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东发
老师经常对我们学生说，国家、民族要兴旺、发达，一要办好教育，培养优秀人才；二要办好出版，传播优秀文化，并常说“出版是永远的朝阳产业”。
4月16日下午我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参加第22期博雅论坛，晚上回到家，接到一位同学打来的电话，告知肖东发老师去世了，猝不及防，无比震惊。心存侥幸，不停给北京的几位同学打电话求证此事……然而千正万确，我敬爱的导师肖东发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已于4月15日驾鹤西去，享年67岁。
博闻强记，才华横溢
老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生于1949年11月28日，197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任教，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学校与学生。老师先攻图书馆学，后攻年鉴学、出版史学、出版经营管理等，甚至数字出版、新媒体传播，在诸多研究领域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不仅著述甚丰，更有桃李万千。老师所教的学生众多，毕业后很多已成为所在行业的中坚力量，比如在高校有的学生已成为教授、博导。
老师勤奋好学，用功甚深，练就了博闻强记、过目不忘的超强本领。老师讲图书史、出版史、信息检索、北京风物、出版经营管理等课，有关史料、数据、典故、诗文等，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常常让学生惊叹折服，感佩不已。老师所讲的课因为多偏史料性、理论性，其实是很难讲的，很容易就讲得晦涩难懂甚至味同嚼蜡，但老师娓娓道来，在史料中融进掌故，在数据中分析规律，把课讲得如行云流水一般生动活泼、摇曳生姿，吸引了众多学生慕名来听老师讲课。老师还应邀给高校同行、社会团体、企业组织等讲图书史、出版史、北京风物、北大精神等，赢得无数掌声。记得老师讲《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中国图书出版史》，这是全校通选课，几乎每学期选课的学生都爆满，有几次调换到最大的多媒体教室，还是人满为患，走廊、后排站的全是学生。
老师的澎湃激情、渊博学识一直让我们学生高山仰止，感佩不已。每有外出游览、参观，学生们都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地围在老师身旁，聆听他的讲解，因为可以听到很多精彩的故事，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大家都不愿错失良机。
心系家国，志存高远
老师是有理想信念的，是有家国情怀的，他有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并身体力行。老师经常对我们学生说，国家、民族要兴旺、发达，一要办好教育，培养优秀人才；二要办好出版，传播优秀文化，并常说“出版是永远的朝阳产业”。老师在课堂上经常讲到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张元济的“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陆费逵的“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正因为老师认为教育、出版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关系到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打造，所以他对教学非常重视，对出版热爱有加，对学生视如己出。孟子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即家庭平安，心地坦然，教书育人，老师正是这“三乐”的忠实执行者。
老师爱国、爱校、爱生，对北大文化爱得情真意切，对出版教育爱得情有独钟。因为老师的退休，北大出版专业的博士点没有了，后来硕士点也没有了，只剩下风雨飘摇的本科，其间因为选课的学生太少，还停过一两届，为这件事，老师甚为忧虑。
老师还极力倡导全民阅读、经典阅读，他精心撰写的《文化强国与全民阅读》（2013.7），提出“阅读强国”的战略构想；《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图书》（2016.2），阐述“经典阅读”的重要意义；《少儿出版与少儿阅读》（2015.3），提出要重视和优化少儿出版与少儿阅读，文章发表后前两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一篇被《新华文摘》部分选载，受到业界广泛关注与重视。
老师还与众多同行、有识之士共同创办和主持了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今年已是第12届）、中英出版论坛（今年已是第6届）、博雅论坛（目前已成功举办22期），等等，为教育与出版鼓与呼。
治学严谨，海纳百川
老师上课时经常告诫我们学生“说有易，说无难”，一件事不要轻易下结论说没有，做学问要严谨、科学、规范，要经得住时间与空间的检验；引用别人的观点与材料，要注明出处，勿掠人之美；要勇于开拓，出新出奇。进入新世纪不久，老师开始负责北大的“新生第一课”，在北大百年讲堂或者邱德拔体育馆给几千名北大新生讲大学精神与北大传统，包括北大精神与学术规范，直至2014年。老师曾与学生李武合著《学位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对学术规范问题非常重视，言传身教。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老师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两句：“学而不述则喑，述而不作则滞。”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思考、总结、归纳、创新。老师为我们学生讲解学习方法与研究方法，经常强调要深入、细致，杜绝空泛、空洞，并以“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来做比喻；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文章成系列，著作集大成”的重要性，并举例说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1998）、《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就是日积月累，积淀而成。
