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元月17号上午七点五十五分，著名学者陶敏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5岁。
陶敏先生1938年12月出生，湖南省长沙县人。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58年3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安排到学校修膳组劳动。1959年9月毕业，分配到东北劳动。1978年9月从四平收割机厂调到湘潭师专外文科，任外国文学及现代汉语教师。1983年 2月调任中文科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师。1982年晋升为讲师，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晋升为教授，2004年从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退休。2005年被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聘为客座教授。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1980年至今，在《文史》、《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杜甫研究学刊》等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80多篇。独著《全唐诗人名考证》、《全唐诗人名汇考》、《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与人合著《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元和姓纂》、《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韦应物集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主编《大学语文》、《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程》，参编《唐诗汇评》、《增订注释全唐诗》等多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等科研课题多项。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二等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荣誉奖等多项。
陶敏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应邀参加了国学网组织的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工程，花费巨大的心血点校完成了《新唐书》，为后世留下了最后一笔学术财富。书犹未出，而斯人已逝，令人无限伤怀。在此沉痛缅怀先生，愿先生一路走好！
我的人生之路
陶敏
1978年9月，我告别了生活过十八年的白山黑水，告别了四平收割机厂，告别了关心爱护我的纯朴直率的工人师傅，回到了故乡湖南的湘潭师专任教。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如果说我人生之旅的第一个二十年是懵懵懂懂，第二个二十年是战战兢兢的话，第三个二十年就可以说是辛辛苦苦了。但是，这二十年虽然辛苦忙碌，却生活得十分充实愉快，使我感受到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觉得多多少少为社会做了一点事情，不枉倒这个世界上走一回，尽管并不那么潇洒。
我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其中对我一生影响至巨的恐怕就是全国解放、反右斗争和四人帮后发生的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事件了。
我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自小过继给伯父，他是当地陶氏惜阴小学的董事长，我就是在这个学校读的小学。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我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并没有很大影响。第二年春天，我考入长沙的雅礼中学，不久，加入少先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接一个。参观土改、上街宣传、签订爱国公约、征集和平签名、慰问志愿军伤病员、演话剧、反对美帝文化侵略、编演话报剧、夜间巡逻看守老虎（指所谓有政治、历史或经济问题的人），两年半的光阴就这样一晃过去了，我也因学制由春秋两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而提前毕业。1953年秋，以蹩脚的成绩考入长沙市三中（现在的明德）。我记得，当时的英语考试，我只做了一道英语题，在I和Chairman Mao之间，填上了一个love，得了一个百分制的五分。对我个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既有象征意义又有讥讽意义的分数。如果没有考上高中，我不知道我的一生会是什么情况，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怕。
这时，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的学习成绩也很快赶了上来，到一年级的下学期，已经是全班第一，在同年级的五个班中也名列前茅。满十四岁不久，我就成为一名共青团员。每个学期都可拿一笔可观的奖学金，一直到毕业。我的各科成绩都比较好，理科成绩更好些。毕业时大家以为我一定会报考理科，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这是，选拔报考留苏和特工（军工）的同学名单宣布了，我榜上无名，我才知道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注定是不能被信任的，于是我愤而改报文科。考前，也没有进行任何复习，侥幸的是，我懵懵懂懂地被武汉大学录取了。
在大学里我贪婪地吸收着各种各样的知识。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了。十七八岁的我，年纪轻轻的就稀里糊涂成了右派。以后两年的大学生活，就是在劳动中度过的。这就是我懵懵懂懂的第一个二十年。幸运的是，高中三年和大学前两年的时光，我还没有白白浪费。高中三年，我已经读过了一些中国文学史著作和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到大学二年级，必修课之外，我已经读了《诗经》研究、《屈赋》研究、《荀子》研究、《史记》研究、唐人七绝诗、中国文字学、汉语音韵学、英语（第二外国语）等八门选修课程，得以亲临刘永济、刘赜、黄焯、沈祖棻等一些著名学者的教诲，也读过《李太白全集》、《庄子》等原著。加上小时候就读过的《孟子》、《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几乎所有中国古代文言和白话的小说，这就是我后来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全部本钱。不然，后来恐怕难以重返高校工作，即使回高校，也很难做出成绩来。
