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是开创和发展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领军人物。作为学者、出版家，他树立了一座文化的丰碑。作家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曾这样评价张元济：“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张元济去世前，即1949年至1959年，这十年间，年过八旬的张元济对出版事业的发展、古籍图书的收藏、整理与出版，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的转型，依然十分关心。
支持出版社公私合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张元济作为老出版家，听取他的意见建议自然是明智之举。1949年10月，郑振铎、胡愈之、陆定一、徐特立等人，都相继与张元济谈及出版工作，主要涉及到新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趋向问题，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出版应注重分工合作，各专一类；私营出版社应互相扶助；印刷发行，亦须分工合作。他们希望张元济在上海能够邀约同业进行讨论，制订计划，在出版总署召开会议时一并提出。
1949年，张元济致函陈毅：“复将公司危急实情面为陈述，并微露希望贷款维持之意。”陈毅回复可以约期晤谈。11月30日，张元济签署商务印书馆致陈毅市长节略：“再四思维，已濒绝境，不得已仰求我公体念五十余年民族文化之商务印书馆赐予救济，转商人民银行，准许贷款二十亿元。”（《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簿》）张元济亲赴上海市政府访陈毅市长，谈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贷款等问题。陈毅认为，商务印书馆不能靠借债吃饭，“还要从改善经营想办法，不要只搞教科书，可以搞些大众化的年画，搞些适合工农需要的东西，学中华（书局）的样子，否则不要说二十亿，二百亿也没有用！要你老先生这么大年纪，到处轧头寸，我很感动，不过，我不能借这个钱，借了是害了你们。”对陈毅的意见，张元济表示接受，不再借款，改善商务印书馆经营（何晓鲁、铁竹伟《一个人和一个城市》，178—179页）。这段借款轶事，可以看出张元济心系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八十多岁还在多方奔走，希望商务有更好的发展。
1953年，出版社开展公私合营工作，张元济十分关心这项工作。10月16日，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致函商务印书馆资方代理人史久芸谈及此事：“本馆改为公私合营之时机已来临。……顷闻中央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局金（灿然）常（紫钟）两副局长召兄谈话，对于公司业务情况，询问甚详，具征政府关怀之至意！兹弟谨代表董事会，委托吾兄，根据函陈各节，先向金常两副局长口头提出要求，赐予本馆尽先公私合营，俾本馆能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用偿宿愿。”可以看出张元济十分支持公私合营，并希望能尽快完成这项工作。
到1954年1月，公私双方将《关于商务印书馆实行全面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会谈纪要》上报出版总署，1月29日，出版总署下发了《出版总署关于商务印书馆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要求的批复（54）厅机字第27号》，文件中明确了“目前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条件业已成熟，我署同意你馆全面公私合营，并决定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同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从上海迁至北京，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正式实行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的商务印书馆，仍由张元济担任董事长。
撰著《涵芬楼烬余书录》
《涵芬楼烬余书录》是张元济晚年撰著的一部重要图书，是其版本、校勘、目录方面的重要成就。
