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古老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里，聚集着多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们的专业素养一流，为人却很低调，从来不会“炒作”，只知道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学生们受益匪浅。不幸的是，1957年忽然来了一场现在已是人所共知的“阳谋”;更不幸的是，来北京师大“领导”这场运动的一个大人物，是现在也已人所共知的“整人”能手，“文革”结束后才听说，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师大重点打教授，北大重点打学生。
于是乎，我们的多位老师都惨遭毒手。刘盼遂先生绰号“活字典”，是训诂学专家。其他大学的教授有不认识的古字，也要来请教他。他有句名言:“书必读秦汉”，从来不读当前的报纸，竟然不知道有《人民日报》，被迫开会时，他就沉默，沉浸在故纸堆里，不关心“时事”，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逃过了1957年的一劫。他是“文革”开始后倒下去的，此事后面再表。人不可貌相这句俗语，在刘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50年代中期，我们上课有固定的教室，在文史楼二层。不像有些学校的学生那样，需要提着空饭盒在校园里奔跑着换地方听课。每逢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都会离开教室，到走廊里转转，换换空气，放松一下。每当我走到系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总能够看见屋里有一个老头，他的个头不高，带着一顶蓝色布帽，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蓝布中山装，典型的老工人模样。
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幅深度眼镜，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他常常提着两只暖水瓶，左手一只，右手一只，去锅炉房为办公室打开水。有时也会站在办公室的门里，认真地端详脚步匆匆、来来往往的大学生。看惯了盛装华服的教授，年轻而浅薄的我误以为，他可能是系里的工友。大二的时候，我们的课程表上出现了“训诂学”的字样。这门课的名字很新鲜，大家都坐在位子上静等。上课铃响后，走上讲台的，竟然是经常为系办公室打水的那位老头。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他开始讲课了，原本木讷的表情渐渐地生动起来，他把一个又一个生僻的古汉字写在了黑板上，他对所书写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感情，仿佛这些字都是他的孩子。他讲它们的来历，讲它们的读音，讲它们的涵义，讲它们的变化和演进，讲此字与彼字的比较，等等。他爱他写下来的每一个古字，他赋予每一个古字一段故事，当他讲述它们的故事时，他的神采飞扬，使我这个本来对古字缺乏热情的学生，也被感染得兴趣浓厚起来。记得他给我们讲解，为什么古代烽火台警告敌情出现的时候，要烧狼粪。因为用其他物质做燃料，冒出来的烟经不起风吹，刮风的时候，烟会被吹弯，风大的时候远处看不见;只有狼的粪，不管风有多大，它冒出来的烟，永远是笔直的。他还给我们讲:为什么在封建时代，皇帝死称“崩”，诸侯或大官死称“薨”，而百姓去世称“死”。因为皇帝死了如“山崩地裂”，动静极大;大官死了如“山鸣谷应”，动静也不小，但不敢与皇帝比肩，一定要比皇帝小些;百姓离世，如同把一瓢水洒在沙地里，“丝”的一声，响过就完了。
所以才有“崩”、“薨”、“死”之分。等等，等等。刘先生的生活方式很保守，他的家在城里，独门独院，平房。50年代中，师大的院子里盖了6幢小红楼，每幢2层，请12位资深教授入住。校方请刘先生搬进来，刘先生谢绝，理由是:他和他的夫人都不习惯住楼房，另外，他的书太多，楼里放不下。我毕业后，再也没有见过刘先生，我从事的工作也与训诂学不沾边，我只是刘先生的众多学生中的普通一员。可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刘先生讲课时的音容笑貌，仍然如在眼前。
我离开母校后7年，“文革”爆发，不久，就传来了刘先生自杀的消息。“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着刘先生“自绝于人民”的流言蜚语，真实的情况却不得而知。若干年之后，才有老同学告诉我，原来是一个当时炙手可热的“青年历史学家”，觊觎刘先生的珍贵藏书，命令师大的“造反派司令”带着红卫兵去刘先生家里抄家，把刘先生视为生命一样的书籍全部拉走了。刘先生受不了这个打击，在自家的水缸里自尽了。我对刘先生充满了敬意，不仅是因为他的学识渊博，他的认真、细致、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刘先生还让我悟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看人不能看外表，一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他的内涵和修养很可能是非常出类拔萃的，这是20岁时的我从刘先生身上学到的另一种学问。从此以后，我便坚持着这个“阅人观”。刘先生学富五车，不攀附权贵，也从不炒作自己，讲课时深入浅出，没有不知所云的哗众取宠。虽然我只是他的一名普通学生，我愿意把他的英名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位大学问家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