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自诚先生因主编八修《德安县志》而结识了不少文化名人，如熊十力、马一浮、胡风、梁漱溟、石凌鹤、苏步青、丁玲、公刘、邹荻凡、何满子等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他因编写德安县革命烈士传和革命史而成为江西作家协会会员。晚年因旧体诗发表的数量多且获奖的精品也不少，2011年又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在德安聂桥中学执教时开始与先生来往多起来。那时我已是（江西）省历史学会和省语言学会的会员，后来历史学会增加了先生。先生每因工作来找我时，我总以敷阳山的竹笋炒腊肉招待他。先生与我每一次晤叙都是聚散苦匆匆，时间很短，然相知却不浅。我俩相处时间最长的是两次参加省历史学会的年会，每次前后有三四天。
1981年4月，原德安米粮铺公社前山大队横屋李村农民在住所南侧开荒时，发现了一座北宋墓，出土了两通石刻，从碑刻知，墓主生前所居住的地名为“江州德安县长乐乡晚侯社铺侧上堡”（即今前山大队横屋李村），而先秦时属“九江敷浅原也”。所以先生写了《敷浅原在何处》一文。否定了有人说“敷浅原是庐山的最古老的名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和唐代杜佑《通典》均言，江州浔阳县有蒲塘驿，即汉历陵县，驿前有敷浅原，原西数十里有敷阳山。可见，敷浅原在县城西南。其实敷浅原大部分则在九仙岭的东侧，即今德安火车站以南、新的德安广场到共青城这一大片地方（原属德安金湖、米粮铺公社划归共青城，不属于德安）。孙先生1981年提供给省历史学会的论文《敷浅原在何处》，肯定敷浅原在德安县南部而非指庐山。因为先生的德安方言难懂，这篇论文由我代为在庐山年会上宣读。
1982年省历史学会的年会在赣州召开。会议期间安排游江西与广东交界的梅岭，午饭在大余。许怀林等先生与我们在梅岭曾合影，孙先生也有旧体诗记述此行。
1973年孙先生有幸参加长江流域考古培训班，并在湖北宜都红花套新石器遗址和纪南城楚墓进行发掘实习。1981年九江地区在德安办了一期文物普查试点班，请省博物馆的老师讲课，孙先生写了《德安县考古要览》提供普查试点班人员参考。其中《宋元两朝行政区划》一节，先生并用“文革”后各乡村出土的地券将宋元时期的地名与今天的地名对接起来，有许多乡村地名是沿袭宋代的。
德安北宋有一通王安石撰文的《太常博士郑君墓表》，说郑诒葬“德安之永泰乡谷步里”，但不知是今天德安什么乡什么村。墓表，即墓碑。郑诒的儿子郑湜，上至唐代郑善果（曾任江州刺史）共九世，原籍河南荥阳，嘱其后裔入籍德安，自己卒后葬今天的葛洪山自然冲。推测永泰乡谷步里当在今吴山、田家河一带。不会离葛洪山太远。这一带的郑姓族人，多为郑善果的后裔。《太常博士郑君墓表》已收入《王文公文集》中。如果这一带的郑氏族人集资复制一通此墓表，也不失为很有意义的一件复制文物。
德安还有一座明代工部主事郭一轮（字仁宇）的墓，由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所书《明故赐进士第承法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郭公仁宇大人墓》的墓碑，葬今木环乡新屋郭村后山，全毁于“文革”中。如果早年将墓碑正反面都拓印下来，复制也好办得多。
孙先生的魄力和远见反映在《德安县志》中，最突出的是没有回避万家岭大捷的问题。平型关、台儿庄和万家岭是抗日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当年万家岭真正的激战地已没有“万家岭”这个地名，《德安县志》84页对当年“万家岭”范围有明确的圈定。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自然村名不能随便改动，是否考虑南田大队称“万家岭”一村，其他大队可称“万家岭”二村、三村。没有孙先生主编的《德安县志》，就是当地的乡民如今也不能准确地说出万家岭的范围。已有“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德安可考虑建立“万家岭战役纪念馆”，并入县博物馆中。我读《德安县志》中引述《德安万家岭大捷回忆》一书中《万家岭作战经过》和《中央通讯社关于万家岭大捷之逐日电讯》以及当年重庆《扫荡报》记者刘藻的《凭吊万家岭记》（见县志85页），就非常振奋人心！说当年万家岭山上山下，日军的坟墓（临时掩埋一下）和遗骨至少有六千具以上，满山遍野都是写有死者姓名的木牌，战死的马骨至少也在千匹以上。书中还有当年拍的不少照片，且绘有万家岭战场遗迹图，可见当年激战的程度。日本媒体也有很具体的记述，承认他们失败惨重。收集当时这方面中外媒体的报道以展示于后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万家岭大捷之后，便是德安县城保卫战。国军与日寇苦战五昼夜之后，德安还是在1938年10月29日沦陷。国军716团柴敬忠团长在抵御日寇侵犯我义峰山、进攻德安南门的战斗中，冲锋在前，英勇中弹牺牲，后其遗体被运抵南昌公祭（详见《德安县志》268页）。我想，北京有张自忠路、佟麟阁路，德安原南门外也应有柴敬忠路。