涵芬楼是张元济1904年创设的藏书楼，1909年正式定名“涵芬楼”，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1924年改为公共图书馆对外开放，正式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广泛搜集、购买中外图书。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东方图书馆藏书达46万余册。张元济一手创立，并伴随其发展近三十年。东方图书馆所藏图书包括宋、元、明、清版本，抄本和稿本等珍本善本，还藏有比较齐全的地方志和中外杂志报纸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东方图书馆珍贵的图书被战火焚毁，化为灰烬，张元济痛彻心扉。他对好友傅增湘说：“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同人忍着悲痛，处理后续事宜，同年还成立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战火初起之时，张元济将涵芬楼中重要善本五百余种移存上海金城银行库房中，使这批宋元明本及名家稿抄校本得以躲过日寇浩劫。《涵芬楼烬余书录》即张元济为这五百余种善本撰写的提要。张元济在《涵芬楼烬余书录》序言中，详述了始创涵芬楼的经过，以及焚毁后幸存于金城银行保管库中之善本情形，感慨并说明书名之由来：“善本之存，亦仅此数十箧焉。题曰‘烬余’，所以志痛也。”
1950年秋，张元济在开始撰写《涵芬楼烬余书录》时，“病偏左未久，偃卧床笫。每忆旧作，辄口授指画，如某篇某句有误，应如何修正；又如某书某刻优劣所在，历历如绘。”（顾廷龙《涉园序跋集录》后记）可知张元济当时身体状况已不是很好，但他依然“口授指画”，顾廷龙感慨道：“盖其博闻强识，虽数十年如一日；此岂常人所能企及，谓非耄耋期颐之征而何？”
《涵芬楼烬余书录》出版后，张元济寄赠给陈毅，陈毅回复张元济信中写道：“惠书及烬余录收阅，甚佩长者保存古籍之美意。今者人民政府明令收集古代文物，设部专司其事。先生之志，继起恢宏，诚可庆也。”
担任古籍小组成员
1958年1月2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签发聘书，聘请张元济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原件藏海盐张元济图书馆），彼时张元济已91岁高龄。将一位高龄老人列入19位古籍小组成员之中，这应该是古籍小组领导经过慎重考虑的——张元济已年届鲐背，具体工作也许做不了太多，但他是出版界、文化界的元老，德高望重，他担任古籍小组成员的意义在于他是出版界的精神领袖，他的存在，是出版界的主心骨、定海神针，这体现出古籍小组对古籍整理出版前辈的敬重。
19位古籍小组成员中，很多人都是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老作者，与张元济是老相识、老朋友，如郑振铎、赵万里、徐森玉等，他们中有的与张元济相识三十余年，共同经历过风风雨雨，友谊的基础十分雄厚。而齐燕铭、金灿然等人在公私合营过程中，与张元济相识、共商出版大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识的“同志”。
作为出版界、文化界耆宿，张元济在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中，积累并总结出自己关于出版经营管理的经验，有一些出版理念在当时是走在时代前沿、是我国先进出版经验的代表，这些经验和理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之时，是十分宝贵的。他注重传统文化，引入西学，创建出版体制，理顺出版流程，这些开创性工作，对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出版界有一老，那更是一宝，客观公允地评价张元济，他就是出版界的一座丰碑，在当时无人能及。这也是张元济在91岁高龄，能成为古籍小组成员之一的主要原因吧。
关心《古本戏曲丛刊》出版
张元济、郑振铎相识三十载，在保护古籍、整理出版图书方面，贯穿二人三十年的友谊，20世纪30年代，即与郑振铎合作抢救古籍。比较重要的《孤本元明杂剧》，就是1938年两人通力合作选印的；40年代又一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收购江南藏书楼图书。而分量极重的戏曲总集《古本戏曲丛刊》，则更是二人友谊的见证。《古本戏曲丛刊》是郑振铎策划、编选的戏曲总集，原计划选取历代戏曲、传奇千种以上，惜乎郑振铎英年早逝。张元济从编选《古本戏曲丛刊》初起，就很关心这项工作。1953年9月，张元济致函助手丁英桂：“昨交阅《戏曲丛刊》样本五种，均已阅过。就原附各笺略具管见送还，乞查收。”“《戏曲丛刊》承示十月底为第一批出书之期，不知能否赶得及否？前示《西游记》样本将与郑振铎君商榷，不知有否回音？”“合众图书馆存旧本戏曲若干，如北京寄来底本有残缺者，彼处或可补配”。“前谈《戏曲丛刊》有须与郑振铎先生商榷者，先打样张。弟曾请将样张交下一阅，如有可不必商榷者，拟请抽去，以省周折。”12月27日致函丁英桂：“《续琵琶记》的确见于《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兹将原信送阅。如能告知郑振铎兄，当可坚其印入曲丛之意。”张元济对《古本戏曲丛刊》的样张，不只是“阅过”，他还给出具体意见，在给丁桂英的信中就有“《幽闺记》校过，并于校笺上注明答复”。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9月至12月间，张元济阅看了《古本戏曲丛刊》样本十余种，其中有《杀狗记》《幽闺记》《西游记》《拜月亭》《草庐记》《白兔记》《精忠记》《琵琶记》《升仙记》《怀香记》等。1954年2月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影印出版，收剧100种；1955年7月，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第二集，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影印出版，收剧100种；1957年2月，第三集改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收剧100种；1958年12月，《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仍改回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影印出版。
