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 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锺书、闻一多、冯友兰、柳无忌、吴宓等学术大家。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他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已出版译著120余本。2010年，继季羡林、杨宪益之后，许渊冲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采访手记：
为着拜访百岁老人许渊冲，我试着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他。但当看到某段视频，见他步履蹒跚着走向书桌，戴着花镜在电脑前翻译莎士比亚，突然又产生自我怀疑，这样的采访对老人是不是一种打扰？
最终，好奇和敬重，还有一份职业责任感战胜了纠结：难道我不应该把这位著名翻译家的学术理念、追求和一生中值得回忆、值得和后学分享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读者吗？
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已出版中、英、法文著作一百多部，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其中中国古典诗词几乎占到一半。
许多人认识许渊冲，也许和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有关。
主持人问他，昨晚是几点睡觉的？许渊冲答：“凌晨三点。”他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做喜欢的事，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他解释自己“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的名片，“我是狂，但我是狂而不妄，句句实话。是120本就是120本，我绝不说成200本。我觉得‘狂’是自信，一个人不能没有一点‘狂’，没有自信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他说自己译本是“最好”的，并非狂语。翻译过程中，他总是在不断修改，反复琢磨，因为“完美没有底”：“这是最大的快乐。人生目的在此，越改越好，精益求精。”
对自己如此严格要求，差不多就是古人所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私底下觉得，许渊冲太苦了。我把问题抛出来，他朗声笑道：“不苦，苦就不干了。一般人是苦的，变苦为乐就不得了了。创造美是人生一乐。我为人类创造美。”
可是对他的翻译理念，外界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自信是哪里来的？
他说：“开始时我也不自信。一百年了。自信是慢慢来的。我的考虑是，胜过自己，每个人要发挥自己的力量，不到绝顶永远不停。”
“最好的文字放在最好的地方”
在许渊冲的印象中，小学国语课本里的外国故事，都是选自莎士比亚戏剧。他喜欢这些故事，常常跑到图书馆去借阅。
那时江西省图书馆在南昌百花洲，那里有湖光水色、亭台楼阁，是全市风景最美的地方。许渊冲晚上去图书馆借阅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觉得主人公远不如《三国演义》《封神榜》中的英雄人物。去图书馆路上要经过高桥和东湖，湖边有一个说书的小茶店，说书人讲旧小说中的故事，讲得眉飞色舞；茶客听得眉开眼笑。许渊冲经常站在门外听。不料有一次正听得来劲，忽然天公不作美，下起倾盆大雨，许渊冲浑身湿透，像只落汤鸡似的。第二天晚上他再去图书馆，就带了雨伞，穿了雨鞋，全副武装，不料老天不从人愿，偏偏没有下雨。许渊冲把这事记在日记上，老师看了发笑，画了双圈表示有趣。
国语课课外要写日记，课内还要写作文。许渊冲记得自己写过两篇习作，得到老师好评。一篇是四年级写的旅行记，一篇是五年级写的论说文。旅行记是模仿课文《中山陵游记》写的。老师说他前后左右次序分明。小时受父亲爱好整洁的影响，已在许渊冲早期的作文中体现出来，这大概也是后来翻译文学作品时要把“最好的文字放在最好的地方”(best words in best place)的先声。
论说文的题目很大：《求己说》。许渊冲自然只会说，做什么事都要靠自己。老师认为许渊冲作文写得简单清楚，要他去全校大会上演说。许渊冲个子小，声音大，刚一开口，就引起了哄堂大笑。但是他没有被笑声吓倒吓退，反而用大嗓门压倒了笑声。这是许渊冲教学生涯的第一炮。他很认同冯友兰先生的话：一个人的成功有三个因素，主观的两个因素是个人的才学与经验，这是“求己”可以做到的，还有一个因素是客观的环境或条件，那就超出“求己”的范围了。
1931年，许渊冲升入六年级，那一年发生了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老师要求同学们写抗日爱国的作文。许渊冲的作文题目是《劝同胞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书》。老师给的评语是：“段落分明，有条不紊，佳构也。”老师不但鼓励学生，也提出批评。许渊冲写《青云谱旅行记》，老师的评语是：“前半叙述得法，可惜收束处太简略。”他不但指出不足，而且示范如何弥补，在许渊冲作文的最后加了几句：“登塔巅一望，看见西山屏风似的峙在西面，章江衣带似的绕在北面，远望南昌市危塔高耸，近看蔡家坊炊烟四起，才知道天时已不早了，于是下塔循原路而归。”这些描写远山近水、对仗工整的文句，成为许渊冲后来写作、翻译的范例。
