来了，照出来的是祸；里面反映出来的是祸的样子。福来的时候，照出来的是福的样子。镜子并不去“欢迎”祸的到来，也不去欢送祸的离去。同理，镜子不去欢迎福，也不欢送福。让他们来去自如，而镜子也不把它们的映象守藏在“心中”，根本丝毫不受它们来去的影响，镜子自己还是镜子。因此，镜子永远胜过祸福、得失，本身永远都不会受到伤害。
这些宝贵的道理和运用，不仅可能帮助我们个人的成功，对于社会，国家都是一样有功效的。譬如，世界人类四大起源地的犹太，埃及，印度都曾被列强征服，灭亡和占领，以至文化断绝。唯独中国在大清光绪年间，几乎被列强瓜分，而却终于傲然独存。美国前国务卿，犹太名人吉辛格在许多场合，都对中国当时运用“以夷制夷”政策的成功，赞不绝口。认为是中国人的智慧超群，起死回生的策略巧妙绝伦。所谓“以夷制夷”就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让列强“互相抵制”“互相平衡”，这也都是“低调”“弱势”“柔和”的策略运用。反把自己抽身出来，在一边“隔岸观火”“坐山看虎斗”。列强不是不要瓜分中国，因为一旦瓜分了，就可能引起他们之间的“世界大战”，尤其不敢惹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沿海的老百姓纷纷自动组织了起来，对抗英国人，使得英国人损失极大，束手无措。当时流行说：中国老百姓怕兵，兵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与其推翻大清，不如维持现状对大家更为有利，于是大清生存了下来。是谓“外其身而身存”（7章）。当时，慈禧老佛爷的说话是：“咱们豁着扔出去这块骨头，让鬼子们去狗咬狗喀。”大清自道光以来，无日没有内乱，无年没有外患。几个大起伏，耗到光绪年间，元气殆尽，衰弱到了极点。列强掠取中国的兴头正是方兴未艾，甚至八国联军来对付这样的一个弱不经风的国家，却灭亡不了她。否极泰来，现在中华民族复兴，盛世即将来临，春风在望，实在是得来不易啊。行百里半九十，为山九仞不可功亏一篑。套孙中山的一句名言，也是一副自然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一，二，三（下）
老子辩证逻辑中的“三连式”是他的辩证逻辑的总代表，是老子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要说明“三连式”，首先要回到《道德经》第一章。他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这里他一连串又提出了三个概念：无，有和万物。老子自己解释说：“万物（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万物生于有，所以有是万物之母。而有又生于无，无所以是天地之始。当然，无又是从道而来的。道动而生无，无立刻又化生有，从有就化生出天下万物来。这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同一个模式。两者是联贯的，互为说明的。《道德经》第一章接下去，老子把“无”和“有”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称为：“同出而异名”。无和有本来是一对阴阳，是一体之两面。从“道”到“万物”，都是它们在中间过程里来回穿插化生的。如果光用一体之两面来形容的话，很可能会误被人理解它们是个静态的。用“同出而异名”来形容，因为有个“出”字，是动而出动的意思，就把它们是“动态”的这一点，标明得再清楚也不能够了。老子把这个动态的化生过程，起了一个专有名字（名词），叫做：“玄”。古今很多人都把这个“玄”字，照说文解字的字面上的意义，理解为“高深”“深远”，甚至于把它解成“玄虚奥妙”。其实这是老子独创的专有名词，他的意义就是：道之动变，或动态。假使我们把“玄”字当深远讲，那么老子下一句话：“玄之又玄”，就变成了：“深远哪，又真是深远哪！”是再次形容前面自己所说东西，了不起啊，又真是了不起啊。好像是一个“低级的商品广告”，王小卖瓜，自卖自夸。如果是这样，就把整个道以及道德经的价值都给砸掉了。老子这句话“玄之又玄”是极其重要的，是说明他整套辩证法成立的关键，所以才能被称为：“众妙之门（是天下一切事物的法门，也是不二法门。）”是老子方法论里极重要的一环。绝对不可以马马虎虎的把它看成是一句无关重要的“广告式的赞美词句”。