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现年95岁。少年时期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最小的党员之一；23岁时与友人一起创办了影响甚广的期刊《教育短波》；24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经当时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推荐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并皆因为爱国而毅然回国；一部洋洋洒洒近50万字的《中国古代社会》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他一生勤勉于“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自誉为“爱国一书生”。
与毛泽东相对的汉魏封建说
毛泽东指出周秦以来中国就是封建社会，而何兹全却提出“汉魏封建说”，即主张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于汉魏之际。他认为汉魏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有变化，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实了这一变化是古代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在那个年代敢于公开提出和毛泽东不一样的观点，也足见他的儒生个性。他说:“当时毛泽东以及一些史学界的学者，包括翦伯赞先生等都主张西周之际是封建社会的开始的观点，我发表了上述观点是很大胆的，也很提心吊胆，担心不定何时就会遭批判。不过好在最终并没有因此而遭批判。”1989年他还完成了近50万字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
何兹全认为看一个人在学术上是否有建树，一要看他有没有创新，对于学历史的人来说，就是对历史是否有更进一步、更深一步的认识；二要看他是否有所突破，如果大家都停留在一种认识的迷惘上，他却能向前发展一步，这就是了不起的成绩。他对自己在学术上的评价是“贫乏”但“不浅薄”。他诚恳地说:“比起老一代的学者来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活动荡，历经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战争等，无时不处在战争与动乱中，念书的机会就比我们上一代人差多了，所以我认为自己是贫乏的。比起我的老师傅斯年等人十几岁时就通背‘前四史’、通背《十三经》那就差得太多了。与前辈学者相比，他们是博学的，我们是贫乏的。之所以又说‘不浅薄’，是指在学术见解上不浅薄。我较早地接受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影响，和我的同代人比起来，虽然我的聪明、才智、读书都不如他们，但我的思想方法是辩证唯物史观，这就好比虽然我的武艺不如他们，但我的武器好，我用的是机关枪，它可以使我的战果不比别人差太多。所以我说自己不浅薄。”
何兹全自我评价在聪明才智上只能算是个中人，是中等之才，不算是个有才华的人，但却极好钻研，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要问沙锅几道纹”的坚忍精神。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说自己是“困而学之”者，他解释说“困而学之”的“困”和“学而知之”的“学”在程度有所不同，“学”可能一学就会；“困”则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学会。他说历史上的孔子、司马迁、马克思、恩格斯等等都应该算是上人，他们认识问题、思考问题的水平都是胜人一筹的，他的老师陶希圣、傅斯年也都是学而知之的上人，而自己则是困而学之的中人。
不能漠视文科
“政治家前知八百后知八百的本领都是从学历史、学哲学、学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和智慧中来的，所谓‘知往鉴来’。”何兹全认为目前社会上“读史没有出路”的现象主要是社会问题。他指出:“文科知识分子现在出路不行，工作不好找，挣钱又不多，因此人们在选择专业时往往不会先考虑它。只有等大家都富裕了，衣食无忧了，人们才会从追求物质的满足过渡到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历的时候，才会认识到学史的重要性，才会自觉自愿地学习历史。政治家前知八百后知八百的本领都是从学历史、学哲学、学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和智慧中来的。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就是为了让后人能够以史为鉴，从历史上的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褒贬君臣、纵横捭阖中得到启发，从而反躬自问，知所行止。无数古今事实证明，史载的经验教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给人以知识和智慧，教育人慎思明理、辨别是非。人类应该了解过去的人是怎样走过来的，未来又可能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通过了解人类的历史以及社会的发展方向，人们就会知道哪些事是可以避免的，哪些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历史上凡是君昏臣乱，荒淫腐败必然导致亡国亡朝。相反，如果君明臣忠，则国富民安，这些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他强调在科学技术很发达的今天，注重科学发展固然很有必要，但决不能轻视、漠视文科。科学可以制造原子弹、计算机，可以架桥、铺路，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但如果人文科学滞后羸弱，一个决策的失误，就有可能带来人类的大劫难，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轻视文科。文、史、哲是大政方针，是指导人类方向的航标，是谱写人类社会前景的……
从北伐到研究历史
何兹全是山东菏泽县人。何家是菏泽的大户人家，既是书香门第，又是官宦之家，但何兹全这一支的祖上却未能延续家道的盛极，到他父亲时日趋衰落的家境已近贫寒，无奈之下他的父亲只好到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入伍从军。何兹全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做了小军官，家里因此多了一些收入。
他的母亲是一个十分善良、慈祥的人，何兹全说自己与世无争，与人为善，讲团结，另外还有点软弱的性格多是受了母亲的影响；他的父亲生性刚烈，为人正派，对上级抱有精忠和感恩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何兹全；小学时，语文老师讲中国的戏，不出四个字“忠、孝、节、义”，这些怎样做人的道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让他铭记了一生。走入社会后，他的朋友形色各异，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有跟着共产党搞革命的，而他则一直是中间偏左，包括政治思想，为人处事等始终都持中庸的态度。他说:“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进步，但不过激。”
