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的“红色掌柜”，他的一生同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每每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发挥重要作用，他不居功，不自恃，淡泊名利，低调得近乎神秘。“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是他一生经验的高度概括。“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名言。
陈云手稿弄清遵义会议之迷
长征途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史称“遵义会议”。
红军占领遵义期间，刘伯承任遵义警备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陈云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述遵义的情景：
我以驻军有暇，曾步游遵义全城。遵义地处黔北要冲，有汽车路北通川边之松坎场。自遵义向南，越乌江而直达贵阳。遵义为黔省通川重庆之要埠，因地处川边，故风俗习惯及商业情形，均与川省有密切关系。遵义城有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集中之区，旧城为官暑与住宅区域。两城之间有小河，中贯以石桥。城中官署庙宇，当时悉被赤军驻满。据闻黔军柏辉章师长之公馆(在旧城)驻有赤军总司令部，毛泽东、朱德即驻于此。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赤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赤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赤军之友社，等等。所以赤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社执旗上街演讲，为赤军演说。当我步至县立三中时，见操场上有该校学生之篮球队与赤军篮球队正在比赛。赤军球艺甚精，因平日提倡体育甚力。赤军想尽方法鼓动青年学子，由此亦可见赤军对于青年学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记者，当赤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叫李小侠者，年约20，同情赤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
当赤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赤军而去。
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义城酒肆中颇饶川菜滋味，我亦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饶川味，且价极廉。
陈云提及的中学生李小侠，笔者曾于1991年5月26日在遵义采访她，当时她已是一白发苍苍的老妪了……
随着毛泽东的影响日益扩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对于长征途中所召开的遵义会议的研究也就日益深入。然而，由于在档案中没有找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关于遵义会议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例如，遵义会议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出席者有谁……
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的发现，一下子解决了许多历史难题，引起广泛注意。
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的一件。手稿用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共8页4000余字。一看内容，便可知是当年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中记载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而前所未闻的史实。
可是，这份手稿显得不完整，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不得而知。再则，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这份手稿在未得到正式确认之前，无法公开发表。
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时，只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档案部的一份公函中，见到引用过这份手稿中部分内容，注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那份公函表明，早在1959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档案部已经注意到这份未署名的手稿。
岁月飞逝，1985年1月，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于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辨认，以弄清是谁写的。
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而且当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此次辨认手稿时，他正在杭州。所以，当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这份手稿被送往杭州。
笔者访问了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
朱佳木回忆道：
“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说：‘这是我写的!’
“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是陈云同志写的字。
“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时写的传达提纲……”
这下子，手稿的来历查清了：又是出自陈云笔下!
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提纲。这份手稿，成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经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写成的，因此写作时间应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之内。
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这样，这份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的手稿，署名陈云，先在《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上发表，接着，在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
陈云手稿的发表，一下子澄清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争执不休的疑案……
陈云手稿指出：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由于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