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40章）。朝着“负面变动”，叫做“反”。那么，把“反”字代入（代数学用语）“玄”字里，“玄之又玄”，就是“反之又反”。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否定之（再）否定”，也就是“负负得正（- x - = + ）”。“正题(Thesis)”经过一次的否定，就成为“反题(Antithesis)”，“反题(Antithesis)”再经过又一次的否定，就成为“合题(Synthesis)”。总而言之，阳、阴、和，正、反、合的辩证逻辑“三连式”之所以能成立，关键全在这个“反之又反”，“否定再否定”，“玄之又玄”。
与“玄之又玄”有相同形式的句子，就是“损之又损”（48章）。老子在这章书里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这以前，“玄之又玄”所说的都是纯理论。由于“损之又损”把“玄之又玄”的意义，朝人生更拉近了许多。再在“损之又损”下面，他立刻就用（有）为，无为和无不为，这三个概念，一下子就烘托出他独特的实际运用理论来。一点都不辞费，完全不搞虚空飘渺，这是老子哲学的一大特色。
有为，无为，无不为，也是老子辩证法的最高表现。简称：“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提出过十次之多。太史公在《史记》的《老子列传》的结尾，用“无为”和“”清静“来概括了老子哲学的一切。因此古往今来，也有不少人根据这个概括，断章取义地，把老子骂得狗血喷头。清静犹可恕，无为最难饶。骂老子提倡无为，叫人不干活，消极，懒惰，退缩，误尽天下苍生。因为他们把概括性的简称，照字面解释，就是：“什么事都不做”，这点可不能怪老子。如果非要怪不可，还得连孔子也怪在内。孔子也讲“无为”《论语·卫灵公》，他说：“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夫何为（谓）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这里的无为，是专讲“无为而治”，（老子讲的无为，远远超过无为而治。）孔子拿大舜来作例证，说他什么事都不干，只是恭敬地坐在自己的宝座（南面）上罢了。就是这样，大舜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圣君，儒家认为：他们是所有中国人的榜样（孔子言必称尧舜）。其实孔子这种简单的说法，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你会那么天真地相信，尧舜真的什么事都不干吗？姑且不说他们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得那么好，如果什么都不干，那宝座是天上掉下来的？就算是天上掉下来给他的，常言道：“猴屁股尖，坐不住金銮宝殿。”他真能坐得住吗？碰到了“拚着一身刮，要把你皇帝拉下马”的人（这种人比比皆是），怎么办？庄子解释“无为而治”这一论点，说得很清楚。
庄子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庄子·天道》。这是说做君主的，虽然自己的知识智慧，能言善辩，办事能力比天下任何人都强万分，也必须能不自我抢着表现，要自制，耐着性子，不去使用自己的智慧，辩才和能力，而必须充分使用下属们的智慧，辩才和能力。能让他们尽量发挥的，就是尧舜。君主必须无为，臣下必须有为。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否则必然败亡相继，这是辩证法的充分运用。曾国藩曾说过：“三天不读庄子，就觉得身上有一股臭气。”那些骂老子，不该谈无为的，大概是因为不读庄子之过。
历史的实例，最清楚的就是楚汉之争。刘邦，运筹帏幄、智慧谋略，不如张良。带兵作战，决胜千里，不如韩信。措办辎重，坐镇一方，不如萧何。可刘邦就是他能放手用他们，使各尽其才。对方项羽，英俊健壮。既有智谋，又会打仗，又心狠手辣。一根枪出神入化，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可是，他连身边一个忠心耿耿八十岁的范增老头都容不了。最后带着一个美姬，糊里糊涂被人家用十面埋伏之计，困得走投无路。美姬殉情了，他自己又在乌江迷路，只好自杀了事。楚汉相争的故事，实在是：无为和有为，利和弊的最佳写照。
