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简介】
柳理，政邦智库副理事长，华人国学大典策划顾问、总撰稿，凤凰网国学频道创始主编，凤凰网文化中心原总监。兼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客座研究员，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文化书院会员。自2014年起参与策划“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至今已连续五届担纲核心策划成员和总撰稿。2020年以来，除继续从事大型文化传播项目的策划和组织外，转型于研究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国际传播，并深度参与了北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甘肃等省相关文旅康养项目的实践。
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关系 合二为一才是正道
《新君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下，您觉得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结合时代发展所需运用于现实？
柳理：这个问题很大。以前我在策划相关论坛时，设计过这个大方向的很多论题，关键词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的“变”与“常”、传统性与现代性、独特性与包容性、学术化与生活化、年轻化与国际化等等。专家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学术背景分享了很多精彩观点，核心主张基本一致，概括起来就是“道术并重、知行合一”。也就是说，既要秉持温情与敬意，系统阐释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基本义涵，也要立足当下、回应现实，激活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强调现代转型实践中的知行合一；同时，还要理性看待传统的局限性，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中兼收并蓄。
这些论点里包含了系统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思想工具，反映了当代知识精英们的基本态度。从精神内核上看，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初期的精英知识分子一脉相承。当然，时代在变化，基础、环境、需求、策略也在变化。总体而言，他们的专业性阐发，与十余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精神是非常合拍的。因此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同频共振。可以说，十余年来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推动，官方与民间是同频共振、保持积极互动关系的。更进一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既是当代中国人在文化自觉上的必然反应，也是当代中国人在文化自信上的共同愿景。
目前在中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尽管声量很大，政策举措很多，我们也要看到，从思想动员、社会实践到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是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两创”是一个方向性很强的“进行时”表述，这意味着是在时间中动态变化的。古人早就说过，“生生之谓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现在，大家习惯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做一个整体对象来讨论，谈如何激活它的传统价值，如何让它回应现实需求，这恰好说明在大众心目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还存在着很大的区隔，是“二”而不是“一”。那么，这个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确实还有很大的“现代化”空间；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文化”也确实需要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传统与现代，不应该被视为对立关系，因此在观念上摆脱教条束缚，合二为一才是正道。
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因应时代需要，在原则和方法论上，前人之述备矣，我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就个人兴趣而言，我更看重的是“用”和“行”——既然大家都说传统文化好，那么好在哪里，具体有什么用，今天怎么用，这是我最近几年尤其在意的问题。传统讲“格物致知”，现代讲“科学精神”，我们不能总停留在宏观抽象层面为传统文化“正名”“叫好”，也不能总聚焦在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道德伦理、心性哲学上，还应该将传统文化中一切可以下沉到生活日用中的优秀资源激活，应用于当下，比如说中医药文化、养生文化、器物文化、古典美学等等。我相信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能够“用起来”的，而只有“用起来”，才是真正“活起来”、“火起来”；只有“活起来”，还能真正有底气“走出去”。
岳麓书院有两大“镇馆之宝” 谈湖湘文化需警惕一个现象
《新君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麓书院考察调研时，对湖湘文化经世致用这一重要精神内核予以褒奖，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体系的重要承载地，您觉得对当代湖湘文化、湖湘精神发展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柳理： 湖湘文化是有着鲜明个性的地域文化，而“经世致用”的气质形塑主要在近现代，经历了五代人才群体的集体沉淀，即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等。不能说“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所特有的质素，但近现代一大批杰出的湖南人身上集中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特征，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他们与湖南省城最高学府岳麓书院，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这也是广为湖南人乐道的事实。说岳麓书院是长沙的文脉所在、湖湘文脉最重要的代表，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吧。