1938年刚考上西南联大时，有同学曾问许渊冲的梦想是什么，当时他表叔熊式一翻译的《王宝钏》《西厢记》在美国演出，引起轰动。他就回答说：“想做表叔那样的著译家。”
他最早的翻译，却是因喜欢上班里的女生。1939年7月12日，许渊冲将林徽因的《别丢掉》、徐志摩的《偶然》两首译诗及一封英文信投进了女生宿舍信箱。后来，《别丢掉》发表在《文学翻译报》上。这是许渊冲最早发表的一篇诗译作。而他的法文教学与翻译则主要得益于三个人：第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吴达元教授，第二个是巴黎大学指导论文的摩罗（Pierre Moreau）教授，第三个是鲍文蔚教授。鲍先生比许渊冲年长二十岁，他在解放前就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许渊冲在北外教法文时缺乏经验，到了香山外国语学院，在鲍先生指导下，才学会了由浅入深的教学法：“他的翻译水平很高，有一次课文中出现了le lendemain qui chante（歌唱的明天），大家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向他请教，他译成‘载歌载舞的明天’，令人叫绝。他不但译了拉伯雷的《巨人传》，法文教研室合译的《农村散记》也是他定稿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许渊冲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翻译为英法韵文，既要工整押韵，又要境界全出。古典诗词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译后的英法韵文中也要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唯恐糟蹋了中国文化的美。他的老同学杨振宁说：“他特别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从本质上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但他并没有打退堂鼓。”许渊冲的法文版《唐宋词选一百首》《中国古诗词三百首》、英文版《西厢记》《诗经》《新编千家诗》等作品陆续出版，其中有30首译诗被国外的大学选入教材。
情趣发展的三部曲
1939年至1940年，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读二年级。在此期间，许渊冲见到了杨振宁和钱锺书。
在西南联大，许渊冲读到了柯尔律治的名言“散文是编排得最好的文字，诗是编排得最好的绝妙好辞”。这一“把最美的表达方式放在最好的地方”的观念，对许渊冲影响至深，后来甚至发展成情趣“三部曲”。
当然，追本求源，最初的影响应该来自许渊冲父亲爱好整洁的生活方式。
“他教我从小就要将文房四宝放在最方便取用的地方。后来我写字的时候，把文房四宝扩大到文字，也就是最好的表达方式，最方便取用的地方也可以概括为最好的位置。这样日积月累，哪怕一天只碰到一个，如果能够放在最恰当的地方，一年就有三百，十年就有三千，有这么多得意之笔，那还能不中状元吗？”父亲只是在生活上这样要求自己、要求子女，培养了许渊冲对秩序的爱好，他因此养成了把最好的文字放在最恰当的地方的习惯。父亲用行动教许渊冲要爱秩序，对他进行“礼”或“善”的教育；母亲生前爱好图画，给予许渊冲的是对“美”或“乐”的爱好和教育。许渊冲因此认同冯友兰所说：古代“礼乐之治”的“礼”就是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乐”就是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如果说“礼”是“善”的外化，那么，“乐”就是“美”的外化。这种影响对于他来说是终生的。
许渊冲的诸多得意译作之一，是对毛泽东诗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翻译。按照字面意思，英美翻译家将它翻译为They like uniforms, not gay dresses（她们喜欢军装，不喜欢花哨的衣服）。许渊冲认为这种译法走了样，于是翻译为“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这就有让女民兵面对硝烟的意味。“如果仅仅按字面翻译，意思不错，但原文中的对称美全无。外国人一看这样的译句，会说原来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诗也就是这点水平嘛。我的译文就把原诗中的韵律美展现出来，而又没有脱离原文的意思。”他说，鲁讯说翻译有三美：意美、音美、形美，自己把“三美”都翻译出来，可以向世界留下中国的英雄主义。
不料“文革”期间，此译法被批“歪曲”了毛泽东思想，于是许渊冲就把译文改成“They lov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即“她们敢于面对硝烟，不爱涂脂抹粉”。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许渊冲的毛泽东诗词译本再版时，他恢复了原译，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红”与“武”的对应和“装”的重复。此译文对仗工整，堪称绝妙，中国文化的味道和精髓跃然纸上。