几十年前，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想要励精图治，重振雄伟，“下诏求言”。那时雷震就响应，办了个《自由中国》杂志，邀请了许多名人写文章，百家争鸣。内中有一篇是胡适的文章。题名叫做：“无能，无为，无智。”，是一封上蒋先生的万言书。劝他一定要无能，无为，无智。并且举了美国艾森豪和麦克阿瑟两人的性格和作风，好几件实事为例，详细的剖析两人的成败得失。他认为艾森豪是完全照着无能，无为，无智的原理原则办事的，所以一生都非常成功，享着美名，最后顺利地登上美国总统的大位。而麦克阿瑟则潦倒抑郁而死。他这篇文章，到地的解释了“无为而治”君主无为，尽量让广众臣下有为的原理。要君主无为，无智，无辩，无能，绝不是让君主做傻瓜，任人宰割，而是辩证法无上的智慧运用。当然，忠言逆耳，蒋先生完全听不进去，雷震反而被关进了监狱。蒋先生的失败，就败在他自己太“有为”了，太“聪明能干”了。动不动就把重要高级干部，吐一脸吐沫，打几个耳括，还踢上几脚，把他们骂得狗都不如。越贬抑部下，越衬出自己比他们了不起十万倍。不道早已。这与崇桢、道光都犯着同一个毛病。
老子无为的辩证逻辑，其完整方式是：有为→无为→无不为，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有野心（大志）的，相当有智慧和能力，性格脾气都是很强烈、进取的……，基本上具备了“有所作为”的很多好条件，堪总称之谓：青年有为。但这样并不代表这人一定会成功，他的命运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败亡。这是成功之人的第一个人生阶段，是辩证法的正题。接下来，他必须经过“无为”的洗礼。就是他必须经过逆境，打击，挫折，甚至于摧残。这是成功之人的第二个阶段，这是辩证法的反题。什么是无为的洗礼呢？如果用孟子的话来说，最容易明了。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孟子这段话描述了一个人在逆境中所遭受的五方面：“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从动机到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考查。目的就是要他能够“动心忍性”“增益所未能”。与其说是逆境，不如说是“深造”。“君子深造以道”《孟子·离娄》。这里孟子是在反题里做文章，但他没有说出，能接受深造者的先决条件。就是那接受深造之人必须是有为的，否则，不过是一片粪土之墙，一根朽木，一块烂石，一碰就碎，哪里还经得起污（油漆），雕镩，琢磨，根本就是浪费，过不了关的。同时虽然经过逆境，对这个人来说，如果只不过增加了他怨天尤人的机率。他既未能“动心忍性”，更没有受到教训，而“增益所不能”。这个逆境对他就是白废了，折磨痛苦也白受了。挑大粪的还是永远挑大粪。赵匡胤的一生，也是一个好说明。他出身不错，有机智、本领。不想飞来了无妄之灾，于是他穷困潦倒，以至于一筹莫展，推车卖柴。后来风云际会，一路顺风，居然黄袍加身。
一个有为的人，仗着自己的有为，就很可能毛躁，冲动，妄作，强梁，无论他打着什么动人的旗号，实际的动机，作风和行为，很可能都只不过是：自见（意气用事，自我表现。），自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伐（自我炫耀，强出风头。），自矜（骄傲自大，刚愎无礼。）（22、24章）。他的结局就是凶终隙末，误己误人。如果这个人经过了无为的洗礼，胜过了逆境，学会了动心忍性，把许多以前力量做不到的，也能做好了。而不该就做的事也能理智地立即停下来不做。这样就能达到更上一层楼的开阔境界，就是“无不为”的最高境界，凡事就不容易失败，进而人己双利，圆融贯通，必然获得巨大成功，甚至永垂不朽了。
