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绝如缕的五十多场政治运动，我都经历过。内心的烦躁，心理上的压力，使我确实很难沉下心去认真读书、思考和写作。从主观上来说，我缺乏甚至没有那种以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还有什么追求吗？我的心灵仍需要从逝者的生命精神中汲取力量，通过对比，更看清自己的缺失，从而以此净化自己的心灵。
陆林走了整整十个月了。我知道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他的灵魂却永在我心中！我不愿说怀念他，只愿说：我想念陆林！今天我的每一次反思、忏悔和对照，都有陆林的心性、人品和精神作为一种助力。
抑郁南京行
2015年下半年，陆林的病情有了恶化的趋势。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显得沉重，甚至有些坐立不安了，后来决定必须去南京看望他。于是，我约上了陆林读硕士时期的同窗好友田桂民博士，于11月11日坐上了去南京的高铁。
杨辉以她一贯的热情和周到亲自接站，直接把我们俩送到省人民医院。在我们三个人紧握双手、相拥相抱的一刻，我真正体验到了百感交集的滋味。我们仨似乎都在控制着激动的情绪，但又都不由自主地流出了泪水。这次相聚，陆林虽然已经不能正常进食了，但还是掰了一块我们专门给他带去他喜欢吃的起士林糕点。为了缓和气氛，我借着给他带去的我的导师许政扬先生的《文存》增订本的机会，向他述说了9月19日南开文学院纪念许师90周年诞辰的情况。他一边认真地听着我的絮叨，一边开始翻阅着《文存》，并念念有词地说：“师恩永恒这个主题很好。”我顺便对照顾他的弟子们说：“你们有空儿给先生读读许师的大女儿许檀教授为新版《文存》写的长篇后记吧！”可是，第二天我们又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却告诉我们，他已读完了许檀的后记，并且说了一句：“很感人，我对许先生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了。”
由于桂民还有课，我也有个讲座，我们又匆匆回了天津。但是，我得承认，这次与陆林相聚却大大加重了我的不安，心情异常抑郁，一种说不出的沉重一直纠缠着我，难以摆脱！进入梦境，又多是碎片式的情景一一浮现眼前。我几乎隔三差五给我在南京的朋友或学生打电话，探询陆林的情况，而每一次回音都是每况愈下的。这就使我不仅坐立不安，心情非常烦躁，总觉得会有不祥的事要发生。12月13日，我在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再次登上了去南京的高铁。这次与陆林相聚，我深知对我们俩的特殊涵义！他已经慢慢地失去了言语交流的可能，大部分时间是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我的所有诉说！此时此刻，我充分意识到，我的这次南京行在我们三十多年亦师亦友、肝胆相照的岁月中，真正属于生命历程中占据我心灵深处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先生陆林
裴吉吉博士为了编辑陆林的纪念文集，多次催我交稿，但我始终惶惶不敢下笔。是的，我可以在陆林病中的十来年，几次专程或转车去看望他，但一旦要命笔，要追思过去的一切时，我的感情就处于难以支撑的地步。一幕幕、一桩桩的景象就会一股脑地涌向心头，陆林的音容笑貌就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这可能是我的脆弱情怀造成的。但是人们又会问我，曾经作为陆林三年硕士导师的我，何以对陆林有此特殊的深沉情谊？为什么会不辞辛劳远道看望他？又为什么在所列标题时用了“净化心灵”几个字？这到底在我心灵深处有什么可以、也应当倾诉的呢？
这需要交代一件事。2015年12月中旬的那次南京行，在陆林的病房，杨辉再一次提出，陆林的研究生们希望“师爷”给他们讲一次课。这次，我真的不好意思拒绝了。因为陆林在病中虽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工作，坚守他的职责，讲课、审稿，照常进行。但是，不可否认南师大文学院的师生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也是尽心尽力了。我作为陆林过去的老师，理应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想借此机会对同学们谈谈我和陆林的师生情，特别是我眼中、心中的陆林。
