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胡适日记，有历史了。最早看的是台湾远流版的，不叫《胡适日记》，叫《胡适的日记》。1997年写《徐志摩传》，在外文书店订购了远流版的《胡适的日记》，一时到不了，便从山西大学图书馆借了一套，影印的，十八册。等我看完，外文书店的货还没有到，就退掉了。过后我就知道自己做了蠢事，该买下的，记得是三千六百元，还是小气了。现在两个三千六也买不下了。远流版的《胡适的日记》，通常叫手稿本，在胡适的日记里，是个很贵相的版本。
胡适是个喜欢记日记的人。留学时，就记了几本，后来出版了，叫《藏晖室日记》。1917年回国，从1919年起，不是说天天记，月月记，基本上坚持下来，记了几十年。
胡适的日记，有个特点，就是真实，细致，相关的材料也记。好多不是记，是贴在上面。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的《胡适日记》，把一部分贴件也整理出来，附在日记正文后面。还是不全，比如我看的手稿本里，贴着多份“苏梅事件”的文件，安徽的本子里就没有。
说真实，不是说真的有什么记什么，“事无不可对人言”。他不会这么傻。会记说错了的话，做错了的事，不会记那些玷污自己人格的话和事。这并不是说他的日记不真实。他的办法是回避，该记的记，不该记的不记，再是隐喻。徐志摩说过，凡胡适写的诗，前面有序的，都可疑。就是说，他用前面的序，来掩盖什么。日记里也常用这个办法。
胡适对他的日记很看重。在上海办《新月》的时候，有次梁实秋和徐志摩、罗隆基去看他，他当时住在极斯菲尔路（现在叫万航路）上，去了胡适正在会客，胡太太让梁实秋三个先去楼上书房等一会儿。三个到了楼上，东看看西看看，徐志摩见书架下面有一叠稿纸，拿出一看，大叫起来：“快来看，我发现了胡大哥的日记！”他们刚看了几页，胡适会完客上了楼，见他们正在看他的日记，笑着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神色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
胡适认为他的日记，将来可以补官书之阙。1930年1月30日的《日记》里说：“前天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第四次报告寄到我处，其中有去年一月西湖常会的事，附粘在此，作一种官样记载史事的绝好例子，百年之后的读者固然不能了解此会的意义，即今日局外之人试读此几页纪事，若不读我前年十二月和去年一月的日记，那能了解其中的意义？于此可见官书之不可信。”
看胡适的日记，确实让人长见识，有许多东西，不是他记下来，后世就不一定知道。举个例子。九一八事变后一两年，日本人就占领了热河。现在的历史书上，只说国民党政府怎样不抵抗，守卫部队怎样稍事抵抗，敌强我弱，终于不支，致使国土沦陷。不能说错，但恐怕不全是这么回事。
胡适日记里记载：1933年3月2日晚上，张学良请胡适吃饭，张说，南淩(韩注：南淩这个地名，我在地图上找不见，疑心是写错了)已失了。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两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3月4日载：今天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本人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不到一年察哈尔失守。1934年1月24日载：第三十二军（商震）的一个秘书李遇之来谈，他说察哈尔“已非吾有”。人人皆望日本来统治，许多百姓把田契贴在门上，挈家逃往热河。牧羊人，把羊赶到张家口，每只要纳税一元，还保不住能卖掉不能。养五百只羊，就须纳五百，谁还敢牧羊呢？商震的部队驻在通县。此次刘桂堂叛变，他的两千多人横行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商震近来学外国文，有一天，他的外国教员问他：华北有几十万大兵，怎么刘桂堂能这样横行无忌呢？商震红了脸，无话可答。
知道了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军队，又是什么样的民众，就知道为何日本人那么快就占领了华北。知道这一点，没什么可羞耻的，只不过是让我们了解历史的另一面而已。
于此可知，胡适说他的日记可补官书之阙，不是大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