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挚友胡适先生说：“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的学生金耀基先生说：“他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曾经的部下胡愈之先生说：“他既没有学问，而且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也是他曾经的部下茅盾先生说：“他是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时候，就格外关注他的名字。但直到前不久，我仍然在文章中表达着内心的困惑：“为什么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争论不休；一抛弃他的名字，历史就发生断裂呢？”
现在好了，有了九州出版社《王云五全集》二十卷，总算清晰了我心中许多谜团。我认为，在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中，虽然人们对王云五先生的评价有霄壤之别；但在人本的意义上，我坚称：他是一位文化奇人、学界通人、事业巨人、政治达人和出版伟人！
文化奇人
王先生说，许多年来他填写“个人简历”，在文化程度栏目中，只填写两个字：识字。确实，他没有学历，只读过几年小学，连私塾都没有读完。原因是他小时候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十四岁。母亲把他当作病人，他怕受人欺负，畏见生人。后来母亲觅得一个偏方，用田鸡蒸饭，他吃了一段时间，身体才好转。再者因为他大哥读书好，考上秀才，十八岁却早逝。父母以为风水不好，王家不该出读书人，只让他识字、读一点外语夜校，满足将来经商所需就可以了。
但王先生天资极好，早年他学东西进步飞快，十六岁进上海同文馆学英文，十七岁就兼职做低年级的辅导老师了。十九岁他被聘去做中国新公学老师，他的同事是宋耀如先生；他的学生中有十七岁的胡适和二十一岁的朱经农。
由于没有学堂可进，图书馆成为王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去处。他进的第一座图书馆是同文馆创办人布茂林的私人藏书室，布茂林是英国人，他有近千册英文藏书，大多是西方名著，有亚当·斯密《国富论》、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孟德斯鸠《法意》、休谟《人类理解》和卢梭《社约论》等。在布茂林先生的指导下，王先生开始了他一生的自学追求。此后几年，王先生通过分期付款，买下一套英文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条条读下去，边学英文，边学知识。这些事情都对他知识的掌握、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养成，起到重要作用。胡适先生曾经称赞他是“有脚的百科全书”，知道事情最多，都与他博学强记，以及早年独具个性的学习生活不无关系。后来人们请王先生介绍学习方法，他写过《中国古今治学方法》、《论学》等著作，其中讲自己六十余年来，“宁可一日不吃饭，不肯一日不读书”，还有读书的五个问题、十四种方法等等，处处妙笔生花、启迪心智。
我总结他的神奇之处，可以用“一强四快”概括。一强是强记，四快是读得快、记得快、译得快、写得快。强记是基础，读他的《新名词溯源》，四千字的文章，满篇列举新词出处，信手所为，实在厉害。比如说：“浪人见柳宗元《李赤传》，文部见《旧唐书·百官志》，意识见《北齐书·宋游道传》，实体见《中庸·章句》，同志见《后汉书·班超传》……”就这样一直写下去。那时没有电脑检索，全凭记忆与查找，没有强记的天资和阅读功底，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其余四快，各讲一个故事为例。
读得快：王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记》中写道，他于一九二零年五月二日至十三日，曾在美国国立图书馆读书十一日，每天读到晚十点闭馆，涉猎科学管理类图书九百种，做笔记数十万言。回国后他让东方图书馆按照他的记录收购，几乎购全，后来却在“一·二八”之役日本人的炮火下化为灰烬。
记得快：王先生早年靠研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学成才，所以一生做出版，最希望编辑各类工具书。编辞书是一个辛苦活儿，需要记大量卡片，王先生做事原本就是一位亲力亲为的人，比如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编《中山大词典》时，自己用七八年时间，做了八百余万张卡片。另有记载，直到一九七九年，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大公报》上披露，当年王云五先生离开香港去台湾前，曾在该处存放词汇卡片数十万张，拟编纂《中华百科全书》用。
译得快、写得快：王先生写作，落笔飞快。在《王云五全集》中，多处记载他的著译速度。例如，他五十岁时，翻译《在铁幕之后》，平均每天译五千字。他一九六三年辞去政务后，开始著书立说，到一九七零年止，至少完成了一千万言的著作。他说“每日写作不下四千言”。他说这样工作，并不是用力量，而是用耐性去完成的。此后因心脏病影响，他才放缓了自己的写作计划。
学界通人
称一位大学问家为通人，要看他成名成家、盖棺定论时，有几个“家”可以得到公认。就学界而言，王云五先生许多领域内都称得上优秀的专家。