14日下午，我面对孙书磊教授、黄大夫和杨辉以及一百多位同学，在感谢之余，说出了心底里一句真诚的话：“同学们想听听这位‘师爷’讲点什么学术问题，但是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导师、老师陆林的学问比我大！请相信一个老人的话，这绝不是我故做谦抑之词，而是事实。”下面我做了比较简括的介绍，来说明我的话不是一般的虚词假意。我指出，我缺乏甚至没有陆林那种以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长时期以来，我一直在思索，陆林几十年来在他的生命中，除了挚爱妻女、尊师重道以外，他的生命和他所从事的学术事业始终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把学术事业当作生命，而学术事业又延长了他的生命！陆林对于他热爱的学术所进行的生命投入，他的执着的追求，乃至献身精神，都因为他有着一份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陆林正式步入学术研究的殿堂正是八十年代初。我们普遍地把那个时期称之为中国学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学坛百家，多元文化扑面而来。那时的南开大学也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富有创造力的学府之一，在此生活和工作的学人凭借各自的智慧，理所当然地充满了生命活力，充分体现出自主性的学术探索。陆林一经踏入南开校园，他享受的就是浓浓的学术自由的空气。除去凭借家庭赋予的优质文化基因以外，更重要的是陆林的热爱、勤奋、执着、追求，充分调动了他宝贵的才智。他的学术潜力逐步显示，正是回应了这个黄金时代对学人的文化使命的呼唤。
在我记忆中，陆林在读研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考订元杂剧中所说“四大家”即“关马郑白”之郑，是否是学界所说的郑廷玉？这是一篇立论和考订极具说服力的文章。我为了说得更准确，需要检索这篇文章的全名和发表在刊物上的哪一期？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我已是八十六岁的老人，忘性大，提笔忘字，说话屡屡“卡壳”。但就在查找陆林这篇文章时，我脑海中突然跳出：在《戏曲研究》第二十一辑上。此时的灵光一闪，让我忘记陈旧性的腰病疼痛，从旧书橱中找到了整整三十年前的《戏曲研究》，并抽出了第二十一辑，打开目录，我自己都惊呆了，赫赫然有陆林所写的《〈“元曲四大家”质疑〉的质疑》！翻开陆林1984年写就，1986年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陡然又让我勾起这件小事的续篇，即在当时收到戏研所寄赠的刊物时，发现有陆林的文章，我立即通读了全文。当时我把电话打给陆林，问他为什么没让我先看看。他大致回答的是：小文章不值得您看！我至今依稀记得说了赞扬的话：“很有说服力！你的‘名香天下’与‘名不虚传’后先呼应，‘郑’应是谁，已‘飘然欲出了’。你这个‘飘然欲出’用的词语太俏了！”一则往事，勾起的就是这样无限的遐想。这些小事、小细节，一一铭刻于心。
“陆林的学问比我大”
我说“陆林的学问比我大”，既不是谦抑之词，又非虚妄之语。有两件学术研究和写作上的事可以充分证明：
其一，大约1984年上半年，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工作的我的师弟许幼珊先生找我，谈及他们和天津教育出版社正在共同策划一套学术性的丛书。在征求吴小如先生的意见以后，打出了“学术指南“的旗号，准备约请人文学科的专家撰写“指南”性的专著。当时我一听“指南”二字，立即辞谢，并声言：“谁敢担当指南呀！”当然，许兄反复游说，希望我先就较熟悉的元杂剧编写一部研究概述性质的“指南”作为“试点”。几经商量，我还是答应试试看。因为我当时想到了陆林和田桂民二位硕士生，不妨借此机会让他们练练编著的能力。