陈云手稿指出：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3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5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这一段话，给历史学家们帮了大忙。历史学家们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陈云提及的“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再加上陈云提及的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
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总共20位出席者。
陈云手稿如实地记录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出：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A，也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是周恩来。长征时，他们三人组成“三人团”，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陈云在会上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起支持毛泽东，批判博古、李德。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原为政治局委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陈云曾经回忆说，他是在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才认识毛泽东的，最初对毛泽东并不了解。到了遵义会议时，陈云对毛泽东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陈云称毛泽东“非但聪敏，且有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正因为这样，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
“收账先生”的艰险历程
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颇为危险，也颇为艰难。当年，陈云从上海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差一点落入敌军包围圈；现在，又要冒一次很大的风险。陈云对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知道是外地人……
此行必须轻装。临行前，陈云把有关的文件整理后，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很可能是此时放入箱子的。后来这些文件被作为重要档案，转运到了苏联。
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告诉笔者，陈云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的。朱佳木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整理陈云的文件时，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席懋昭在四川天全县当过小学校长，他在自传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进，是朱德的同乡，1912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观音乡。1930年在仪陇中学读书时，席懋昭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在押解途中脱险。1931年席懋昭入保宁高中，次年秋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出卖了席懋昭，他按上级指示转移到了荥经县，后来又转到天全县，依靠他在川军24军5旅28团1营任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被天全县长委派到灵关殿小学任校长，他的妻子贺伯琼（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担任教导主任。有了这样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席懋昭在天全县与二音院（观音寺）主任教员、中共地下党员魏守端取得了联系，开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6日晚，席懋昭带领游击队在天全县城附近迎接红军，并带领红军先遣队1军2师4团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经十八道水、苦蒿坪直抵灵关殿镇。从此一连6天，红军源源不断从灵关殿镇经过，向宝兴进发。席懋昭和魏守端带领红军战士打开了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乡亲。
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殿镇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两名红军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要他护送陈云出川。
当时，陈云就住在灵关殿小学。当席懋昭来到陈云住处，一位名叫陈梁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来到这里。陈梁是四川冕宁县中共沙坝党支部负责人，红军经过冕宁时，他随红军北上，来到了天全县灵关殿镇，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为了对付沿途的盘查，当时席懋昭、陈梁与陈云一起商量，陈云的“身份”有两种：通常说成“小学教员”，因为席懋昭是小学校长，容易掩护陈云：有时也可以把陈云说成是到川西的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考虑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在追击红军，他们商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达成都，再从成都前往重庆。席懋昭在荥经县工作过，对那一带很熟悉。
为了确保陈云能够顺利“过关’，中央纵队红军的指挥员根据席懋昭的建议略施妙计，以给陈云一道“护身符”。
当天，陈云一行在细雨中离开灵关殿小学，踏上征途。就在他们走出灵关殿镇不远的地方，忽然有一个满身是泥水的30多岁的男子急急忙忙从后面追了上来。
席懋昭认得此人，大声喊道：“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顶头上司、天全县教育局长熊某人。他作为国民党官员，在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被抓。这天，他从县城被押解到灵关殿镇，红军“一不小心”，被他逃脱——逃脱的时间，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刚刚离开灵关殿镇的时候。熊某人的家在荥经县，他是荥经县的地主，红军料定他会从灵关殿镇逃往荥经县，在山路上与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局长介绍陈梁说，是他冕宁的远房亲戚。接着又介绍了“收账先生”，说是做药材生意的商人（席懋昭随机应变，由于熊某人是天全县教育局长，倘若把陈云说成小学教员，容易“露馅”），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梅老二”（当地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代称），结伙从山路逃往荥经县的。