1959年，我正好二十岁，毕业分配辽宁师范学院，但却是安排在农场劳动，喂猪放鸭。一年以后，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了，又被送往四平市吉林省农机厂，为学校换来了一些农业机械。到了工厂，我肉上仍然戴着另一顶“摘帽右派”的隐形帽子，是被打入另册的人，常被通知区参加市里召开诸如右派摘帽、或者犯罪宣判之类的会，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遇到像四清、文化大革命之类运动，我这类人更是首当其冲，被揪出来批斗。等到斗来斗去连批斗者自己都感到乏味的时候，就命我们每天清晨扫厕所、生火炉，以便红卫兵小将们能干干净净、暖暖和和地闹革命；白天便是去做装卸火车的劳动。为了争取时间，我每天早上都要穿越铁路，为此险些送了这条命。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说：“孟尝高洁，空馀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可那时的我，不但空馀报国之情，就是欲效阮籍作穷途之哭也不可得，只有拼命去干装卸火车、搬运部件、挖掘地道那些粗重的体力活时，才可以多少暂时忘掉心底的阴霾，这时，我才对柳宗元贬到永州以后所写“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的话有了深刻的体会。回想起来，真是一场噩梦。以后我便被赶到农村插队落户三年，回城后，就在原来工厂的锻造车间当成本员。
我既不是敢于挺身而出、挽狂澜于即倒的英雄，也不是先觉先知、能够预见未来的智者，而是一个读过几天书、软弱到甚至逆来顺受的普通人。在那样的逆境中，是什么支持着我生活下来的呢？我想，首先是一种信念，一种对生活、对党、国家和民族模糊然而坚定的信念。记得，被划为右派隔离劳动后不久，同寝室的一个右派写了一首《鹧鸪天》赠我，颇为悲观。我也步韵和答一首，下阙是：“锄乱草，种南瓜，岂因颠仆掷年华。躬耕力学从头起，未信而今已际涯。”文词虽然拙劣，但确实说出了当时的心境。1962年，我曾投书武汉大学党委，要求对我的右派问题重新审查，就是我对党、对个人的前途并未失去信心的证明。我总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头，但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尽管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其次，是普通群众包括我的妻子对我的理解和关心。在工厂里，和我接触较多的人，除极个别的外，都能理解、关心、尽可能帮助我，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并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我的妻子，一个出身贫农家庭的共青团员，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抛弃了被提拔重用的机会，嫁给了我这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更是忍受对立派的讥笑和攻击，也拒绝了好心的军宣队员的离婚建议，宁愿作为“右派老婆”跟我上山下乡。如果不是生活在身边这些朴实平凡的人们，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精神会彻底崩溃。
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加工资之类的好事情还是轮不到我的头上，但情况逐渐有所好转。一次，在全场干部近五百人参加的政治理论、文史常识与管理业务的综合考试中，我居然以118分的成绩（满分120分）独占鳌头，得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尽管奖品是把我叫到党委宣传部办公室才交给我的，也算是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1977年冬天我还因为挖地道特别卖力，被评为工厂第四季度的先进生产者。随着极左路线的逐渐被纠正，我感到重回教育战线的时机已经成熟，开始联系工作的调动。不久，关于右派改正的五号文件也下达了，经过努力，我终于在1978年9月被调回湘潭师专工作。
回湘潭师专以后，本来我希望能教中国古代文学，但却由于工作需要，被安排在外语科担任两个年级的现代汉语教学。一年以后，由于教师缺乏，又兼任了外语系的外国文学课。做一名高等学校教师，使我梦寐以求的夙愿。但它的实现却又是那样突然，以至使我毫无准备。这是，我已经年届不惑，过去学的专业知识大都淡忘了，一下子要担任两门课程，是一门中国，一门外语，一门语言，一门文学，毫不挨边，又不是过去最感兴趣、花过较多时间的课程，困难可想而知。而且，在我看来，如果搞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却不能自已阅读外文资料，要依靠别人的翻译，很难提高教学质量，搞出高水平的成果，也不容易在外语系真正站稳讲台。所以我在大量重温大部头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必须花大力气学外语，听美国之音Special English，和外语系的老师一道听外籍教师的课，做作业，读英国人的《英国文学史》原著，自己动手翻译。
紧张的两年过去后，讲台基本站住了，也反以发表了几首Alan Poe的小说；但我发现，外语水平的提高却远远低于我的期望值，记得不多，忘得更快。所以，我决定重新选择我的科研方向。我比较喜爱古典文学，小时候读过《孟子》《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文选》和大部分白话、文言古典小说名著，大学一、二年级时又选修了当时开出的全部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课程，读过《庄子》《李太白全集》等，自小学习背诵的东西记得总是牢固一些。我又觉得，就古代文学来说，先秦西汉的东西不多，但前人做的事情太多，难以超越；宋元以后的研究空白甚多，但资料太多，难以找得齐全；只有唐代资料不很多，容易找到，而且集部的整理正是清代以来学术研究的薄弱一环。我又发现，由于二十年的自我封闭，我的想象力和理论思维能力都很不活跃，就记忆力来说，记外国的东西不行，记中国古代的东西还可以。所以我决定专搞唐代文学，而且以文献为主攻方向。当时，学校图书馆有一部文革中评法批儒时出版的《刘禹锡集》和一部《中山集》，还有一部《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我就利用这几本书开始研究刘禹锡。