一天，我们三个人碰了一次头，记得我谈了一些初步想法，并希望在我授课的基础上，把资料再搜集得更完整更充实一些，建议他们尽可能向“指南”的题旨靠近。可是没想到，数日后陆林就给我送来他设计的《元杂剧研究概述》一书相当完善的细目。这个细目就是今天读者可以看到的“四编一导言”。细目思路清晰，构想全面，是很好的建构。我深感满意，只作了一些微调和补充，这就成为我们写作该书整体的框架基础。后来出版社一位负责人对我说，你们的《元杂剧研究概述》（宁宗一、陆林、田桂民编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的写作框架及细目已印成“样本”发给了其他各书的写作者，供其参考。许幼珊先生也曾用两个“非常”肯定了我们的“试点”是很好的“样板”：非常符合指南丛书的体制和题旨；非常值得推荐给其他书的作者参考。许兄的鼓励之词，也佐证了出版社负责人对我们的肯定。当然，陆林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在受到极大鼓舞的驱动下，经过陆、田二位紧锣密鼓夜以继日地奋战，他们拿出了书稿，我也于1986年5月1日拿出了万字导言。1987年12月我们的这部36万字的《元杂剧研究概述》即作为整个“指南丛书”的第一部推向了社会，而反馈回来的读者意见是正面的。不久，我们又接受了天津教育出版社和古籍出版社窦永丽女士的委托，我们三个人一鼓作气又完成了31万字的《明代戏剧研究概述》，仍然是在陆林的策划下完成的，我也只是又写了一篇较长的导言，对内文略作了一些调整修改工作而已。
遗憾的是，这部书没有像《元杂剧研究概述》出版得那么顺利。责编窦永丽女士手里活儿太多，所以这部《明代戏剧研究概述》的出版就被拖了下来，直到陆林已到南师大工作了几年以后的1992年才得以正式出版。不过两部戏剧概述在当时受到了读者的鼓励，发行量也不错，后来都分别进行2—3次的印刷，出版了很大气、很典雅的精装本，这当然又是对我们的一次鼓励。可惜的是，陆林、桂民和我没有像出版《元杂剧研究概述》那样，为了庆贺还小聚了一次！
用了这么多文字叙述两部书出版的全过程，意在说明陆林在我们三个人亲密合作的过程中，凭着他的才智、学术功底和缜密思考，才使这两部书的质量得以保证，他的核心作用是绝不能低估的。
其二，关于《中国小说学通论》（宁宗一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接受这项任务，我深知它和“学术指南”丛书一样都是一项庞大工程的组成部分。很快，我知道这个项目派给我做又和陆林向安徽教育出版社大力推荐我有关。这个项目刚刚落实，我发现诗学、散文学、戏剧学的主撰人都是这方面的大专家，我深深觉得忝列其间实在不够格，所以还是强烈要求陆林加盟。但陆林却婉拒了，也许是他手里有太多的活儿要做，也许是让我“锻炼”一下。不过他还是推荐了南师大的李忠明博士加盟。最后，参与撰写这个大部头小说学通论的就有了罗德荣、孟昭连和李忠明。
当进入具体操作时，我还是请陆林提供意见，今天人们看到这部书的大框架，即“五编一导言”就有陆林很具体的建议在。在我们设定的小说观念学、小说类型学、小说美学、小说批评学和小说技法学中，他特别强调，后三编一定要互补相生，因为其中有很多交叉的问题，既要分工又要互补。今天记忆犹新的是，他在电话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导言，您一定要自己执笔，全书立论是否成功和导言有密切关系！”就这么一句话，给了我太大的压力。因为一开始我的顾虑和担心就是我对自己的怀疑，能否驾驭这样的“学”与“通论”呢？我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参与过南开中文系的《中国小说史简编》工作，但是对“小说学”却视之为一块陌生的地带。所以受命编著“小说学”，乃是一次对小说文类认知的转型。更何况，此套中国文学四大文体之学的“通论”还是国家级8·5重点图书规划之一种！当时，我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密集地与陆林交换意见，并听取他的各种建议。直到我惶惶然下笔写作“导言”时，才一步一步明晰地认知到，小说学似应看做对小说研究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对小说这一叙事文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整体性、全局性的观照与把握。在我记忆中，我写这篇“导言”可能费时近两个月，其中仅确立导言的章节我都会和陆林“通气”，听取他的意见。最后，我拿出了六万字的草稿给陆林过目，似小学生向老师交卷子一样心存忐忑。直到他寄回我的草稿，其中有一、二十处经他修改和润饰的地方。后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电话里说：“您的导言和各编内容前后呼应。”