回忆戊戌变法
张元济历经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之后受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邀请，入职商务印书馆，从此开启了五十余年的商务印书馆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作为为数不多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的回忆是最珍贵的史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元济北上。1951年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后，着手开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历史学家翦伯赞在编选其中《戊戌变法》时，与张元济多次往来沟通，多次通信。当年12月8日，翦伯赞致函张元济，告之中国史学会编辑近代史资料《戊戌变法》，拟收入张元济所撰《戊戌政变的回忆》，信中翦伯赞特别向张元济提出：“不知此外还有无其他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们？您是参加维新运动硕果仅存的当事人，我们很希望您能提供我们一些珍贵资料。”收到翦伯赞的来函后，张元济于12月15日回函：“近人时以旧事相询者，弟病榻无聊，口成《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七绝若干首，首皆有注”，“不久当可写完，即寄呈”。随后，翦伯赞将张元济的《戊戌政变杂咏》十八首编入《戊戌变法》，张元济所撰的《戊戌政变的回忆》（《新建设》已刊出），则收录到戊戌变法史料丛刊中。郭沫若对《追述戊戌政变杂咏》曾给予高度评价：“《（追述戊戌政变）杂咏》是绝好史料，当为世所重视。”往来书信中，翦伯赞还曾专门请教张元济：“戊戌四月廿八日您和康有为一同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南海自编年谱》亦如此云云，而尊著《戊戌政变的回忆》中，则谓召见地点是在中南海。不知究竟是在仁寿殿，还是在中南海？还请赐示。”张元济对此事进行了回忆，并写信告知翦伯赞：“……弟与长素同被德宗召见，是否在颐和园，抑在中南海？就弟记忆系在西苑，并非颐和园。西苑距西华门极近，颐和园则在郊外，相距有十余里之遥，殿名似非仁寿，而为勤政，德宗召见臣子则在殿之东偏一间，其规制亦不宏敞也。殿之匾额，弟未亲见，亦仅闻诸人言，当时内监至朝房导引入殿，却未见有今之所谓中南海者，或别有门径欤。”1953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套四册正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翦伯赞在序言中专门感谢了张元济等人的帮助：“他们（张元济）提供了一些从未发表过的资料，有些是手稿。”这些一手资料，对编辑《戊戌变法》、呈现戊戌变法全过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及实地留存下亲历者的回忆。
1953年5月张元济致函翦伯赞，告之日本京都府立图书馆藏有专纪鸦片战争情事的《溃痈流毒》抄本，并称：“敝处曾有重录之本，已赠与东方图书馆，先生如果需要，弟可提出寄呈台览。”翦伯赞信中还写道：“关于《溃痈流毒》，据鸦片战争史料主编人齐思和教授说是一部重要书籍，多时访求未得，尚能惠寄，无任感谢。上海东方图书馆有《夷务各稿》一书，如承一并惠借，编入鸦片战争史料丛刊中，尤为感荷。”于是，张元济于6月10日将挂号邮寄《溃痈流毒》抄本一部给翦伯赞。并在信中说明，《溃痈流毒》“为复写本，未与原本对勘。昨封寄时略加翻阅，讹误滋多，须烦改正。……”1954年7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书中所收《溃痈流毒》《入寇志》等数种珍稀史料皆为张元济提供。
张元济去世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张菊生先生年谱》《张元济日记》《张元济全集》《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诗文》《张元济书札》《张元济画传》《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等，此外，还重印了张元济的若干论著，这都是对张元济先生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