这以后我一直泡在图书馆里，偶尔外出，我也尽量利用这机会来看书。记得八三年和太太回膛北，回来经过南京，一起拜谒了中山陵后，我给她买了一张南京旅游图，请她自行观光，我一头钻进了南京图书馆。八五年到南京开会，我也只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其他的七天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整整五年，四易其稿，我终于完成了一部六十余万字的《刘禹锡诗编年笺注》。虽然这部书稿至今仍然躺在我的书柜里（只在八一至八三年的《湘潭师专学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刊出过六万字的《读刘禹锡诗札记》），但我却毫不后悔。因为，正是通过笺注刘诗，我重温了并广泛涉猎了许多书籍，了解了唐代史事、人物和典章制度，熟悉了历代特别是唐代的文献，积累了目录、版本、校勘、注释等多方面的知识。也正是通过笺注刘诗，我才了解到，即使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全唐诗》，乃至全部唐代文学是在是一个整体，各个诗人、各种文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一个唐代作者，都生活在人群之中，他的交游和酬唱，不但是研究他本人的重要资料，更是研究其他诗人的重要资料。特别是，由于唐诗在当时和后代都拥有一个广大的读者群，并以多种形式广泛的传播，这就使有关唐诗的史料不但广发的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文学与非文学的文献中，而且在流传过程中也就会发生种种令人意想不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一首诗可以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作者，十几个诗人的作品可以汇聚在某一人名下，或合二人为一人、或分一人为二人，好事者可以写诗而托名于他人，逐利者可以伪造唐人的诗集。至于诗篇的遗佚、文字的讹夺，就更是屡见不鲜。于是，我的研究视野逐渐转移到唐诗文献整理以及作家作品的考订，曾撰写《唐人行第录正补》《陈陶考》《全唐诗续补遗辨证》《全唐诗、全唐诗外编佚诗抄存》等文，发表于《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
一九八五年湘潭师专改为湘潭市范学院，条件有所改善，《刘禹锡诗编年笺注》一稿也已基本完成，于是，我决定把《全唐诗》作为下一步研究的对象。这时，我开始参加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结识了许多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和他们有着广泛的合作。这以后，我先后完成了《全唐诗人名考证》《中唐文学编年史》（和李一飞先生合作）《唐才子传校笺补正》等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参加了《唐诗汇评》《唐代文选》《中国文学史大辞典》《唐诗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书的编纂，整理了《元和姓纂》等古籍，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还被聘为《全唐五代诗》常务编委和《增订注释全唐诗》副主编兼第三分册主编。一九九二年，我晋升为教授后，又一鼓作气完成了《沈佺期集校注》《宋之问集校注》（与易淑琼老师合作）《初盛唐文学编年史》，整理了《全唐五代诗》中十来个作家的诗集，并完成了《增订注释全唐诗》近四百万字的审稿任务。
这个二十年是辛辛苦苦的度过的。我总觉得过去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所处的地方，资料、信息等条件有交叉，只好多做些笨功夫、苦功夫来密布各方面的不足。二十年来，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图书馆，夜间很少在十二点以前休息过。就拿直到现在没能出版的《刘禹锡诗编年笺注》一稿来说，六十多万字的稿子，抄写了四遍。一部《全唐诗人名考证》，光卡片就做了两抽屉，第一稿用繁体字抄成，一百二十万字，后来又重新抄一遍，改成简化字。不但我自己，就是妻子儿女也得跟我辛苦。妻子带病承担了几乎全部家务，就连她住在医院里时，想的也是能早一天出院，好帮我一把。女儿则为我抄写书稿。这短时间里，我微波的工资和稿费大部分用来买了书，生活很清贫，但我觉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我能够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不为物质文明的强烈诱惑所动心，有许多原因。其中根本的一条，恐怕就是对人生的看法，同学们都熟知保尔·柯察金“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段名言，但大约不大知道晋代陶侃说过的一段话：“大禹圣者，尚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人，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人不能也不应当只为自己活着，人活着首先应当对人民有点益处，死后应当给后人或多活少留下点什么。过去，我想做点事情却不能做，现在时代和国家给了为我机会，我怎么能不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工作，补回白白糟蹋了的大好光阴呢？
从我的经历中不难看出：我个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浮沉，是和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党的正确路线，就没有国家的兴旺发达，也没有我个人的今天。今天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局面和宽松自由的环境，不仅是解放前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也是解放后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用近三十年的时间、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沉重代价换来的。比起我们这一代，今天的年轻人要幸运的多，至少不必去参加那些无休止的、不断变化内容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更不必担心被戴上什么政治帽子，被视同瘟疫，承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应当格外珍惜它。
我读大学时，有一个口号，叫“为祖国健康的工作五十年”。如果不是极左路线穷折腾的话，到我工作满五十年（2009）的时候，我们国家可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了。现在，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年青一代身上。根据党的十三大和小平同志制定的宏伟蓝图，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要打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你们毕业后工作的五十年，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的五十年。孔夫子说过：“任重而道远。”他还解释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说的是抽象的“仁”，而同学们的任务要具体实在得多，光荣得多，也艰巨得多。你们现在的学习就是为实现这一任务所进行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相信你们不会辜负祖国、人民也包括我们这些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