许渊冲还以毛泽东的词《念奴娇·昆仑》举例：“‘而今我谓昆仑，不要再高，不要再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把昆仑山分为三截，这种情怀谁能有？这种情怀怎么译？当时找英国人翻译，就把这三个‘一截’直接翻成three parts（三个部分），这哪里美嘛！知道我是怎么翻译的吗？我把第一截翻成‘山顶’，第二截翻成‘山腰’，第三截翻成‘山脚’，这在中文里面没啥稀奇，但用英文表达就有了一层美感。”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许渊冲追求“三美”——音美、形美、意美；“三化”——深化、浅化、等化的翻译原则，文学翻译要传情达意，但“达意”是低标准，“传情”才是高标准。“西方追求的是‘对等’，我追求的是‘最好’。如果‘对等’的表达方式是最好的方式，那么我就用‘对等’，如果意译更传神，那就不用直译。”在许渊冲看来，自己的翻译理论比西方的要超前得多。
2020年5月，《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经典珍藏版由中译出版社出版。据中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胡晓凯介绍，许渊冲先生和中译出版社（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4年，他在中译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译论《翻译的艺术（论文集）》，此后，中译社开始筹备出版后来影响颇大的“一百丛书”，许渊冲先生选译的《唐宋词一百首》于1986年面世。之后的1988年，他与陆佩弦、吴钧陶二位先生合编的《唐诗三百首新译》出版。1991年，他推出了一部获美国普利策诗歌奖的诗集，《飞马腾空：亨利·泰勒诗选》。
1993年，值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作为献礼图书，中译社出版了许渊冲英译的《毛主席诗词选（汉英对照）》，同时推出了平装和精装两个版本。《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正是以此为底本，逐首诗词校对，存疑之处从全诗布局、诗句意义到音节数量斟酌考量确定的最新版本。在保留原译序等部件基础上，许渊冲珍藏的打印稿作为别册随书附赠，热爱诗词翻译的读者，可以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循着许渊冲的译文修改轨迹，感受他在翻译过程中的艰辛与快乐。
诗体译诗和散体译诗的“论战”
许渊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绰号“许大炮”。因为坚持自己的风格，许渊冲式意译所带来的各种争议，几乎伴随了他一生，也被扣过各种“帽子”，但他不以为然，从未妥协。
吕叔湘1947年、1985年在《中诗英译比录》序言中说：“初期译人好以诗体翻译诗，即令达意，风格已殊。稍一不慎，流弊丛生。故后期译人Waley、小畑（Obata）、Bynner诸氏率用散体为之。原诗情趣，转能保存，此中得失，可发深省。”这和许渊冲的“音美”译法刚好相反。究竟谁是谁非呢？许渊冲和吕先生讨论后，吕先生就约许渊冲合编新本《中诗英译比录》，这是许渊冲译诗取得的一次胜利。后来许渊冲又编写了一本《中诗英韵探胜》，比较了中外译文，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入“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依生（Ethan）博士认为许译胜过中外译文。
第二次诗体译诗和散体译诗的论战发生在王佐良和许渊冲之间。两个人最早的分歧因瓦雷里的诗《风灵》是直译还是意译而起。其中有一句诗，大意是“灵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美人换内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刹那”。许版译文为“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许渊冲认为王佐良用的“胸部”一词没有美感，因为它既可指男也可指女。他用的“酥胸”才有朦胧美。许渊冲多年后又辩论说，王佐良的翻译是“外科派”，就好比一个伤兵中了箭，外科医生只是把箭掰断了，取出来，但毒还在里面；而他是“内科派”，不仅把箭拔出来，还把内部的毒也取出来了。
他与作家、翻译家冯亦代同样有过“战争”。《红与黑》的最后一句，说到市长夫人死了，按原文是“她死了”，但许版译文为“魂归离恨天”。当年冯亦代就批评许渊冲为什么要加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直指“魂归离恨天”是从《红楼梦》中偷来的。许渊冲坚持己见，认为翻成“她死了”表示的是正常死亡，但市长夫人并非正常死亡，而是含恨而死，没有比他的翻译更贴切的了。再说，这“离恨天”也不是《红楼梦》才有的，是从《西厢记》里来的，难道《西厢记》偷了《红楼梦》吗？
1995年，许渊冲所译的《红与黑》引发了翻译界一场大论战。以许渊冲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创译派”曾与“等值派”掀起一场不小的论战，他的“优势论”“竞赛论”“创优论”遭到“紧身衣论”者的反对。当时《红与黑》已有近十个译本，有媒体相继发表了多封翻译家之间的往来信件，争鸣气氛热烈，几乎整个翻译圈都卷进了这场论战。许渊冲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从未动摇过。
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而四字成语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中国读者深受“硬译”之害，因此走入歧途，误以为“洋泾浜英文”或者“翻译腔”才叫精确。好的翻译，“不逾矩”只是起点，“从心所欲”才是高标准。他借用画家吴冠中的话说，风筝不断线，飞得越高越好。