那位熊局长信以为真，也就跟他们三人同行。一路上遇见民团设置的哨卡，见到熊局长，民团一边点头哈腰，一边连查都不查就放行了。
翌日，陈云一行顺利到达荥经县城，这天恰巧是陈云30岁生日。陈云出生于1905年6月13日，当天正是他的“而立之年”。
毕竟是“患难之交”，熊局长热情地邀请陈云一行到他家做客。盛情难却，陈云等在他家住了一晚，毕竟重任在身，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进发。
就这样，走了五六天，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陈云一行来到了成都。
成都风声甚紧，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坐镇成都，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蒋介石从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镇150多天，发誓要全歼红军于四川。就在陈云到达成都的前几天——1935年6月14日——蒋介石还在成都发布命令，在四川正式实行保甲制，提出“编组保甲，清查户口”，以“追堵”红军于长征途中。
进入成都时，陈云为了减小目标，与席懋昭、陈粱分头活动。
陈云单独前往联络点——美丰银行——找到董事胡公著先生，出示了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胡公著先生乃是刘伯承好友，当即招待陈云住下。
陈云还交给胡公著先生一张文稿，请他派人于次日早上把文稿送至春熙路中段31号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文稿上《廖家骏启事》是事先拟好的：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是陈云与周恩来约好的联络暗号，倘若在《新新新闻》上看见《廖家骏启事》，就表明陈云已经顺利抵达成都。
陈云不敢在成都久留，住了一晚，便与席懋昭、陈梁在约定的地点会合，结伴从成都乘长途汽车前往重庆。
在重庆，陈云这位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真的来到一家药铺，向店主出示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立即受到了店主的热情接待。原来，这位店主就是刘伯承的弟弟。
刘伯承弟弟家是在重庆较场口附近的大户人家，那里叫“十八梯坎”——也就是18层台阶的意思。陈云一行在刘伯承弟弟家得到很好的休息。
几天之后，刘伯承弟弟为陈云买到从重庆到上海的船票。陈云在朝天门码头与席懋昭、陈梁告别，只身东去上海。
陈云在席懋昭、陈梁的护送下，居然长驱700多公里，穿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圈，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安然前往上海……
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过程也颇为曲折，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就是根据这一内容，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
在上海重逢潘汉年
一路风险，陈云于1935年6月底到达上海。
据当年从无锡赶往上海掩护陈云的孙诗圃回忆，陈云到了上海之后，住进了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新永安旅馆，那里离苏州河不远。
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陈云一时没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因为他翻阅报纸，发现公开声明脱党的叛徒名单中有70多人认识自己。
据陈云之子陈元回忆，当时陈云曾经被国民党特务认出：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座桥，每座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一天要找你算账!陈云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
陈云打电话给当时担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请章乃器转告章秋阳，约他见面。
章乃器这人，曾两次名震中国：一是1936年11月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二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成为“反右派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
其实，章乃器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并曾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
据《七君子传》载：
早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给上海的同学郑文利。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次杨汇来6000元巨款，国民党当局跟踪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将存款转移，结清账户。国民党查到银行，一无所获。党的经费安然无恙，郑文利亦避免了一场灾祸。
又据路易·艾黎回忆，他曾经手把一笔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带到上海，交给宋庆龄，凑足1万元，由章乃器以银行的名义汇给了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刘鼎。这笔钱，后来被刘鼎派了很重要的用场。
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阳，又名章郁庵，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和陈云一起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与陈云颇熟。
章秋阳离开商务印书馆之后，从事地下工作，公开身份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他曾多次把从苏区运来的金银换成钞票，作为中共经费使用。
陈云通过章乃器，与章秋阳联系上了。
于是，章秋阳立即把陈云从上海新永安旅馆转移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358弄尚贤坊21号。
当时，在无锡以新监书记员为公开身份的孙诗圃，奉中共组织之命来到上海，和章秋阳接上了头。
据孙诗圃回忆，章秋阳曾考虑把陈云转移到无锡，以求更加安全。这是因为孙诗圃和无锡新监主管邢源堂交情很深，可以借这个关系掩护陈云。于是，孙诗圃回到无锡，对邢源堂说，有个姓李的朋友在交易所里亏了几千元，为了筹款还债，到无锡避一下风头。邢源堂答应给“李先生”安排食宿。
当孙诗圃再次来到上海，章秋阳又改变了计划，决定陈云仍留在上海，因为陈云急于要与先期来沪的潘汉年接头。
这样，经陈云同意，章秋阳把陈云从尚贤坊转移到上海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111号唐文云家中。唐文云是章秋阳的妻子，当时在华商证券交易所工作。
后来，陈云再度转移。章秋阳把陈云安排在上海北京路靠近浙江路的一家钢铁商店楼上，每天由唐文云的幼子俞三元，给陈云送来三餐和报纸。
陈云终于按照事先的约定，秘密地与潘汉年的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和表妹吕鉴莹接头。
潘企之把陈云来沪的消息告诉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宣传部部长董健吾、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以及潘汉年。
陈云和潘汉年在上海重逢了!