书院是儒家传道之所，纵观岳麓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它虽然经历过七毁七建，但儒家的精神一直在。南宋大儒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说：“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岳麓书院的大讲堂墙壁上有副长联：“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学主脉，儒家定义了中国知识人的价值体系和实践路径（修齐治平）。北宋大儒张载有四句教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有限的小我放置于无限的历史时空和不朽的价值体系中，很崇高吧？这种理想与精神，在岳麓书院的碑匾联记中随处可见。如果我们去分析近现代影响过中国大历史的湖湘豪杰，就会发现他们身上恰好都具备“传道济民”和“经世致用”这两大要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千载传承的岳麓书院精神，就是如今人们常说的“湖湘精神”之精髓，湖南人应该继承并光大这种精神。
最近二十来年，湖南人在谈湖湘文化和湖湘精神时，常常抑制不住自豪，有时候这种自豪很容易被外人理解为自负与自大。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英雄史诗与宏大叙事，固然很提气，但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出圣贤豪杰，也不是每个湖南人都有能耐去做英雄和伟人的。“经世致用”的精髓，不是鼓励大家都去拯救全人类，而是说，要常怀兼济之仁心，常行有用之实务。仰望星空还得脚踏实地，所以，岳麓书院内的“实事求是”匾额，又给了所有心忧天下、情系苍生的读书人一个重要提醒：如果少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所谓的经邦济世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空疏之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从岳麓书院的这块匾额上，看到了实践方法论的现实意义，所以一再强调和彰扬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可见，作为价值理想的“传道济民”或“经世致用”，与作为方法论的“实事求是”，必须合在一起来理解和言说，只有这样，湖湘文化精神才是健康的、有逻辑的。而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作为湖南人的精神圣地，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且最具生命力的高等学府，能够影响湖南乃至全中国，我认为最关键的就在于这两大“镇院之宝”。
文旅康养融合：谁来做都是这个理
《新君子》：随着旅游业的全面复苏，以文化为魂、以康养为载体、以旅游为纽带的文旅康养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以衡山为例，您觉得当地可以怎样统筹推进文旅康养产业一体化？
柳理： 在中国古代典籍里，南岳衡山被赋予了很多文化意蕴。儒释道在这里都建有彪炳史册的道场，这方面说来话长，大家可自行百度。总之，从今天的视角看，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历史文化资源，衡山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中国的文旅融合，概念正式提出并不久，但从自发到自觉的实践探索却有相当长的时间。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行业内、区域间的竞争已经白热化。过去三年新冠疫情，几乎所有景区都曾经按下过暂停键。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作为第三产业的文旅业，是有其软肋的，在消费属性上，其本质是选择性消费。相比之下，健康才是国民的绝对刚需。那么，文旅与康养的产业融合，其叠加价值与市场前景如何，我想不用赘言了。
文旅康养融合的大逻辑，是看整体市场，小逻辑是看在地要素。这里所说的在地要素，首先要看产业重心放在哪儿，如果是偏重于文旅，那么旅游要素和文化要素的优先级是高于康养要素的；如果是偏重于康养，那么康养所必备的要素是置顶的。用这个逻辑去看衡山，康养如何介入或融入原本很成熟的文旅业，首先必须作科学严谨的考察，盘点当地的康养资源究竟有哪些，能否构成有独特吸引力的市场卖点。然后才是产品研发、场景设计、基地规划、运营模式及市场营销的推演。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过程，只有深度研究过和实践过的人才有发言权。
我认识几位很有实力的朋友，他们都对南岳颇有兴趣，在交流中我毫不担心他们的资源整合与市场运营能力，不过，我提醒他们多做一些类型考察与横向比较，比如跟武当山、九华山、五台山、峨眉山等同样是文化名山的资源进行比较，衡山的优势在哪里？而且，从文旅康养产业融合的全流程来看，在地政府与市场主体的角色分工、目标职责、权利边界、风险防控，必须做系统性的釐清，而这些方面都必须基于充分的调查研究，谁来做都是这个理。
华人国学大典十年独树一帜 改变了我的事业轨
《新君子》：您深耕国学经典文化多年，从2014年开始策划参与了五届华人国学大典。您觉得这项活动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柳理：首先介绍一下，“致敬国学:华人国学大典”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文化公益传播活动，最早由岳麓书院、凤凰网联合发起，从第二届开始凤凰网、岳麓书院与敦和基金会强强联手，特邀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亲自担纲总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十余家一级学会先后提供学术支持。在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上，饶宗颐、李学勤、张岂之、杜维明、许倬云、陈来、叶嘉莹、星云大师、成中英、楼宇烈、许渊冲等大儒名宿，以及众多卓越学者、文化传播者和践行者，受到了隆重的礼敬，一百多部学术著作、数十种传播产品或项目，受到了隆重的褒扬。如果说这是直观可见的成果，那么在更深层面，我想说的是，华人国学大典近乎以“神同步”的节奏，与国家文化战略同频共振，成为这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潮的民间风向标。
五届国学大典，Slogan经历了两次升级，从最初的“致敬国学”，到“致敬国学，亲近国学，重建斯文”，再到“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这个项目所要承载的文化使命，既有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有逐渐清晰的主张。每一届华人国学大典，从启动到收官，期间包括很多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华人国学大典连接了众多德高望重的国学泰斗、文化名家与跨界精英，产出了大量在海内外广为传播的优质内容，影响触达数以亿计的华人网友。毫不夸张地说，华人国学大典已经成为华人群体中学术品格高、覆盖面广、品牌影响力大的文化盛宴。
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常问自己。我想，在当代的文化传播生态中，华人国学大典是整个华语世界中独树一帜的文化盛宴。独树一帜，既体现在它的民间性、公益性上，也体现在它的专业性和广泛性上。保持民间性，所以亲切；坚守公益性，所以共情；强调专业性，所以有公信力；注重广泛性，所以能破圈。如果将这个项目放置到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的大场景来审视，毫无疑问，我们做的正是先行的探索者——以互联网+学术+公益的方式，为海内外华人搭建一个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建华人精神家园的大平台。
