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炎（1945—2010）是活跃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卓有影响的出版家、文化活动家。曾先后担任驻前联邦德国和瑞士两国的文化一等秘书，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等职。曾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荣获“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中国出版荣誉纪念章等称号。
时常想起我们商务印书馆的杨德炎总经理，在俯仰不经意间。十几年里，我搬过两次家，都是租住的房屋，收拾完杂七杂八的物什，环顾空荡荡的四壁。这时杨总讲过的故事浮现出来，他镜片后眼睛里满是笑意。——该做收尾了。我打扫墙壁，擦洗地板，所有杂物清理干净，然后交钥匙给房东。
在商务印书馆总编室跟杨总接触时间多，午间盒饭在一起吃。那是一个愉快时间，他的故事总是没完没了，说到搬家，他观察到两个现象：一是搬家顾头不顾尾，常常留下一堆乱摊子给下家；二是人退休的时候，常常留恋，物品不清理，有些职务的想留一个房间，没有职位的也会留下个人物品。杨总说起自己搬家的一个经历，家具用品搬毕，他整个房间清扫一遍，用拖把把地板拖个铮亮才交出去。听者有意，我从此之后，也学会了这样搬家，犹如仪式一样秉心整理。这个整理不是面向别人，而是面对自己。
2008年初我返回北京，沒过多久杨总退休。他果然说到做到了，他曾说过，如果到了退休的那一天，他一定会把办公室整理清空，绝不拖延一天。他确实这样做了，律己自守如此。
我时常想起杨总，很多时候出现的场景都是在旅途中。第一次跟杨总出差是1997年10月，版权部主任江远、出版部主任秦然，我那时任汉语室副主任，一行人代表北京商务印书馆，参加香港商务印书馆举办的百年庆典。两地的商务印书馆人员交流和业务合作一直不断，在此前几年，共同出资，加上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几地商务印书馆出资，在北京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我当时对香港商务的画册出版传统一无所知，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末，《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国宝》《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出版，并且声名大噪，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再版。杨总对香港商务历任主事者都很熟悉，他讲起80年代陈万雄来故宫拍摄的情况，当时在北京吃饭、坐车是大事，过了饭点饭馆没饭吃，出门也没有出租车，有一次，他骑了三轮车拉陈万雄赶时间。
今年是故宫建成600年，我请陈万雄先生录制视频，回顾故宫出版的历程。我特意问他这件事，陈先生连声说是，当时在故宫拍摄，拍摄时间是游人未开放之前和游人出宫之后这两个时段，人住在华侨大厦，几个人带着摄影器材，怎么也没办法找到车，只好就近找商务，杨德炎自己骑三轮车拉着人和器材进宫。记得当日在丽晶酒店的盛大庆典结束后，即跟朗文出版社沈维贤、高孝湛等举行工作会谈，商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版权合作细节。沈先生精通印刷，思维缜密，富商业头脑，生意精确到防伪标签的几分几毫。杨总含笑谈判数字，宽厚地应着，举重若轻。他理解对方的防范措施，既防市场盗版，也防出版社瞒印，虽然商务印书馆从不也绝不会做那样的事，杨总并不以为忤，因为市场的确有侵权盗版不法行为，而商务是最大的受害者。在达成协议的第二年，1998年初，新闻出版署组建出版物市场“打非”办公室，杨总即在版权部专设打击盗版的人员，长期借调人员到“扫黄打非”办公室，配合执法部门查处侵权盗版出版物。