2014年，李肇星在“北极光”颁奖仪式上为许渊冲致词：“钱锺书曾赞扬许先生特别刻苦，说他真正体现了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希望年轻人要学习许渊冲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对祖国的热爱，对自己理想的坚持、坚守。”
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有大师
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季羡林说：“根据中外各著名大学的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位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这样看来，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有大师。
那么，西南联大有些什么大师呢？许渊冲举例说：以杨振宁所在的理学院来说，院长吴有训1923年在美国同康普顿合作研究X射线的散射。他以精确的实验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解释，使康普顿在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的物理老师赵忠尧，1930年第一次发现正负电子对湮没现象，对反物质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数学老师陈省身是当代微分几何学的大师，提出了“陈省身–韦尔定理”。杨振宁的学士论文导师是吴大猷。杨振宁从吴先生那里“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杨振宁说：吴先生是“量子力学研究在中国的带头人。……量子力学是20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革命性的新发展。……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今天的半导体元件，也就没有今日的计算机”。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在1925年就发明了“四次方程通解法”，1928年分析电机瞬变现象，研究成果被国际电机理论界称为“顾氏变数”。他开创了现代自动控制理论体系，被公认为该领域的先驱，1972年获“兰姆金奖”（等于国际电子电工领域的诺贝尔奖）。更难得的是，他写作出版了几十部小说、戏剧、诗词，1976年世界诗人大会授予他“桂冠诗人”称号。可以说他是20世纪世界少有的文理大师。研制“两弹一星”的二十几位功臣中，有三分之二是联大人（包括清华、北大在内），如两弹元勋邓稼先，核武器专家朱光亚，远程导弹总设计师屠守锷，返回式地球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等。振兴中华的另一个标志是得到国际学术奖，而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联大人。
至于文学院，大师就更多了。院长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后是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教授则有文史大师陈寅恪，散文大师朱自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郭沫若语）的诗学大师闻一多，小说大师沈从文，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人吴宓，以及叶公超、钱锺书等等。有这么多大师，无怪乎联大成了世界一流。文法学院学生，中文系有汪曾祺，他师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而又有所突破。
为什么西南联大能有这么多世界一流的大师，能出这么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呢？许渊冲说，这和联大学术自由的校风是分不开的。学术自由，首先体现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上。联大领导能识人才，敢于破格任用。例如文学院的钱锺书，理学院的陈省身、华罗庚等，都是二十几岁就提升为教授的。其次，学术自由体现在兼容并包上，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写《新世训》的冯友兰，也有骂国民党的闻一多。
“以西南联大为借鉴，尊重大师，培养人才，精减人员，发扬自由民主的学风，我看，办出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大有希望了。”许渊冲说。
直到今天，年已百岁的许渊冲仍习惯半夜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有时候到四五点，常常睡两三个小时就起床。
译诗的时候，他总会自问，译文中能否看得见无色的画，听得见无声的音乐？他说，翻译是与作者的灵魂交流，有时突然灵光闪现，涌现出一个好词来，浑身每个毛孔都感到舒畅。
几年前，他接受了出版社邀请，翻译莎翁剧作，迄今已翻译完成11部，出版了《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等10部。他给自己规定每天一千字的翻译量，如果这个数量没完成，不论时间多晚都会补上。他自信满满：“莎士比亚是把现实变成文字，我不光是把文字翻译成文字，我要把文字里的现实翻译出来，所以我翻得更好。”（本报记者舒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