现在看《中国小说学通论》一书，从建构到出版“幕后指挥者”竟然是没有撰述者、策划人署名的陆林先生。所以我在这部82万字的大书“后记”才点明：“在本书的稿约、酝酿和建构框架等方面，除参加本书写作的李忠明、罗德荣、孟昭连诸友外，陆林兄出力最多，所以本书是不折不扣的集体努力的结果。”后来，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这套书多次获教育部及其他单位授予的奖项。而这部《中国小说学通论》理所当然有陆林一份功劳、一份荣誉，他对这部书同样投入了心血和智慧。今天我回忆往事时，仍然难掩激动，感到温暖和自豪。因为我深切地感悟到，当师生关系进入到一种不分彼此，相互承担，共同追求美好而崇高的事业时，那才是师生情化为一体的境界。
一般地说，文学的研究有四种“方式”“方法”，即文学的文献学研究，文学的历史学研究，文学的美学研究，文学的哲学研究。这四个层面的研究，每位研究者都有所选择、有所侧重，也有个体兴趣的追求。我的文学文献学研究功底太差，带研时第一门课即“类书与丛书”，那是从我的导师许政扬先生那儿学来的；第二门课讲的是我喜欢的“中西方文学方法论研究”，这和当时的方法论热有关。可是陆林在读硕时即在文献意识、文学修养和文学品位等方面，具有当年学子中难得的优势。前面我提到的陆林关于“元曲四大家”中郑为何人的几千字的文章，就因为资料翔实，辨析充分，很快就得到戏曲研究界的肯定。
以生命追求学术
在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支配下，我已无力细读陆林多年来的学术成果了。但是他的《元代戏剧学研究》和《金圣叹史实研究》，是我最看重、也是他的真正成功之作。而他辑校整理的《金圣叹全集》（六卷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则全面地展示了陆林的知识系统、实证精神和积极追求新知的学术品格。
陆林来自学院，经过系统的学院式训练，学术功底是厚实的。他既了解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陈规陋习，少有保守思想；他绝不玩五花八门的流行色；既严守学术规范，又努力创新，充分体现了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群体的活力。他不断提出建设性的构想，又善于对历史上的“定论”提出学理性的质疑并加以辨证。他的戏剧学研究值得再次重读重评，就在于他的体善思新。戏剧学之于陆林，是他的一个特定的学科构想，是他审视戏剧文类的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新路数。原来的戏剧理论史范式大多是戏剧理论论著评述史的连缀，而陆林则未简单地套用这种理论模式。他的研究特点是更加实证化，更加科学化，即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交错上升的过程中，将宏观问题包含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之中，从而通过后者加以解决，于是戏剧学的新框架得以从容建立。由此，陆林的戏剧学研究完成了这样一项重大的学术使命，即对蕴涵丰富的中国古典戏曲初始阶段的批评理论作了一次科学的“转换”式的清理，从而发掘出对当代戏曲学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并加以系统的理论归纳。
我知道陆林对于金圣叹的研究是费时最多最长、功夫下得最大的国家科研项目。当我先后收到他的《金圣叹全集》和《金圣叹史实研究》（陆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两部大书后，为之长长喘了一口气。这两部大书是他生命中必须做好做完的特大的学术工程，它们互补又互证，是典型的“姊妹”篇。对于《金圣叹全集》的历史性贡献，有目共睹，而凤凰出版集团出版这部大书同样是出版规划中的大工程之一。我深知陆林在病中，内心始终储存着几件心愿，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完成，而金圣叹研究肯定是他心愿中的重中之重。