杨总对辞书编纂出版一直很重视，《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出版之后作者在郊县召开总结会，杨总请陈原同志到场发表演讲。《古代汉语词典》在市郊召开审稿会，杨总也专门去探望。1997年11月他当选中国辞书学会第一副会长，在词典规划、编写组织和学术研究方面跟作者和出版社联系更加紧密，对商务的辞书的发展有了新的想法，在1999年下半年成立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这是一个平台，在保护知识产权，组合内部资源、联络专家学者、形成品牌效应等方面发挥了很不错的作用。
1998年《新华字典》出版修订版，发行部、编辑部宣传推广发布同时几路人马展开，编辑部要出去参加推广发行，杨总和于殿利如此大阵仗部署，好像是辞典发行的第一次。分派我去了东北片，那时整个公司只有几部手机，陈宇清副总经理还把她手机借给我，以便随时联系报告。
到1999年靠近年尾，杨总日程很忙碌，11月下旬到南京参加辞书学会年会，我担任辞书学会副秘书长，也一同参会。这次会议特别邀请陈原同志参加，他将发表《辞书的命运》的主题演讲。杨总特别交代我，事先务必检查陈原准备入住的房间。仔细一看，果然有问题，我发现浴缸位置过高，要走上几阶台阶才可入浴，有滑跌风险，遂跟主办者要求更换房间。更换之后，杨总仍不放心，亲自到房间巡查一过才安心。有高龄前辈参加的活动，杨总都会提醒我要特别留意，像年底退休职工安排聚餐，他就叮嘱，菜肴不要硬的，不要难咬的，不要刺多的等等。
1999年，上海外文图书公司总经理张瑞芷提出一个设想，开设商务印书馆专卖店，经销北京、香港和台湾商务印书馆以及商务印书馆国际公司出版的图书。张总目光远大，经营有方，除了面向国内读者，也特别针对在沪的外国机构、外资企业的国外读者提供进口图书服务，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当时发行体制正处于巨大变化中，发行向出版社主导方向发展，由省店，再到市店，越来越贴近读者。早在两三年前，杨总从新闻出版署回到商务担任总经理，即开始一个发行大改革，四处跟各省市新闻出版局柔性游说：今后《新华字典》的发行将收回租型，改为出版社自办发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虽然市场形势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但这项牵涉到各省局发行利益分配的大事，能够顺利推行，也只有待一个具威望，有菩萨面容，还有金刚力量的人来担当，杨总是也。
图书直接全品种展示，是发行销售的理想，商务应该有这样的品牌号召力。杨总立意不断尝试新形式销售，发行部用人、布局都在不断推出新的举措，新设专卖店又可以连接境內外的商务，开设上海专卖店有标志性意义。
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跟上海有天然的联系，在上海设有办事处，198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90年在上海和平饭店召开庆祝会，获得商务老人的关照，后在中国科技图书公司悬挂馆招，楼上设图书专柜。其实这幢大楼本是过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大楼，上世纪50年代，商务、中华、三联、开明等五家出版社组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后并入上海新华书店，80年代又改组成科技图书公司。专柜存在了几十年，待到老人凋零，这种因缘竟如落叶散去。
上海专卖店将在科技图书公司的斜对面开设，是旧世界书局的地址。这个项目提出的时候，我刚从汉语编辑室调到总编室。杨总布置任务，业务主要由时任发行部主任于殿利筹划，我主要联络上海外文图书公司，考虑宣传定位、活动主题等事项。杨总与人为善，讲话平易，言之有物，不说套话、空话，要求公司宣传活动一定要新的点子，在内容和形式上要用心思，要有一些闪光点，摈弃陈俗相因。