其一是出版，这里说的不单是商业问题，也不单是企业经营问题，而是王先生把出版做成了学问。比如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云五检字架、图书影印法等等，都是极好的范例。进一步，它对与出版密切相关一些学科，诸如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百科全书理论等，都有深入研究。其功力之深，涉猎之广，都是今天许多出版人无法做到的。比如一九三七年，他为出版“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曾经著文《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论说文化与文化史、中国文化史料之丰富、中国文化史料之缺点、外国学者编著之中国文化史、外国学者编著之世界文化史和编纂中国文化史应用如何方法。其中列出欧、美、日学者论说中国文化史著作二百三十四部，还详细介绍了法国“人类演进史丛书”五十巨册，以及英国“文化史丛书”拟编二百余种的计划、分类和书目。最后列出拟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八十种目录。这套书出版后影响巨大，无需多言，只是王先生为这套书的启动所做的功课，实在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还有他为出版“丛书集成”、“万有文库”、《中山大词典》和“国学基本丛书”等所做的研究文章，都大有可以圈点之处。
其二是翻译，王先生英语好，我注意到他一生中三次比较集中的翻译活动。第一次是他十七岁时，就为上海南方日报翻译文章。第一篇是雨果《可怜的人》节译本，数千字在报上连载。此后以隔日千字为度，翻译有关世界珍闻，继续了二三年之久，署名曰出岫或岫庐。第二次是一九二零年，王先生为公民书局主译“岫庐公民丛书”，分国际、社会、政治、哲学、科学、经济和教育七类，他首译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后来每月出版两种，先后出版二十余种。第三次是一九四九年他来到台湾之初，创办华国出版社，以译书为主，他自己也参加翻译了许多书，如《工业心理学》、《波兰怎样变成苏联卫星国》、《现代武器与自由人》、《俄国人眼中的俄国》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等，署名曰龙倦飞，取意于“龙从云”，以及“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其三是著述，王先生一生忙碌，他学术著述的高峰期，发生在一九六三年他退出政坛之后。那时他已经年近八十，他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写了一千多万字的著作，涉及论政、论学、论管理、论世局、论教育、论国是、论经济、论为人等，还有回忆录。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七卷和《中国教学思想史》六卷，他原本还要续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哲学思想史》，由于年龄问题，壮志未酬。
这些大著有两点引起我的思考。一是写法，王先生采取纵横交错的方法，先是以人为纲，罗列出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摘录他们的言论，并加以点评；然后再以事为纲，将那些思想归类解说。王先生著述始终坚持“述而不作”古训，大量摘抄古人言论，足见他博学强记。但如此写法，与时下既定的学术专著格式大相径庭，我甚至想到，会有人质疑其是否为学术著作。二是选取人物，王先生选取的古代人物与通常学说大同小异，但他选取的民国政治思想家只有五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张嘉森；他选取的革新时代的教学思想家也是五位：张之洞、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和胡适。如此框定与论说，就很值得我们阅读与思考了。
其四是企业管理，王先生有“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之父”的称号，原因是他最早将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引入中国。那是在一九二九年，王先生刚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职务上卸任。翌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先生突然病逝，张元济先生等人力主，请王先生回来出任总经理。开始王先生再四推辞，后来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取消现行的总务处合议制，改为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立即出国考察半年，回国后实行负责。没想到商务印书馆接受了这苛刻的条件，王先生在半年的时间里，访问了日、美、英、德、法、比、荷、瑞、意九国，参观了近百家企业工厂，咨询管理专家六十余人，阅读相关管理期刊无数。回国后向董事会提交《科学管理方法》计划，率先在商务印书馆推行。其间虽然遇到困难，但王先生此举，已经奠定了他开创中国企业科学管理的先发地位。其代表作为《论管理》与《论经济》两部著作。
其五是教育，王先生在《岫庐八十自述》后语中说，他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前已叙及，王先生早年即从事教育工作。到台湾之后，直到晚年，他在从政之余，还兼职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典籍研究、现代公务管理和中国行政问题研究等课程。曾指导硕士、博士论文三十余篇。台湾最早的五位法学博士周道济、雷飞龙等，都是他的学生；还有金耀基先生也是他的博士生，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本思想之史的发展》。又由于王先生最早倡导中国设立博士学位，所以有“中国博士之父”的称号。