中国历史人物中，岳飞是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当他在卅九岁的英年就被害冤死，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完全写照。他有一首借调满江红的词，尤其脍炙人口。我们从词中的几句话，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他的性格和作风。譬如：“怒发冲冠，凭栏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文字，就可以不难看到，他的豪气，胆气，盛气，傲气，刚气，也可以感觉得出，他的躁气，霸气，意气，怨气和莽撞之气。他统兵以来，恩威并济，智勇双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颇有孙、吴之风。他自己决定了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决策，就勇往直前，谁也不能改变。当时朝廷的政策是：和议，和议，最后还是和议。赵构自即位以来，没有一时不是满脑子的和议。金兀术很顾忌岳飞，尝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由于南宋有权臣在内（包括了疑主），他反而笃定了。因为他知道，自古以来，没有权臣在内，（主疑），而大将能够立功于外的（岳飞却不懂得这个原理）。当岳飞孤军深入敌内，抵达朱仙镇时，十二道金牌召他回军。然后立即将他逮捕，问他个通敌的罪名。从十一月十日被系，审到十二月廿九，打得他遍体鳞伤，都不能定案。而这时人民纷纷组织了起来，上书要为岳飞雪冤，反而帮了倒忙。突然在年底，大家忙着将要过年的夜晚，被“狱吏”悄悄勒毙。大儿子岳云（才廿三岁），和女婿张宪同时毕命。迅雷不及掩耳，其他在家四子：雷、震、霖、霆都被捕判了徒刑，刺配到岭南远恶军州。女儿抱着银瓶投井“自尽”，全家抄没。此后，岳飞两个字等于叛逆，罪大恶极，人们都不敢公开提起。清人袁子才有诗叹道：“灵旗风卷阵云凉，万里长城一夜霜；天意小朝廷已定，岂容公作郭汾阳。”（案：郭汾阳就是郭子仪，是唐朝中兴名臣。）史家评论岳飞之死，死在他忠勇有余，而智量不足。他既明知朝廷专讲和议，他却偏要直捣黄龙。明知秦桧专政，势不可为。却又不肯急流勇退，反而一意孤行。他虽然是国家的一员干城猛将，可是他死了，南宋朝廷觉得：无他不少，有他反而多余。有人说全是奸相秦桧暗地里害他，高宗皇帝并不知情。为什么后来岳飞死了，不管秦桧在位不在位，赵构完全没有追究过，也不替他平反，昭雪伸冤，就象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样。直到赵玮（孝宗）即位，良心发现，干父之蛊，又想藉此鼓舞士气，振作一番，才对死掉的岳飞追谥“武穆”，后又追封鄂王，改葬如仪。他当然撇开父亲，把蛊恶坏事，对岳飞的一切不公平，一股脑儿都推到秦桧身上了事。岳飞冤死，不但造成他家族的极大不幸，而牵连处死了许多人。强烈主战派几乎被一网打尽，从此消声灭迹，大大的伤害了南宋的元气，以至复国无望。
岳飞当时的情况大体可以分做三点。高宗主和，主要大臣附和，成了国家主流政策和战略。赵构的目的，讲明了只要把母后接回，其他一切的牺牲，在所不计。而岳飞一味强烈主战，并且付诸行动。他的目的，打着堂而皇之的旗号是：迎回二圣（徽。钦二帝）。这样把赵构置于何地？这是一。金兀术放空气，说什么“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南宋朝廷最怕的是金兀术，而金兀术反怕起岳家军来。这对朝廷来说，岳家军比大金国更可怕。同时岳家军所过的地方，秋毫无犯，广受人民爱戴。岳飞到底安着个什么心？万一变生腋肘，雪上加霜，这就更可怕极了。这是二。朝廷对岳飞从怀疑到怨恶，已经积聚了相当一段时期。连一向对岳飞敬重和支持的张俊（前丞相、元老）都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态度。可以说朝廷与岳飞之间的矛盾，已经从“内部矛盾”，逐渐转化成了“敌我矛盾”。而岳飞在“忠君”模糊的意识下，竟然懵懂得茫然无知。自己最亲信的部下，被人收买，出卖了他，也浑然不觉。他的警觉性根本是个0，根本就从来没有设法，去做“抵而塞之”的缓和情势的补救措施。他应该知道，自己的年龄还很轻，凡事要前后左右顾到，量力而为。自己若是此时动心忍性，暂退一步，实在却能保全了好多生命财产和国家的未来。即使再等十年，东山再起，也不为晚。可惜，已经极其孤立的他，却还任性地不顾一切！这是第三。犯此三点大忌，岳飞是绝对死定了！怨只怨，岳鹏举不读老子书之过。