记得2010年上半年，汉王电子阅读器火爆异常，不仅其阅读器火热大卖，而且股票市值也迅速飙升。6月的一次《出版经营管理》课，老师组织同学们讨论汉王电子阅读器为什么这么火爆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老师所带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一起上课），课堂上同学们讨论热烈，不少同学发表了汉王电子阅读器未来市场“彩旗飘飘”的热情洋溢的分析与预测，我则发表了“汉王电子阅读器未来市场堪忧”的相反观点。课后，老师鼓励我：“你今天分析得很有道理，可以写成文章来发表。”我遂以《我为什么不看好汉王》为题写了一篇较长的分析文章，刊发后引起业界强烈反响，甚至汉王科技的相关部门打来电话质疑我是不是在替竞争对手“抹黑”汉王。大约半年之后，汉王电子阅读器真的如我所分析、预测的那样，市场销售量迅速下滑，我的文章居然真的“唱衰”了汉王……这是我在老师的指导与鼓励下写的一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至今记忆犹新，也感佩老师组织的课堂讨论让很多学生学有所思，思有所获。
老师最初是以研究图书馆学、年鉴学、出版史学而享誉学界、闻名遐迩的，人到中年之后老师却不惧压力，开始研究数字出版、媒介管理、文化产业、新媒体传播等，并取得丰硕成果，老师用他的亲身实践告诉我们学生，要“精进不止，日新其学”，要“活到老，学到老”。
老师学识渊博，却异常谦虚，对自己的强项与专长，他从不自夸、炫耀；而对自认不足的地方，他却时时反省，不断增补、加强。老师曾多次跟我提及，他“理论尚可，实务欠缺”，要向我学习（我读博时已做过16年的出版实践），教学相长。这让我无比汗颜与惶恐，但老师却是真诚的、坦然的，每有涉及实践方面的问题，少不了要征询我的意见，这让我既感动又不安，也激励我不敢懈怠，发愤学习，不断充实、提升自己。
老师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有自己独特的考察方法和录取标准，不唯分数论，也不以出身论英雄，这使得不少非“211”“985”高校毕业的考生得以进入师门拜师求学，这种“不论出身”的现象在类似北大这样的名校、名师那里已不多见（现在不少用人单位招聘、吸纳人才时常要求应聘者是本科、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均出自于“211”“985”高校）。
老师正是以这种“英雄不问出处”、海纳百川的勇气和胸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使得师门人才济济，百花争艳。
兼容并包，宽严相济
老师常说：“大着肚皮容事，立定脚跟做人。”老师为人、做事始终坦诚、务实。我在老师身边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听到和看到过老师为某件事无端指责某人或贬低某人；对学生也是这样，老师很少苛责、批评，多是肯定、鼓励。
老师年轻时和师母两地分居，多年后才得以团聚，当时孩子小，他们住的是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筒子楼，家里仅有一张高低床，做饭在走廊……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到2000年前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而这些老师却从来没有跟我们学生提起过，我是在他去世后和几位大师兄聊起来时才得知他过去曾如此艰苦；相反，他却时常想到学生的困难，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老师总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为朋友出力，替别人考虑得多，替自己考虑得少。他帮过的人可谓不计其数，他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别人回报。老师正是用他的人格魅力感动、感染了身边无数的学生与朋友。
有一次，老师带我去见一位朋友，因为对方是领导，我忍不住说了几句溢美之辞，说得有点过了，有溜须拍马之嫌。事后，老师不客气地指出：“你今天的说法不妥啊！怎么能这样说呢？”老师同样是点到为止，没有过多批评，但当时我已是无地自容——老师提醒得对，做人要有所畏，有底线，才能约束自己，把控自己，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老师对晚辈、后进，多有关照、扶持。我读博期间，老师看到了有我可能感兴趣的论文、素材或者估计我写毕业论文会用得着的文献资料，都会主动发给我阅读，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对其他学生，对朋友，他也是如此，他的正直、真诚、关爱已成为习惯，没有门户之见、身份之别，已成常态。
痛失恩师，悲伤、悲痛不能自已。最后谨以师门仝冠军兄所撰挽联来寄托对老师的沉痛哀悼与无限缅怀：
传修齐之道，育桃李芬芳，真性情中人，哭良师不易得，祈愿来生再续师生缘；
著书史文章，讲北京风物，乃博学之士，痛上天妒英才，此去人间又失藏书楼。
（写于2016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