经过各方沟通，上海专卖店开张，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图书展示会，二是座谈会，三是专卖店开张。按照杨总具体要求，第一部分展示会我拟了“我们从这里开始”名称，获杨总首肯。意蕴有几层：“我们”指商务跟外文书店，指现在分散各地的商务，也指“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初心和传统。“这里”是指上海，也指专卖店。“开始”表示饮水思源，指商务创立初始地，也指专卖店从此开始。这家店是商务在全国开办的第一家专卖店，宣示今后将陆续在各地开办一系列专卖店。座谈会主题是杨总总结出来的。在商务走向新的一百年之初，如何把握传统，开拓新机，顺潮流，努力再试，是杨总思考的主线，“商务印书馆的变与不变”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1999年12月12日，上海新闻出版局领导、张树年、张人凤、浙江海盐县政府代表、商务印书馆作者等嘉宾出席活动，展示会在外文书店楼上，精选了三千种书。汪道涵为展示会剪彩。为了传承张元济的精神，汪道涵并为海盐“浙江元济高级中学”题写了校名。
活动前，杨总和我陪着汪道涵看书。汪道涵看得很投入。他对商务的书很熟悉。1997年商务在上海举办一百年纪念会，汪道涵当时讲到：“商务不单是个出版机构，更重要的是个文化机构，因为出版反映了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反映了文化事业的进程。”他有篇讲话收在《商务印书馆一百年》中，可略窥其阅读感悟的厚度。
每次到上海，杨总尽量选些政治经济学术书送给他。那天，汪道涵面贴书架很近翻着书。杨总介绍情况，汪道涵侧身对杨总和我说：“我喜欢看书，我本一书生。”顿了顿，问道：“《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什么时候出完？我一直想看看。”这部书是张元济心血之作，1997年商务开始出第一本，顾廷龙在总序中写道：“先生校勘记二十三种，中华书局于一九六○年点校《二十四史》久假不归。”直到1992年还给商务十六种。经王绍曾整理，到1999年大概共出版了四五种。汪道涵读书之广，了解商务之深，可见一斑。之后，杨总叮嘱校勘记每出一种，即寄汪道涵，以慰悬念。
随后举行“商务印书馆的变与不变”座谈会，杨总、陈万雄、张人凤和八十多岁的商务老人朱梅生就文化传统、经营理念、出版本心等交流讨论。之后大家到一楼去为独门独户的专卖店揭幕开张。
这一系列活动得到前辈及领导的关怀，凝聚海内外商务人心，传承创始人精神，加强上海同业合作，推动图书销售尝试，方方面面都顾得到，行云流水，不滞不涩。这是杨总做事的方式。
不久，2000年1月，新一家专卖店接续上场，杨总、于殿利和我赶到武汉跟湖北外文书店合作开了第二家专卖店。旧商务走出上海开办的第一家分馆就在武汉，新世纪伊始，开专卖店好像重新踏上历史征途。
这次去武汉还有一件事要解决，杨总是商务印书馆国际公司的董事长，国际公司很早约了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一部书稿，邢教授也一早交稿。一段时间国际公司人员发生变更，经营路线也有所变化，导致书稿久拖不定，作者自然心中不怿。杨总了解情况后，内心过意不去，决定此行专程去拜望邢教授，说明情况，解决问题。我之前在汉语室因工作关系跟邢教授的学生李宇明教授相熟，于是拜托他带领我们一起去见邢教授。
杨总和邢教授见面，一个春风和煦，一个虚怀若谷。我心中浮现出老子动人的形容词，“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邢教授之后有很多重要的学术专著都交付给商务出版，作者和出版人，相互敬重，这真是生动而具体的写照。
开店次日，杨总带着我们赶去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当年文化部属下机构五六千人都集中到那里重新学习，其中包括商务几乎全体人员。杨总刚毕业工作没多久，1970年也下放到那里，1972年回北京。这段干校历史，很多碎片，很多故事，在闲暇聊天时候，杨总常会提起，特别是担任司务长的旧事，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日子，如何能为大家抢购到伙食，那可是要花费心思的。北京行前，杨总联系李城外，在离开向阳湖差不多三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去看一看。