说到博士学位，王先生八十二岁时，被韩国建国大学颁赠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风趣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张文凭。韩国学校提前来信要尺寸，为我订制博士服。我很惭愧地告诉他们，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他们做的袍子顶合身，帽子太小，他们没想到这个矮个子的人，有这么大的头。”去韩国领取证书时，韩方同意资助他带一位秘书陪同。他不肯，坚持只身前往。他安全归来后，还与夫人开玩笑说：“古语说，七十岁以上的人出远门要带着棺材，我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么？”
事业巨人
王先生一生，一直在商政学之间游走。说到商业，人们一定会说到出版，一定会说到商务印书馆。这不奇怪，他十八岁正式就业，到九十岁工作七十余年，有四十余年都花费在出版上，而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百年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是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抗日战争之前曾为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徐有守语）。王先生自一九二二年由胡适先生举荐，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四六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九六四年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直至终年。
王先生回顾往事，多次提到他曾经四度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出危机，实现复兴。第一次危机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击上海，重点攻击商务印书馆总馆、总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至全毁于火。时任总经理的王先生没有倒下。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宣告复业。他们悬挂着王先生拟定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张元济先生致信写道：“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张先生还有言曰，高梦旦先生当年引云五先生入商务印书馆，卒成为商务书馆的救星。
第二次危机是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沦陷区逐渐扩大，多数分馆先后陷敌，财产损失惨重。第三次危机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袭击香港，使抗战四年间商务印书馆印刷重心之香港印刷厂陷敌，财产损失奇重。在此期间，王先生为之殚精竭虑，一次次拯救商务印书馆于水火之中。比如第三次危机后，王先生从香港来到重庆，当时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存款只有十三万法币；到五年后抗战胜利，现款已经达到四五亿法币，成就巨大。所以当王先生提出辞职时，张元济先生写信挽留道：“罗斯福岂恋恋于白宫，其所以再三连任者，亦为维持大局，贯彻已之计划也。”
第四次危机是一九六四年王先生辞政后，不顾七十六岁高龄，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在他的主持下，一年后就使营业额增长了四倍，盈余增长了二十多倍，一年出书近三千种，而此前十六年间，台湾商务印书馆总共出书才七百余种。
就企业经营而言，王先生确实是一位奇才。另外他到台湾后，很看重基金会之类的社会活动，做了许多有影响的事情。略举几例：其一，一九六零年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投资一千万成立文化基金会，王先生任董事长，第一届特殊贡献奖授予吴建雄博士。其二，一九六四年台湾为举行“国父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成立“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王先生任委员会主席，筹集资金，旨在建立文化教育基金，兴建国父纪念馆，出版学术著作等。最终获得捐款近八千万新台币，前三名为台湾水泥厂、新竹玻璃厂和军队。该基金会第一届“学术著作”奖有《三民主义新解》、《国父孙中山先生传》、《从容共到清共》、《中国谚语论》等。其三，一九六七年成立“云五奖学基金会”。其四，一九七一年任“孙哲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其五，一九七二年成立“云五图书馆基金会”。
政治达人