反过来看，比他功劳更大，名望更高的韩世忠。在金兵大举南下时，大有灭此朝食的气势。梁红玉帮着丈夫，击鼓退金兵（不仅如此，梁夫人还常常进宫，和太后、后、妃之间关系调整得非常融洽。内有后、妃的看待，掌握重兵的韩世忠在外，就可以办事顺手得多。因为连“黄天荡大捷”这样的事实，都还有人背后说闲话。不止一次的，加油添醋，吹到赵构的耳朵里，说韩世忠有意卖放金兀术。世事人心多么险峻！而岳飞的夫人是个完全贤妻良母型的家庭主妇，在政治关系上一点都帮不上岳飞的忙。），韩世忠黄天荡大捷，保住了大宋半壁江山。从此，金兵不敢再有大举并吞的行动。可是，要明白：大恩不谢，大功不赏，大德不报。老子教人，功成身退。而韩世忠却马上见机，听夫人梁红玉的劝告，毅然上表辞职。辞职不准，辞表就一上再上，不停地上，终于获准退休。皇帝拜他为“澧泉观使”，封福国公。后来观察他退休后的表现良好，又复封为蕲王。这位韩蕲王回家，杜门谢客，终身口不言兵。或骑驴出外畅游西湖山水，或在家与夫人后堂小饮谈心。与儿孙欢聚，怡然自得，优游乐岁，雍荣华贵，安享余生。梁夫人何其多智，莫非她熟读过老子书？
清末，中国在列强的欺辱下，朝不保夕。大家怪孝钦皇后（叶赫那拉氏·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建造个人享受的颐和园，大家怪满洲王公大臣腐败，大家怪武将怕死，文官要钱，等等。有些文人却怪到老子头上，认为中国人之不蒸气，都是老子教坏的。其实大大不然，满清末叶，种种腐朽的败相，正是因为不听老子教导才发生的，是不道早已。而中国人认真听老子话办事的，三千年来，只有汉、唐！因而肇造了千古难得、仅有的“汉唐盛世”。即是史家称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不是为老子巧言辩护，除非他们能否认中国有过“汉唐盛世”。史家简单地说他们：崇尚黄老，与民休息。其实，他们不仅君臣个人谨慎遵守老子的教导，完全听老子的话办事，连政府的结构和制度都是遵照老子辩证法中正、反、合而来。就是史家盛称，现代政治学，法律学,高级管理学所研讨的“中国汉唐宰相制”。汉唐宰相制也就是权、能分立制（这都是现代学者起的名字）。宰相有能，负责一切行政，是谓：有为，是“正”。天子虚位，不实际行政，也不负行政失误的责任，却有任免宰相之权，是谓：无为，是“反”。政府是权与能的总结合体，是谓：无不为，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全能的政府”，是“合”。那么君主根据什么来任、免宰相呢？“任”是根据他的人格，道德，学识和经验的实积，来选择宰相。“免”是根据监察御史的报告。这里又夹带出一个制度，名叫：监察御史制。是“汉唐宰相制”里的另一个正反合。监察御史的职责是专门察访宰相的行政过失。不必一定要有真凭实据，可以“闻风奏事”。就是要他们一天到晚寻找宰相的过失，大小都不能遗漏的，不断地向君主报告。君主根据御史大夫的报告，让宰相答辩。如果宰相不能自圆其说，暴露了破绽，君主就立刻罢免宰相，而监察御史大夫就是天然的宰相候补人。御史大夫当上了继任宰相后，君主再任命一个御史大夫做他的监察人。宰相是“正”，御史大夫是“反”，君主是“合”。因此，宰相的行政就必然是爱国利民的，不允许有任何的失误。于是，天下大治，富强无比。这个世界上最优良的，肇造中国汉唐盛世的体制，后来被英国模仿效法，蜕变而成英国的国会制（英国首相制）。黑格尔说：英国的国会制（国会代替里御史的职务，国会里面设有主要的正、反两党，这又是一个正、反、合）是当时世界上最合理的体制。（日本维新后，把英国的制度照搬到日本，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其实就是说，中国汉唐的宰相制是世界上最早，最优秀的体制。不管体制的现行的机构名称是什么，只要是合乎正、反、合辩证法的精神，就是合理的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又有好人去维护和遵循，效果自然就是：国泰民安。老子的名词是：安平乐泰。至于“中国汉唐宰相制”是个专门而且庞大的学问，一本书都写不完，这里只好点到为止了。无疑的，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更是老子的光荣！
总之，老子交出所著《道德经》，出函谷关后，不知所终。老子所骑的是只“青牛”，就是水牛。想是水牛的脊背特别“宽”，又走得特别“慢”，特别“稳”。他为什么不骑黄牛？不骑马？不坐马车？这是他的“不言之教”，意义也是很大的！
纸短情长，书不尽意。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再加笔者学识浅薄，悟性有限，很难把老子这么伟大的，博大精深的命题-辩证法-能阐释得透彻。只不过是：不揣愚陋，略尽绵薄。希望能抛砖引玉，造福国家民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