从董健吾和浦化人那里，陈云得知，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另外，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在上海也遭逮捕，因此在上海已无法跟共产国际进行联系。
这样，陈云和潘汉年决定赴苏联，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遵义会议以及红军的情况。
在莫斯科争得斯大林的支持
陈云在上海秘密会见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请求她帮助安排赴苏。
宋庆龄安排陈云搭乘一艘苏联货轮，由潘企之护送。与陈云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还有何叔衡的女儿何实楚。
这样，陈云一行于1935年8月5日离沪赴苏联。
这是陈云第一次出国。
潘汉年没有和陈云同行。因为担心万一遇上麻烦，两人同遭不测，就无法完成肩负的重大使命——他俩分头来沪，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陈云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到达海参崴之后，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
潘汉年则于1935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前往苏联。严朴与潘汉年同行。
严朴乃严慰冰之父，严慰冰乃陆定一夫人。在严慰冰所写的《严朴生平》中曾提及严、潘二人这次苏联之行：
1935年秋末（笔者注：“秋末”有误），严朴与潘汉年由上海乘船赴苏联。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十月革命节。那天晚上，他第二次见到斯大林。
据严朴次女严昭告诉笔者，陈云与严朴友谊甚笃。所以，当严朴于1949年 6月5日病故时，陈云亲自为他写了《严朴同志传略》，发表于1949年6月9日的《人民日报》……
1935年8月20日，陈云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
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是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密使前往中国，寻找中共中央。
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 3年。
在莫斯科时他叫“李复之”，受命回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回到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湖北黄冈人，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林彪本名林育蓉）。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
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后，曾起过重大作用。
就在林育英刚刚启程离开莫斯科时，陈云和潘汉年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正急切地想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近况，陈云和潘汉年的到来，可谓“及时雨”，把断了的线接上了。
当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中，王明任候补书记，康生、毛泽东等为常委，陈云等为执行委员。
陈云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从长征途中来到莫斯科，使共产国际喜出望外。陈云和潘汉年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汇报，向共产国际领导作了汇报。这一报告的俄文原始记录稿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1996年中国驻俄使馆工作人员在俄罗斯找到了这一报告的俄文记录稿。
陈云的报告在当时被整理成文章《英勇的西征》，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详细介绍了红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以及新的领袖毛泽东。
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写及了陈云、潘汉年向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
陈云潘汉年等一行人从上海辗转来到莫斯科，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笔者注：亦即遵义会议决议)，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并且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战和损失情况。陈云等人的汇报，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自红军长征后第一次了解到中国革命真相。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表示赞赏，但对主力红军人数的锐减颇为震惊。季米特洛夫等人敏感地意识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条件的估计，同实际情况是有一定距离的……
陈云和潘汉年此行，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改换了领袖，必须得到共产国际以及斯大林的同意。
这当然使博古、李德极为扫兴。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曾写及：
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惧的。
连李德也承认，陈云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付的使命，向共产国际陈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争取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陈云和潘汉年的苏联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状”的勇气。
陈云有着强烈的学习愿望，他在莫斯科一边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一边在列宁学校学习。
列宁学校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专门为各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1935年10月 9日，列宁学校召开学生资格审查会议，听取并同意接收中国共产党选派的陈云等 11名学员入校学习。陈云的学生证编号为4572号。10月11日，列宁学校副校长签署了录取陈云等11名中国学生入校学习的第103号决定，陈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
列宁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共党史等。陈云非常珍惜这样的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中共党史的机会。
陈云过去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学习过英语，这次有机会重新学习英语。他每天背30个英文单词。陈云后来说：“1935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
由于学习刻苦，1936年5月8日，陈云获得列宁学校学习“突击手”称号。
陈云不光是当学生，后来还当了“代理副教授”。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进一步为中共培养干部，于1936年2月11日推出了《关于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决议》，委托陈云等9人组成专门委员会。3月1日，莫斯科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处聘请陈云担任“党建、工会建设代理副教授’，从1936年3月1日起，每年100课时，每课时报酬16．66卢布。
尽管陈云有着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的学历，甚至在莫斯科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代理副教授”，可是陈云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一直写着“小学”。
（本文摘自《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叶永烈著，华夏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2013年4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