2023年初，在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的致敬盛典上，凤凰网副总裁、总编辑邹明先生代表主办方致辞时说：“即使未来的中国、未来的我们，仍要面对各种疾风险浪，但我衷心希望，我们致敬国学、礼敬传统的温情不要变，我们继承创新、文明互鉴的立场不要变，我们凝聚华人、重建斯文的理想不要变。‘破岩之水，源自涓涓；蔽日之木，起于青葱。’今天，我们仍是转型社会的转型人，我们赖以生养蕃息的文化长河，也许会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改道分流，但我坚信，只要知其常，守其正，达其变，中华文化的江河就不会断流。”这段话，既寄托了这个项目的文化理想，也代表了我内心最真诚的想法。
我很荣幸，从参与策划华人国学大典到现在，整整十年间，既是核心策划成员，又是项目总撰稿，同时还是很多活动的具体执行人。这要感谢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的高度信任，我也感动于十多家学术支持机构、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以及同道朋友的支持。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华人国学大典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不夸张地讲，它改变了我的事业轨迹，带给我巨大的成就感，让我一路上汲取了很多智慧，收获了很多友情，也激励我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实践上笃定前行。我很难用“最”来浓缩自己的收获，因为一直在路上，也许，我和华人国学大典，在相互形塑，相互成就。
培育新时代“少年君子”没有主客场 大人是一面镜子
《新君子》：目前，中小学基础教育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君子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您觉得将君子文化融入学校教育有哪些路径？我们应如何借助君子文化更好地陶冶和培育新时代“少年君子”？
柳理：在中华传统语境下，如果说“斯文”是文化理想的代名词，那么“君子”则是文化理想的人格化。君子文化的内涵，主要在道德修养层面。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历代贤哲对“君子”义涵做过很多的阐释，读经典时，你会发现，“君子”的最高标准就是圣贤，而最低标准则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正派人。我想说的是，“君子”是传统语境下的人格表述，而在现代语境，“君子”首先得是合法公民，再高一层是有道德操守的合法公民，再往上无非是道德修养更高的合法公民。
那么，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进行君子文化教育呢？我的理解是，首先要告诉孩子们道德与法律的区别，知道做什么坏事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其次是告诉孩子们道德有底线，人和禽兽有区别。这种边界意识特别重要，有些事即使没有严重到违法，但“不是人干的”。识别了道德底线，人才会有耻感。然后，才是关于君子人格的内涵教育，通过潜移默化的正向熏染，让孩子们逐渐理解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在小小的心田里种下真善美的种子。
严谨一点说，这项工作并没有主场和客场。学校与家庭都是主场，老师与家长都是教育主体，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在学校教育场景中，君子文化的教育，一直是渗透在教材和课堂之中的，只是没有刻意用“君子文化”这个词。现有的教材和课程里，思想品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都有分年龄阶段的教学标准，如果能够真正落实、走心、入脑，那么孩子们当然可以成为“少年君子”。如果老师觉得既有教材和课程并没有用好“君子”这个概念，那么，可以通过讲故事、经典诵读、情景剧、游戏等形式，将君子文化进行更形象、更生动、更丰富的阐释。
当然，从孩子的视角看，大人就是一面镜子。大人言行不一，就不要苛求孩子总讲真话。如果大人的世界里充满肮脏丑陋，却指望孩子的世界里纯洁无瑕，可能吗？
《新君子》：近些年“国学热”的兴起,学国学文化的人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于学习国学文化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柳理：“国学热”或者说“传统文化热”，究竟是什么情况，怎么发生的，热在哪些方面，目前处于什么阶段？这些问题我观察了十年，去年花大半年时间做了一个专项课题研究。今年2月底，我在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的致敬盛典上，正式分享了这份课题研究报告——《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热度大数据报告（2022）》（链接： https://news.ifeng.com/c/8NkTy7jHLuI ） ，这份报告是由我牵头主持、邀请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完成的。我们对过去十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所有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和大数据分析，这种“笨功夫”应该是全网第一次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这里我就只介绍结论部分的两个方面，供年轻朋友们参考：
其一，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推动下，迎来了传承发展的黄金时代。从政策热、传播热、学术热、教育热、市场热的既成态势来看，称之为“传统文化热”并不夸张。但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这一热潮，只能算是大幕刚刚开启，未来走势和实际效果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其二，当前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播与实践，虽然声量很大，但总体上离真正的“两创”或者“现代化”目标还有差距。最典型的问题，概括起来有重道不重术、叫好不叫座、喜浅不喜深、图快不图久、重流量不重质量等。在学术研究上，资源整理与系统阐释的基础性工程仍然任重道远；在教育普及、大众传播、应用转化上，通识普及的维度和层次、教育者的总体规模与专业素养、新技术条件下的实践应用能力，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如果是有志于将传统文化进行活化应用的朋友，我提醒你们留意十年来中国影视、文创、文旅等产业的实践案例，可以说，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问题，目前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掘空间还相当之大，称得上是一片蓝海。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运动”，大幕才刚刚开启，我们既要以温情和善意乐观其成，同时更要抱持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共促其成。（本文图片均系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