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短暂的，却可以是多姿多彩的。卢作孚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这是公认的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卢作孚在1948年的时候说：自己前半生的时间，几乎都花在办教育上，“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其实卢作孚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他在年轻时“爱编演话剧，吟咏诗文”（丁芦：《饥饿与监狱——卢氏点滴》）。在主持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的时候，他在馆中设立新剧部，着意于新剧、川剧、京剧事业的推广。在创办民生公司之后，他还多次临时参加新剧的编排，效果很不错。如1929年8月18日，民生公司在合川开会悼念陈伯遵等逝去的公司同人，其间公司和峡防局职工联合上演新剧，“第十一幕择婿，成绩算此幕最佳，因为是卢局长作孚说的剧情，当演剧时，前门的人只有挤进来，不能挤出去，只好往后面走才行”（《合川民生公司开追悼大会》，《嘉陵江》1929年9月23日）。再如1931年元旦，峡局职员、少年义勇队学生、北碚实用小学师生等在北碚禹庙坝子上演新剧，共演4出，第4出戏《孝子复仇记》由卢作孚临时编排剧情，由实用小学教师临时准备后登台演出，该剧中“孝女在法庭上的一番悲痛陈述和自戕，使人感动不已”（《卢作孚元旦导演新剧》，《嘉陵江》1931年1月3日）。
卢作孚还是撰写联语的高手。大约在1914年夏初，一位友人即将从法政专科学校毕业走上社会，卢作孚为其写下联语云：“学到精微惟一，法随时势乃迁”（同上，丁芦文），这是迄今为止已知卢作孚现存最早的联语之一。该联语不仅显示出卢作孚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而且清楚地表达了卢作孚在知行问题上的明确取向，以及对于知识学问和社会改造方法问题的独特思考。资料中最早提及和记载这幅联语的是黄炎培，再一个提及此联语的是上述《民生实业公司简讯》中一篇纪事诗的记载，这首纪事诗把该联语放在卢作孚第一次赴上海之前，由此帮助我们断定该联语大致的写作时间在1914年的春夏之间或夏初。从这两句赠言联语中，我们确实可以体味到青年卢作孚的学人特质。宋代大儒朱熹曾经说：“学者工夫只求一个是。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又说：“学，大抵只是分别个善恶而去就之尔”（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岳麓书社1997年版）。在卢作孚看来，学到精微无非就是求得一个“实事求是”或作出一个“择善而从”的选择而已，而为善、行善之法，则可以根据时代的变迁而有或大或小的变化。
卢作孚其实自始至终都首先是个学者。由于出身贫寒，卢作孚只念到小学毕业就中断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深受王闿运授业弟子、著名学者张森楷的欣赏，曾应邀参加由张森楷主持的《合川县志》的编纂。他酷爱数学，曾著《应用数题新解》一书并由重庆中西书局于1914年出版。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卢作孚做过报刊记者和总编，也当过中小学的语文、数学教师，并一度担任川南永宁道教育科长，与恽代英等一起领导川南新文化运动及新川南建设，且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当时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一员。他自学不辍，读书多，读书快，知识丰富，被人称为“小学博士”（《中大校长罗家伦在总公司讲演》，《新世界》第12卷第5期）。1931年9月25日到30日，他与公司同人乘船去成都，一路上并有访友等许多活动。即便如此，数日之间，他还是在船上阅读了《满蒙外交论》、《战后欧洲十年史》、《世界工业史》等著作（《卢局长游程中寄回峡的两封信》，重庆档案馆藏）。他对罗素的思想，对杜威的学说有深刻的研究和领悟。他说过：“我的思想受罗素的影响很大”（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档案中心藏档案）。他不仅从杜威的试验主义教育哲学中广泛吸收当时国际上新兴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而且从杜威的试验主义（一般称为实用主义）哲学中摄取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试验方法，为其社会改造的探索活动所用。在经营民生公司的过程中，卢作孚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并著有《工商管理》一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时人把他与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一道，誉为中国“科学管理专家”（召川：《我所知道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7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卢作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曾经与陈立夫讨论“礼仪廉耻”，把过去注重应酬的礼仪廉耻，应用到国家建设上来。他说：“我们所谓礼者，客气之谓也。好比一桩经济事业赚得的钱，大多数拨归公有，继续作生产的用途，个人则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之谓礼；一桩公众的经营，今天没有钱办了，我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此之谓义；凡是公众的财富，我们绝不苟且一点，此之谓廉；同时做一桩公众的事情，假设我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若别人的好，此之谓耻。”同时，卢作孚认为单纯只是发扬传统文化已经不够，必须充分重视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他表示：“只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我认为还不够，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还须得尽量运用现代世界上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朱树屏：《庐山印象记》（续），《新世界》第67期），卢作孚的意见使一向以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自命的陈立夫也甚为赞同。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尤其是对数学的热爱和数学方面的训练使卢作孚思想缜密，曾经与他同事的周佛海感叹：“此人（指卢作孚——引者注）头脑清晰，且肯研究，余远不如也”（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杂志Asia and America’s 1945年6月号刊载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主任孙恩三撰的《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介绍卢作孚是一个现代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学者（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确实，卢作孚是一个学者，一个头脑中充满了睿智和梦想的学者，一个具有丰富社会阅历并能够从事实际建设以追求国家富强的学者。他创造了一套改造中国社会的系统主张，即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其核心是要打破旧的集团生活格局，创造出以国家、事业为核心的新的现代集团生活。卢作孚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被认为是“建设健将”、“创业奇才”、“奇人”，他一生创造了无数的事业，但自己却始终不是资本家，而是一位怀抱改造社会理想的书生。在近代，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很难找出第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