从客观的人文环境来说，南师大名师如云，高论如雨，无疑对陆林学术潜力的开发必有重大影响，而陆林个人的资质恰好在这个健康的学术环境中得以长足的发展。他在文献所工作时对古籍文献整理研究进行了严格锻炼，在文献意识、史学修养和文学感悟等方面都显示了青年学者的创造性活力。
在《金圣叹史实研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陆林下笔矜慎，把实证考据与理论思辨加以结合，绝无繁杂琐碎之弊和故作玄奥晦涩之乏味。事实上，我们通过对这部厚重的专著的阅读，会深深地感受到陆林那凝练冷静的学术话语，看到论者学术生命所蕴含的理性和感性张力。这本大书给我的启示是：过去考据和理论思维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而本书正是把二者纳入到历史和方法的体系之中加以审视，力求所谓的考据与义理“双翼齐飞”，即考以求其实，实以求其是，体现了资料与理论和文本细读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新的学术个性。从而使这部金圣叹的史实研究显得血肉丰满，有根有据，达到了“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的高度。它被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绝对是实至名归。
我写了这么多，绝非为陆林撰写“书评”，只是为了证明，我在南师大文学院同学面前说的那句话，陆林的学问就是比我大。另外我想用这些文字告诉陆林的学生，我的学识局限当然有诸多客观原因，比如，我经历过不绝如缕的五十多场政治运动，内心烦躁，心理上的压力，确实很难沉下心去认真读书、思考和写作。而从主观上来说，就是我前面承认的，我缺乏甚至没有那种以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这才是我在学术道路上远远落后于很多精神同道包括陆林在内之处。今天独自沉思，不是什么懊悔，而是在叙述我和陆林的亲情厚谊中，回望自己。是的，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还有什么追求吗？不！当我叙述这一切时，越来越清晰地认知，我的心灵仍需要从逝者的生命精神中汲取力量，通过对比，更看清自己的缺失，从而以此净化自己的心灵。
想念陆林
想念陆林，为了净化我的心灵，应当说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人品和素质的问题。我很看重家庭教养，因为除了学术环境，社会教育以外，家庭教养对一个学人成长和人品素质是具有重要影响的。陆林出生于一个充满书香气的艺术之家。1987年我到合肥讲学时，曾和陆林的父母有过一次愉快的聚会。作为黄梅戏经典之作《天仙配》《牛郎织女》的改编、创新和剧种史专著《黄梅戏源流》的作者，洪非先生具有南方学者艺术家的儒雅风采。陆夫人林青女士是一位导演，自有一股灵秀之气。在从事戏曲编导的同时，诸如艺术评论、传记文学，陆氏夫妇都有突出的贡献。所以从心性来说，陆林之优渥气质和家庭的文化气韵当然有密切的关系。
遗憾的是，1984年陆林、田桂民、张惠杰入学的次年，我就因个人问题，在激愤之余演出了一场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喜剧。在谣言横飞时，陆、田两位同学不为流言所惑，给了我最大的感情安慰和生活上的照顾，他们顶着来自“组织”的压力，对我真是不离不弃。我因为手术，右臂透析，切断了动脉，右手也失去功能。在治疗过程中，陆林和桂民轮流“值班”住在我家，帮我料理生活杂事，并帮我进行一些辅助治疗。桂民每天用艾条为我熏伤口，陆林从我的“家庭医生”杨大夫那儿学了几手按摩术，每隔一天帮我放松颈椎病和右手的病痛。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一天我不知受了什么闷气，心情极坏，竟然给正在按摩的陆林说了一句：“你别给我按摩了。”一切都来得太突然，陆林怏怏而去。事后，我知道深深伤害了陆林的心，几次三番向他解释，并且真诚地道歉。陆林对我的宽容竟然达到这种程度：仍然隔一天就来家给我按摩，并安慰我，他能理解我当时的异常情绪。就是这一次我的极缺乏教养的行为，让我背了三十多年的心理包袱。我还要向杨辉道歉，我伤害了她的夫婿。三十年前的道歉，今天的忏悔，都难以弥补自己情绪化造成的过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