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数字化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进行深入的古籍整理工作，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势在必行，它必将大幅度地提高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效率，将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从艰苦而繁琐的爬梳、翻检工作中解放出来，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发展。”万寿寺万寿阁三层，尹小林用PPT向第五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代表们介绍数字文献实验室。实验室由首师大电子文献研究所和北京艺术博物馆于2014年7月1日联合创建，是我国首家针对古籍数字化而建成的科研实验室。在这间明清两代皇家庙宇群的中心殿阁内，放置了很多台进口的精密仪器：德国book2net高速书刊扫描仪、德国KAI⁃SER5510RSI翻拍仪、爱普生9710双5色高速大幅面绘图仪……这些参照故宫和国家图书馆技术指标购置的古籍数字化专业设备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典雅精致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让人耳目一新。
古籍数字化是尹小林的事业和理想。38岁那年，任解放军第二炮兵机关正团职军官的他，放弃部队的优厚条件，投身国学事业，成立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而在此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创建国学网，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尹小林的身上集中了很多“第一”：第一个将《全唐诗》做成可全文检索的电子光盘（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个编辑出收录中国古籍最齐全的电子书库《国学宝典》，迄今已达20亿汉字，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2倍；第一个研制出可将数千册古籍经典融于一体的“U盘智能书库”，并具有强大的检索、卡片和词典功能；被首师大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出任全国高校第一个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
尹小林个头不高，皮肤黄黑，属于人群中很不起眼的那种。但在他平实的叙述中，偶尔会不自禁地流露出强烈的事功理想和情怀。采访过程中，谈起早年母亲为他求学的奔波操劳，51岁的尹小林一度眼泛泪光，语声哽咽。
自修王力游国恩著作 进入古汉语大门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刚刚读高一的尹小林在课堂上得知了这个消息，心中隐隐燃起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对他来说，这算得上是人生中第一个影响命运的消息。和所有出生于60年代的人一样，尹小林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童年时，他随当小学教师的母亲下放到农村，一家人挤在老乡临时腾出来的牛圈里，算是安了家。尹小林至今也忘不了牛箅虱钻到耳朵的经历：怎么掏也掏不出来，后来还是用乡下土方，往耳朵里滴蓖麻油，让虱子爬出来。
农村学生少，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母亲上课时，尹小林就坐在复式班里，一会听二年级的课，一会听五年级的课。初中是母亲托人帮忙在区里上的，两年学制，正好赶上批林批孔，毛主席逝世。那时候上高中需要推荐，属于“黑五类”子女的他自然没有资格，初中毕业时，13岁的尹小林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继续读书，要么下乡当知青。实际上，由于年龄太小，他连当知青的资格都不够。此时，母亲又想办法将他转回自己所在小学办的带帽高中（没有高中资格，但教高中课程）读书。恢复高考的消息让人振奋，为了儿子的前程，母亲找人将他转到教学质量好点的镇中学，半年后再转到绵阳一中。高考时，尹小林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考上重庆大学机械设计专业。
尹小林当年考大学的想法很简单：第一，家境不好，选个省内的；第二，在理工农医的大分类中选个大方向，然后看哪个专业招的人多就选哪个。那个时代，对很多人来说，专业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考上大学就有了铁饭碗。但大学和尹小林想象的不一样，上课可以自由选择，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去图书馆看杂志，什么内容的都有，尹小林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得眼花缭乱。除了材料力学、理论力学、金属学、流体力学这类专业课的学习，尹小林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补习文科知识上，记英语单词的小本子，抄的全是“四书五经”“春秋三传”“竹林七贤”“扬州八怪”的名称。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尹小林有位同学，大学期间把蔡东藩《二十四史演义》通读了一遍。
1983年，尹小林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二炮驻绵阳地区军代表室工作。在北京二炮总部报完到，按照政治部的要求，他和新同事随后到青海锻炼一年。9月的北京还很热，穿着凉鞋出发的他们坐火车达到西宁时，那儿的人们已经穿上厚厚的外套了。部队的生活是刻板的，但这却给了尹小林充裕的时间学习传统文化知识。除了给部队战士上课，守库房，余下的时间他都用来啃随身带去的那两套书：王力的《古代汉语》和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这段阅读成为尹小林古汉语和文学的入门之始，从那以后，他阅读文言文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了。
转型投身国学事业
在部队机关强调干部年轻化的背景下，再加上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尹小林很快就被下去整党的书记看上，调到总部工作。在北京，尹小林有了更多的有利条件来发展自己的爱好，此后的七八年里，他每个月至少跑两趟琉璃厂，除了每月十多块钱的伙食费，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买旧书上。
“那个时候计算机只有部队才有，主要是进口改装的，没有硬盘，还不到286的水平，字库也不完整。最早用的输入法叫声韵部形，有点像电报码。”由于工作需要，从1986年起，尹小林先后学习了计算机基本原理、汇编语言等，又跟着同事学会了DBS语言。半年后，尹小林已经可以自己编写程序，没事的时候，他把以前在学校抄的那些四书五经知识点建成了一个数据库。
从1986到1993年，尹小林以一己之力完成了80万字的《汉语数目词辞典》，199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在中华书局这样的老字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等于给了我及格分。”不仅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铅排和计算机排版混合的条件下，一本书的出版仅铅排校对往往要等上好几年，而尹小林则完全用计算机编排，审完稿即可直接出片印刷。将计算机引入文史领域，在很多人还不太懂计算机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用计算机编书，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
《辞典》成为尹小林进入学术圈的“入场券”。编《辞典》的过程中，细致的尹小林同时也将一些相关的古籍建成数据库。1997年，他连做数据带排版编软件，推出全文检索的《全唐诗》光盘。出版方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将它与《英语世界》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并列为当年三大电子产品。令他感到骄傲自豪的还有，当年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看到这个光盘，很感兴趣，还买了一套。
国学网和其后北京国学时代公司的创办，对尹小林而言，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全身心投入，以及对人生的重新规划。早在2001年，他做出了退役的决定。尹小林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很清晰：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和兴趣，在文史研究现代化方面做一些事情，“因为我既懂计算机，又懂文献和古汉语，这种跨学科的人才即使到今天也是比较稀缺的。”公司成立以后，尹小林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古籍数字化技术研究领域，带领由清华、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毕业的年轻人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先后完成了自动排版、自动比对、自动标点“三大核心技术”，使古籍文献大规模处理由理论变成现实。2012年9月，新华社国内动态栏一篇题为《转业军官尹小林以数字化推动国学传播》的文章，引起了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的关注，批示教育部做专题调研。
尹小林的成果和才华逐渐被更多的人了解和赞赏。2003年，因为学者赵敏俐的推荐，首师大将他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公司也随之迁入校内，并为他专门成立了电子文献研究所。事实证明，首师大当初的这一决定是有眼光的：2008年，尹小林领衔主持的数字文献学成功申报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成为全北京乃至全国首例。2009年，国学公司在深交所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成为入主“新三板”的国内首家文化创意类上市企业，这是高等教育界及文化界、金融界、企业界的一件标志性事件。
平日里，除了处理公司和网站的日常事务，尹小林还忙着指导学生课业，而忙碌着的他是快乐充实的。这样的时候，他觉得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母亲。（本报记者 陈菁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