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拾遗是一种官职，始设于唐武则天统治时期，武皇执政后的第一年，即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对谏诤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加置左右补阙（秩从七品上）、左右拾遗（秩从八品上）各二员，从而增加了谏官的人数，其后武则天又大大增添补阙、拾遗的定员，以至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讥。原先，谏官由门下省统辖，谏官本身如果没有受监督的机制，容易引起腐败和渎职。武则天把他们分别置于门下省和中书省，因为门下省称左省，中书省称右省；所以属门下省者称“左拾遗”，属中书省者称“右拾遗”。左右互相牵制、监督，同时也更有利于皇帝控制两省，加强其个人集权。武则天时期政治斗争非常复杂、残酷，对朝中大臣她一般都不信任，设立补阙和拾遗，一方面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开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要害部位安插自己的亲信。因此，谏诤制度一开始就有可能沦为最高统治者剪除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的危险。
朝廷设置拾遗一职的本意或者最微妙之处在于：选重秩卑。皇帝本人非常重视人选，因为这是皇帝身边的人；但给的官阶却很低，相当于县处级，在京官队伍中，比比皆是。究其因在于：位高者往往贪恋自己的高位而明哲保身，不敢仗义执言；受到皇上重视，则因为不忍心辜负君恩而能戮力察举，大胆进谏。对此，白居易分析得异常透彻而精辟：“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拾遗的主要职责是补皇帝之阙（缺失），拾百官之遗（遗漏）——具体而言，前者指的是“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后者指的是“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新唐书·白居易传》）一开始以前者为主；但后来谏官分属门下省和中书省之后，其主要职能范围就颠倒过来了，改成以后者为主。
一般而言，拾遗的任期只有一年，一年之后，如果表现出色，让皇帝觉得满意，就可以得到升迁，去就实职。任期这么短，其好处在于：不断更换新鲜血液，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少壮派，他们思想活跃、锐意进去、敢说敢为，没有太多的顾虑；升迁的希望很大，而且就在眼前（等待一年而已），拾遗们当然会积极表现，以期一年期满后能占据要津。
皇帝找人来监督自己，这应该说是非常开明的举动，要知道那是在封建时代啊；在今天，有几个部门或单位的一把手能做到这一点？也许，那是唐太宗李世民气度恢弘、善于纳谏的遗风在武则天时还依然存在的缘故。但是，事实上，在李世民之后，所谓的谏诤机构大多数只是一种形式或门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的皇帝是认可这种说法的，但你要让他承认，要他改变，是不可能的，所谓“万岁金口”，岂能更改？有的皇帝压根就不认为自己会有错，坚信自己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都是法律，谁要是不听，谁就是真理的敌人。在这种言论环境里，言官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他忠于自己的职守，不断地当着皇帝的面说皇帝本人或大臣们的“坏话”，有时，可能整个朝堂之上只有他一个人在代表真理和真相发言，孤军奋斗，舌战群奴，正如刘禹锡对杨八的赞诗中所说的：“闻君前日独庭争，汉帝偏知白马生。……洛阳本自宜才子，海内而今有直声。”（《寄杨八拾遗》）然而，皇帝对逆耳忠言是不高兴的，一旦龙鳞被拂，龙颜震怒，轻则被免职，重则被治罪；更何况受到参劾的官员会把言官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如果言官不忠于自己的职守，就得违背自己的操守，如果光是拍马溜须，皇帝又会说他失职，也有被免职甚至被治罪之虞。
二
诗人是理想主义者，而现实有着太多的缺陷，他们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对当局会生出种种意见，他们又极其敏感，能迅速认清社会的毛病和病根；况且，他们没有城府，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哪怕说出来的话会触怒上级乃至皇上，会让自己丢掉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本于原则和人性，而不是一己私利。皇帝可能喜欢诗人这种单纯的胆气和幼稚的勇气，所以倾向于让他们当言官。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诗人在表面上似乎都是社会的多余者，而在功能上则是社会的拾遗者。另外，唐朝是一个尚文的朝代。正如刘禹锡所说：“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群慝既詟，骤示以文。韶英之音与钲鼓相袭……唐之贵文至矣哉！”科举考试的科目中有“博学鸿词科”，有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安排，谁诗写得好，就能当官，所谓“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诗歌一旦与“官本位”如影随形，还能不发达吗？在唐朝，写诗也是一条出名的途径，好诗一出手，社会上就会争先传诵，诗人出了名，出门就不愁吃穿，甚至陌生人都会慕名招待。
拾遗的名单一般由皇帝亲自圈定，而皇帝心目中对选任拾遗的标准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能文——“柱下方书，南宫章奏，主张纶翰，典司礼文”，二是要有一定的名望——“尤精其选，非盛名莫居”。这样的标准似乎专门是为诗人设立的，所以白居易在关于拾遗的诗中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因此，在有唐一代总共347名拾遗中，“或敷畅学旨，或该通词艺”的占了绝大多数。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缜和沈既济等都曾被皇帝钦定为拾遗。其中王维做过右拾遗和左补阙，还做过监察御史，既可监督皇帝，又可监督百官。这话听起来非常风光，做起来难上加难。他在《送黎拾遗》一诗中说：“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拾遗虽然在最高统治者的身边工作（临高台），但他们的用武之地非常有限，没法跟他们想象中的活动空间相比。谁不想在黄昏时像鸟一样归巢休息？但是一旦做了拾遗，就不可能那样享受清福了，因为拾遗的工作性质决定他的工作量很大，必须时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且他很容易卷入政治纷争和人际纠纷，难有消停之时。
诗人的天真在于，当他们以遗落在民间的珍珠的身份被天子拾起时，以为皇帝真能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所以更加热中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殊不知，皇帝是让他们当摆设、做工具的，哪里真把他们的“胡言乱语”当回事？不治他们的言论罪就算厚待他们了；如果他们不识抬举，就可能被轰走，甚至被捉将官里去。更严重的是，被他们检举、批判或弹劾的往往是既得利益的达官贵僚甚至皇亲国戚，这些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便会对他们恨之入骨，便会联合起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拾遗们整得丢官落荒，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诗人当拾遗，表面上是诗人的荣幸，实质上是诗人的不幸，或不幸的开始。所谓“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新唐书·白居易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