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1903—1983），诗人、批评家、翻译家，译笔涉及德、英、法、意等多国语言，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保罗·瓦莱里等人密切交往，其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德名作《浮士德》广受推崇。新近出版的8卷本《梁宗岱译集》，首次以最全面丰富的面貌向读者和研究者呈现了梁译作品。本期“书人书事”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宗岱诗学研究者陈太胜，解读梁宗岱何以译笔生花，诗情何以在不朽的诗里与时间同长。
——编 者
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法国巴黎的文化界曾活跃着一个中国人。法国文坛巨擘保罗·瓦莱里曾将他称为自己所认识的这个种族的“第一个人”，瓦莱里说：“一天早晨，他出现在我的家中，年纪轻轻，风度高雅，操一口十分清晰的法语，有时比习惯用法稍嫌精炼。”这个人就是梁宗岱。他曾于1924年至1931年间留学巴黎，与瓦莱里过从甚密。其最初发表于1929年的《小说月报》的《水仙辞》，即是在瓦莱里的指导下完成的。而梁宗岱的《法译陶潜诗选》，不仅在翻译过程中得到瓦莱里指点，还由其作序于1930年在勒马日出版社出版。由于《法译陶潜诗选》的出版及一系列法文诗的发表，梁宗岱甚至在当时巴黎的文化圈都有了一定的名声。
梁宗岱本人也在多篇文章中自诩自己在巴黎如何与法国文化名人交往，例如，他曾这样说：“留学巴黎的几年，又侥幸深入他们底学术界，目睹那些学术界第一流人物——诗人，科学家，哲学家——虽然年纪都在60以上了，但在茶会中，在宴会席上，常常为了一个问题剧烈地辩论着。”好多人都觉得梁宗岱这是在夸口。在两年前出版的一本由梁宗岱的两个旅法学生，即刘志侠和卢岚撰写的《青年梁宗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作者以大量新发掘的材料为基础，详细描述了梁宗岱与瓦莱里、罗曼·罗兰、普雷沃及塔尔狄尔的交往。塔尔狄尔甚至认为梁宗岱是“瓦莱里认为唯一能及得上自己的人”。显然，梁宗岱在法国文坛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旅法的留学生中，堪称翘楚。1931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后，梁宗岱尽管未获任何学位，但仍被聘为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之后五六年间，他出版了当时影响很大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两本论文集，《水仙辞》《一切的峰顶》两本译诗集，成为后来“京派”重要的批评家和翻译家。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梁宗岱是一个一度被人淡忘的名字，只是近10多年来，才逐渐得到人们重新认识。1903年出生的梁宗岱，青年时期恰逢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于1919至1923年就学于广州著名的教会学校培正中学，打下了深厚的英文功底，并开始最初的新诗写作。早在1924年，他就有诗集《晚祷》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种，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尽管如此，梁宗岱此时的新诗写作，并没有在中国产生真正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使他真正蜚声中国文坛的，是他于上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发表《水仙辞》译作和之后发表的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介绍法国象征主义的论文。可以说，正是梁宗岱，第一次用自己的翻译和文章，最全面和深入地将法国象征主义介绍到中国来。
近10多年来，国内不仅出版了多本梁宗岱研究专著，而且也出版了较为完备的梁宗岱文集。梁宗岱的学术成就，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深入认识。新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梁宗岱译集》8卷。这套文集是迄今为止收罗最齐的梁宗岱翻译作品集，全面展现了梁宗岱在翻译上的成就，让我们对其译笔生花的艺术成就，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这套文集包括译诗集3卷，即《一切峰顶》（歌德、里尔克等原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浮士德》（歌德著）。一般的读者有所不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很有影响的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其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用的即是梁宗岱的翻译。这套文集还包括译文4卷，即梁宗岱所谓文体处于诗与文之间，里尔克等人原著的《交错集》、蒙田著的《蒙田试笔》、里尔克著的《罗丹论》、罗曼·罗兰著的《歌德与贝多芬》。这套文集的最后一卷，即第八卷，名为《梁宗岱早期著译》，最为特殊。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中最有价值的一卷。因为这一卷书汇集了梁宗岱早期（1919—1931年）所有已知篇目和近年新发现的佚文。相关记载向来对梁宗岱在欧洲发表诗歌的情况语焉不详，这本书第一次汇集了梁宗岱游学欧洲期间所发表的全部英文和法文作品，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这当中不仅包括梁宗岱多首用法文翻译的自己早年诗作，还包括他的多首法语原创作品。这些作品有力地证明了梁宗岱在当时的法语写作上所获得的成就。
民国那一代人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似乎自然而然地还是将自己的落脚点放到中国当时的文化建设上。梁宗岱也同样如此。无论是翻译外文作品，还是介绍法国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文学思想，梁宗岱都将自己的关注点放还到中国自身的文化语境。诗人卞之琳曾经回忆说，还在中学时代，他就先后通过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人接触到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法国象征派诗歌，颇有所感，但是“它们炫奇立异而作践中国语言的纯正规范或平庸乏味而堆砌迷离恍惚的感伤滥调，甚少给我真正翻新的印象”，直到从《小说月报》上读了梁宗岱翻译的梵乐希（瓦莱里）《水仙辞》，以及介绍瓦莱里的文章才感到耳目一新。他认为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的“译述论评”，与戴望舒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趋成熟的新诗写作实践一道，共同推进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人事固多乖 纪念梁宗岱》）。
在梁宗岱身上，我们看到，“译述论评”其实是高度统一的，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译诗，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他自己的写作的“试笔”，梁宗岱本人之写新诗，有个由早期的自由诗到后来的格律诗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是在巴黎完成的，即是他在翻译和研究瓦莱里的诗歌中形成的。由对以法国象征主义为代表的“西学”的“译”与“述”，再转至对中国当时新诗写作的“论”与“评”，在梁宗岱那代人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对“西学”的透彻了解，正是为了中国现实的文化建设。在梁宗岱身上，其翻译所达到的成就，与其学术研究的成就，是相辅相成的。对梁宗岱这样兼有学者、诗人和翻译家多重身份的人来说，译笔生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外国文学和文论的介绍，而是通过翻译所达成的文化借鉴。
制图：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