王先生早年论事，就显示出政治热情。八岁时哥哥教他古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便想到表兄陆皓东跟着孙中山闹革命被清政府所杀，表示愤愤不平。所以那时哥哥就提示父亲：“弟弟读书不差，只是要防他走错路。”他二十四岁（一九一一年）时，在旅沪香山同乡会欢迎迎宴会上，认识了孙中山，孙当即请他去南京任总统府秘书。那一年他加入了国民党。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重新登记时，他称“今吾党功成，我不妨引退”，决计放弃登记。原因是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王先生像胡适、张元济、邹韬奋等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力求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旨在坚持独立人格，同时避免为各方政治势力裹挟。后来王云五先生就职商务印书馆，该馆一直坚持“在商言商，政治中立”的原则。那时王先生对于人格独立性或曰自由主义的追求，是与商务印书馆办馆主旨基本一致的。
不过从抗战时期开始，王云五先生即以社会贤达的身份，频繁参加政治活动。他参加了历次国民参政会，以及后来的政治协商会、制宪国民大会、行宪国民大会等。直到抗战结束，王先生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正式加入南京民国政府。先任经济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行宪以后，任首任财政部长。到台湾后，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然后再度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一九六三年因年龄原因请辞，获准后任总统府资政。除此而外，他还曾出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等职。
王先生在总结自己一生时说：“公务、政务殆如客串。”面上很看轻自己从政的人生经历，其实不然。他政治上成就是很辉煌的，尤其是到台湾之后，没有了政治中立的回旋余地，他为台湾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建设等，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比如一九六六年台湾开展的文化复兴运动，确定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同时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为会长，王云五等人为副会长。其主旨在伦理、民主与科学三要项。开宗明义，陆续推出“青年生活规范”、“国民礼仪范例”等。此时大陆文革初起，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如今回头来看，那一代台湾青年耳濡目染，举手投足都可以见到那个时代的文化痕迹。
往事如烟。金耀基先生评价，他如果不是无党派人物，可能会做更大职务。王先生八十岁时，蒋还亲自到他家中祝寿，送上牌匾“弘文益寿”。周恩来曾经与张元济先生开玩笑说：“商务印书馆出了三位总理级的人物，有郑孝胥、王云五和陈云。”
另外，王先生是文人从政，参与之间，总保留着一些知识分子的独立与冷静。尤其是他勤于笔耕，逢事必记，许多政治事件都要记录。比如他参加了历次参政、制宪、行宪会议，将会议中讨论纪实、媒体报道、花边新闻、重要发言、投票结果等，都记了下来。像一九四六年国民大会，在选举主席团成员时，有效票一千三百九十九张，得票数最高的蒋介石一千三百七十一票，少了二十多张；当选的吴贻芳、陈诚和陈立夫，当即请求辞职；大会递补邵力子等人做主席团成员，邵先生拒不接受。热闹啊，许多细节实录，几乎让我联想到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出版伟人
关于王先生出版，人们谈论得最多。此番读《王云五全集》，我觉得有三个要素，构成了他成为出版伟人的基本骨架。即读得多，藏得多，编得多。
先说读得多。一九六九年，台湾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年八十二岁的王先生，他对记者说：“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没有人读的书比我多。”他将自己的读书分为两个阶段，少年时凭兴趣，没有方法；后来有了方法，学会记卡片，读的书就更精更专了。比如王先生从二十几岁读英文原版三十五巨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起步，“用三年时间，将这样一部大书读透了七八成”，连胡适都赞扬他实在厉害。但王先生自己却感到惭愧，认为“如果用来专攻一科，收获将会更大”。不过这样的早年阅读，却为王先生后面的人生带来意外收获。他事实性地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自学方法，使他虽未成为专家，却走向杂家、博学家与出版家的道路。
再者，人们说王先生一生最大贡献是“四百万”，即：“四”是指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指百科全书建设；“万”是指“万有文库”。这些事情，无一不来自于他的阅读体验。像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以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方法的研究，正是他苦于读书太多，翻检困难，才专心研究图书检索方法的结果。还有王先生立志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更是早年阅读留下的伏笔。他从一九二零年代筹备出版《中国百科全书》，初拟一亿字，数年间已经完成五六千万言，不幸毁于“一·二八”之役。此后拟编《中山大辞典》，收字六万（《康熙字典》是四万余，《集韵》是五万三千余），收辞语六十万余（当时的《辞源》正续编仅收约六万）。最终先行出版《一字长编》也不下一百万言。另外，王先生自己也要编辞书，他从一九三零年编纂《王云五大辞典》，接着有《王云五小词典》和《王云五小字汇》。到台湾后，他还推出《王云五综合词典》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