1926年末至1927年初，少年懵懂的何兹全参加了国民党，可以说是当时国民党里最小的党员之一。“当时我加入国民党应该说大半是稀里糊涂，小半也有点思想。那时我在南华学校(中、小学)读书，学校的校长、老师大多都是很进步的，另外还有很多同学跑到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我就受了他们的影响。当时自己对国民党、对政治理想以及对三民主义等都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我从小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非常关注国内形势和北伐军的胜利发展，每天都迫不及待地在报纸上寻找北伐军的消息，并且还帮着报贩子往学校送报纸，对国民革命的将领、编制以及北伐路线等等都做了很多的记录，北伐军胜利的消息常使我兴奋不已。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加入了国民党。”何兹全如是说。
对北伐战争的关注，促使他后来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北伐战争失败后，人们在反思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于是在知识界兴起了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社会以及中国社会史的热潮。何兹全很想知道中国社会是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发展的？由此引发了他对历史认识研究的兴趣。他考入北京大学后，选读了政治系，后来他发现政治系只讲现代政治，不讲历史根源，而他最想知道的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于是又转入史学系，自此开始了执著一生的历史研究。
仙槎大哥及几位恩师
何兹全在学业上的运气着实很让人羡慕，从大学到留学，经济上一直有族兄何思源先生提供资助，学业上又有多位知名学者护“学”，他实在是太幸运了。
提起何思源先生，何兹全总有道不尽的感激之情:“何思源(字仙槎)先生是我的族兄，我叫他仙槎大哥。解放前他曾任北京市市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教育厅厅长等职务。解放前夕，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吁，国民党特务在他家里安放了定时炸弹，他的女儿何鲁美被炸死，全家受伤。国民党撤往台湾时，他留在了新中国，直到1982年去世。他的另一个女儿何鲁丽现为民革中央主席。1931年我考取北京大学后，我的大学及留学的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从此就都是由仙槎大哥提供的，是他帮助我、资助我读书、留学，使我成人，他对我的培育之恩，恩同再造，永生难忘。但我一生学无大绩，真的是辜负了他对我的厚恩厚望。”
何兹全在大学时期的老师陶希圣，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宣传部长)，在学术思想上给了他极大的影响和导引。陶先生用辩证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史的问题，在陶先生的影响下，何兹全走上了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在他心目中陶先生一直是一位如同灯塔般的恩师。
另一位大学老师傅斯年先生，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筹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对他更是恩重如山。1935年何兹全大学毕业后，本打算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之约去史语所工作，但因仙槎大哥已说好送他去日本留学，于是他便放弃了史语所的工作去了日本。从日本回国后，他在机关里编杂志、写社论，艰难地混日子，度日如年，是傅先生又邀他回史语所，才使他重新又走上了做学问的道路。回首往事，他感慨万分:“要不是傅先生让我回到史语所，我真不知道我现在会在何处，也可能早就死了。是傅先生给了我重新再奋起的机会。”1947年，何兹全经胡适先生介绍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历史学家Goodrich 教授。他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胡适先生当年给他们上课时的情景，他说“胡适先生宽厚待人、身教言教的品德对我的人性成长有很大的启迪。”正是在这些先师和兄长的启迪、影响和帮助下，才成就了何兹全今天事业的辉煌。
爱国一书生
何兹全在日本留学不到一年，他就回国了。在日本，他发现几乎人人都是步履匆匆，紧张忙碌，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却是一片歌舞升平，养花的、遛鸟的，悠哉闲哉；要不就是争权夺利的，不务正业的；蒋介石还在大打内战……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猛然清醒:“人家全国上下紧张勤奋，而我们却昏昏欲睡，麻木不仁。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于是他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与好友朱启贤一起创办了《教育短波》，并且办得还颇有生气，最高发行量曾达到过5万份，而当时上海的《大公报》也只有1万多份。从发行量上来说，它可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多的杂志之一。《教育短波》一共办了五年，创办之初曾拉到了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赞助。何兹全说陈立夫之所以会支持这件事，主要原因是当时各党派都在北京拉学生，陈自然也想拉一些学生，而在当时来说，他们这一干人也算是一大批有才干、有学问的优秀青年，自然陈也就愿意拉他们扩大支持面。抗战爆发后《教育短波》被迫停刊。
1947年5月，何兹全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主要学习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中国留学生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回祖国大陆，另一条是留在美国，而何兹全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去台湾，因为傅斯年先生以及史语所当时都已随国民党撤往台湾，并且他的书籍等物品也都已被带了过去，如果他选择去台湾是绝没有问题的，更何况当时他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学院已经取得了研究员的职位和待遇，可以轻松地留在美国。但是在这三条路中，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他说是“祖国”二字的神圣力量把他召唤了回来。俄国大史学家M.Rostovzeff一生流落欧美，临终时曾非常伤感地说:“我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何兹全对此深有感触，他忘情地说:“一个有祖国的人是无法体会到一个没有祖国的人的感情的，我心中的祖国是中国大陆，我要回来建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新中国。”
正是这一腔的爱国热血，使他在抗美援朝时期，毫不犹豫地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大约二十两金子一并交给了北师大党委，通过师大党委捐给了志愿军。多年来他和夫人生活简朴，从无奢华，却多次为灾区捐款，为贫困学生解囊，而他们自己在金婚纪念日时，却是何兹全以画代实，用笔给夫人画了几十个钻戒作为金婚礼物，他笑说这才叫情谊无价。
《北京晚报》2006年09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