熊十力先生1907年全家因地少人多，生活困难，便从湖北黄冈上巴河张家垸迁来德安乌石门芦塘坂落户。从此熊氏这一支便以德安为家。熊十力先生到了入学的年龄，也无钱上学读书。我常感慨因为德安有了孙自诚先生，所以才有了十力路。如今，孙先生走了，我们可沿着他的思路，还应有敷阳路、敷浅原路、王韶路、夏竦路等街道名称。王韶是王安石任宰相时重用之人，官至枢密副使。其指挥“熙河之役”立有奇功。实现了他在《平戎策》中所言“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的卓见。研究北宋与西夏史的学者，更是绕不过熙河之役（《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7日第四版《西南门户-果者古堡》）。夏竦官至枢密使，治军尤严。宋仁宗封其为英国公。夏竦博学，还熟谙音韵，著有《古文四声韵》，至今中华书局还在印行。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以及古迹，堪称是这座城市的硬件，反映当地的历史和名人的街道等名称就是它的软件。二者共同组成了这座城市最直观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所以反映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名人的街道、广场名称，便是这座城市的独特的文化符号。
孙先生请郭沫若先生题写县志书名。据三卷本《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不见郭沫若先生为地方志题写书名，连《德安县志》也没有记载。孙先生请了郭老，郭老也爽快地题写了《德安县志》。
孙先生以县志办公室的名义写信给梁漱溟先生，请他撰写《忆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的回信手书已刊《德安县志》。《忆熊十力先生》一文，已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可能此文是迟些日子写成，没有赶上孙先生主编的《德安县志》的出版。新的《德安县志》应该转载此文。
人的一生感情最深的，莫过于父母、家乡和青少年时期，而我这三者都与德安密不可分。父母仍葬在德安，每年清明我都从北京回去扫墓，故土难离，因为那是不能断却的根。德安有我成长的轨迹，也有我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岁月。我调河南后，忙于田野考古发掘，但春节从来未忘给先生夫妇寄贺年片或写信拜年。退休后回到北京家中，又改为打电话拜年。结婚后与妻回德安也拜望了先生。先生一辈子不打麻将、扑克，唯有读书、写作是他的快乐，他的亲情、友情、乡情，让我们看到他始终如一的纯洁和真诚。
2002年秋，我乘在咸阳参加秦文化学术会议的晚间，采访了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文章发表在北京的《传记文学》上。此文为祝石先生八十华诞而写，也寄了孙先生。先生很快也写了首诗为石先生祝寿。他问我石先生家中的电话，我告诉了他。只可惜两人都用各自的方言，所能听懂的内容十分有限。石先生邀请他去西安，遗憾的是孙先生已不良于行了。石先生是我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的老师，也是孙先生1973年长江流域考古培训班时的老师，孙先生还是我二哥的同班同学，他既是师兄、也是学兄。
孙先生从历代不同的著述中把写德安的古诗词挑选出来，出版了《德安历代诗词选》一书。我在郑州时曾见《河南日报》一篇新闻报道说，开封一家私营企业老板，请国内外书法家书写他搜集来的有关开封的古诗词。他个人出资买碑石并请人刻诗词于其上，并树立于所购之园地，成了一处旅游之地。每面碑刻均留书法家的大名。德安何不效仿此方法，在义峰山或九仙岭公园圈出一片空地，不也成了一处极具观赏价值的景观吗？
罗家伦先生曾言：“人生的意义在于能认识和创造生命的价值。”先生是位能认识和创造生命价值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所主编的《德安县志》在全国新修地方志中荣获三等奖。如此深爱故乡德安的一位文化名人，他留给德安的，也将永存。
原来一年一度的清明，虽然聚散苦匆匆，还可以清茶一杯，开怀畅谈一会。而如今，连这聚散苦匆匆也没有了。只有路过孙先生原住处，远远地侧望一下那栋房子。此时，惆怅涌上心头，不免想起欧阳修《浪淘沙》词的下半阙：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