再说藏得多。一九二一年，张元济、高梦旦先生邀请胡适先生来商务印书馆做编译所所长，胡先生不肯去，却推荐王云五先生。他七月十三日在上海拜访王先生，然后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两千本，中文书也不少……”此时，王先生只有三十几岁，胡先生借此赞扬王先生，也可见那是读书人对个人藏书的看重。到商务印书馆后，王先生出国考察，买过许多书刊，多放入东方图书馆中，“一·二八”之役全部被毁。直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之前，王先生个人藏书达八万多册。其中中文木版书四万余册，中文铅印影印书三万数千册，西文书约七千册。他去台湾时行色匆匆，资产无法移出，只带走少量图书和字画，为数不及收藏图书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他被大陆方面宣布为“战犯”，留在大陆的资产荡然无存，藏书自然也没有了。读王先生到台湾后的文章，他对其他财产散失并无多言，只是藏书遗失一事，逢有人问，他都会为此叹息一番，一直叨念到去世。
到台湾后，王先生旧习不改，又开始个人藏书之旅。并且建有三个书斋：外书斋、内书斋和疏散书斋。到一九七零年代初，王先生在二十余年间又藏书达到三四万册，他成立“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自己另捐一百万新台币，买了一所房子，成立云五图书馆，将个人藏书全部放置其中，向社会开放。此时，王先生已经八十五岁。
显然，收藏图书是王先生人生的一大乐趣。他晚年曾经写过文章《我的书斋》，其中提到一生中七次最得意的购书经历。其中一次是，他一九四四年访英，在英国博物院附近一旧书店，以五英镑购得赵孟頫所书嵇叔夜绝交书真迹。但他内心中潜藏着最大的乐趣，还在建立公共图书馆，服务社会，实现他一生的梦想。
最后说编得多。我曾写文章说王先生是一位出版狂人，他一生所列出版计划，动则几百本、上千本，那样的气魄，直到今天国内也无人能够超越。总结他的志向，大约有“两比”。一是与国外比。据徐有守先生说，在抗日战争之前，商务印书馆的规模，已经是世界前三名了。当年编“万有文库”，纽约时报称赞，那是“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编“幼童文库”二百册，直到前不久，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先生，还在他的著作《我的图画书论》中评价：“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二是与古人比。前面已经谈到，王先生编辞书时的志向，一定要超越古人。编“万有文库”，他的志向之一是追赶“四库全书”七亿字的规模，他说“万有”一二集加起来有四千册，合二亿四千万字，再加上参考书，总字数已经达到“四库”的一半。他的另一个志向是 以“万有文库”为依托，将东方图书馆藏书整理翻印出来，使之化身成千万个小图书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王先生用五年时间出版的“万有文库”，使“其借本文库而新办之小图书馆不下二千所”。
总之，王先生一生编书太多，好书太多。直到一九七零年，他八十三岁时，还在台湾商务印书馆主持日常工作。有一天，他开始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月会上，向全体馆员讲述自己对书的认识。他将商务印书馆成立七十四年间出书做一个总结，认为“创造性出版物”只有三十种。第一种是《华英初阶》及进阶共五六册，那是该馆几个印刷工人出版的第一种书。第二种是张元济先生主持的《中小学教科书》；接着是《东方》杂志、《辞源》、《中国人名大词典》等学科词典、《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百科小丛书”、“各科小丛书”、《百科全书》、《四角号码检字法》、“学生国学丛书”、“万有文库”、“大学丛书”、《四库珍本》、“中国文化史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丛书集成”、《中山大辞典》、“各省通志”、“年谱集成”、“小学生文库”及“幼童文库”、“中学生文库”、“人人文库”、“各科研究小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古书今注今译”、“新科学文库”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需要指出，这里面有些“书”并未出版，只是选题，比如《百科全书》和“年谱集成”等。另外，这些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王先生主持出版的。
尾声
读《王云五全集》，好像是在翻看一部历史的两面观感：此岸批林批孔，彼岸声讨中共将联合国刻有《礼运·大同》的大理石匾额拆除；此岸批判蒋介石是独夫民贼，彼岸却说蒋“内圣外王、典型儒者、英雄意志、圣贤性格”；此岸研制核弹，志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彼岸却在疾呼，在大陆还未生产出核弹之前，已经是复国的最后机会；此岸判定王先生为战犯，彼岸却称其为“世界一流的出版家”（黄仁宇语）……
历史的轮回啊，种种事情的发生，常常让后人感慨莫名。但此时，我的心中总算渐渐清晰了王先生的形象：他矮矮的个子，壮壮的身材，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声音洪亮，滔滔不绝，活像一座洪钟，更像一尊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