李城外是一位历史有心人，坚持不懈发掘咸宁干校的历史记录，写文章出书，呼吁社会铭记历史，保护文物。李城外带领杨总参观干校中转站、四五二高地、王六嘴、红旗桥。当时的向阳湖还没有列入国家文物保护，非常简陋，只记得路边立一牌子，有一间屋子，里面有很多签名题字。要到商务的住地去了，杨总脸色凝重起来，仿佛又回到过去，茫茫天空下，南方那种阴冷的风荡来荡去，周围是荒地野滩，湖好像已被围填。杨总说，这里还跟以前一样，几十年基本没变，当年生活苦，当地人对我们很好。走到一间红砖平房前，杨总停住脚步，告诉我们，这是商务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屋前都是泥泞，最惨的是陈羽纶，截肢行动不便，出来上厕所，要手拿砖头一步步挪身，想想一身泥。
离那间房子约莫一二十米的地方，是一条走出来的小路，路上野草及膝，枯草残绿。杨总指着那丛杂草说，“这是烧水的地方，吴泽炎年纪大，不能干重活，在这里烧开水，有时候跪在那里吹柴生火。”阵风时来，草叶俯仰，我敬仰的《辞源》主编，杨总几句话就刻画出他命运苍凉的身影。我举起相机，影下那束起伏但折不断的劲草，觉得这是天地留下的记号。杨总说：自己毕业不久就到这里，在这里的生活，让他学会了理解人，认识人，关心人。以后商务要安排编辑来看看，多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杨总这番话的良苦用心，想想也是，商务前辈经历干校困顿日子，没有消沉，没有怨尤，苦难反而成了向上的动力，回到北京后，个个奋发有为：陈羽纶创办《英语世界》，开一片天地；吴泽炎续编《辞源》，夜以继日；陈原擘划《读书》，倡导读书境界。世事白云苍狗，商务这种遇挫不折的精神在。
我时常想起杨总，想起他润物细无声的贡献，感恩他对商务精神的爱护，感谢他对商务人的关照。1999年11月初，赵如兰卞学鐄夫妇回国，同时赵新那黄培云来京。早在1981年，赵元任回国，陈原因此相识，从此惺惺相惜。赵元任的著作基本都由商务出版。赵元任去世后，赵新那黄培云花费多年时间整理的《赵元任年谱》也交商务，在1998年出版。陈原大力推荐出版赵元任全集，杨总下定决心出版规模约两千万字的巨著。见面当晚，杨总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以红楼梦宴为他们一行洗尘。晚宴结束后，赵如兰才发现离此不远处正是格言亭，那是赵元任和杨步伟新式婚姻定情结婚之地。杨总遂请司机缓缓巡回一周，再转入宫墙下，穿东华门夜市东去，赵如兰隔着车望向路摊，眼馋小吃，忍不住忆起旧时光。次日跟赵家工作会议之后，杨总午餐订在萃华楼，一偿美国餐馆无猪下水菜肴之憾。
越明年，2000年，杨总已经邀请陈原、江蓝生、陈万雄等组成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恭王府顺利举行。同年，杨总“有胆有识”（杨绛语）又确定出版《钱钟书手稿集》。出版人立德立功，就是为学者立言，这次是浩瀚79卷。
杨总处处考虑作者，自己却十分节俭。我跟他到上海出差，不是住商务办事处，就是住一般的酒店。只有一次，就是开专卖店那次，他住进酒店，要求换地点，办事处安排的地方阴暗，那次有很多客人，接待客人就会失礼人家。我想，是不是办事处同事了解杨总节俭习惯，有意选便宜的地方？有次选了离南京路很近的一个旅店，让我惊讶还能找到这样的车马店，但杨总一样甘之如饴。平日在公司办公，他通常下班晚走，他会一路检查把灯熄灭。到现在，我也学会了这样，在公司关冷气、关灯。
2018年12月回京参加陈原诞辰一百年纪念会，站在楼前台阶上合影。照相完毕，我仰看商务灰色的大楼，想起那天杨总提前打招呼，让我下班不要走。这座老文联大楼，本不是商务的写字楼，商务的招牌现在可永久的，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屹立为文化出版重镇，应该感谢杨总，他的智慧，他对商务的热爱，永远陪伴大家。
杨总几次出差经过香港，我们又见面见过三次，有一次是我带他横穿周润发出生地的南丫岛，遇上微雨，他走路走得有点累，我有点后悔选错了地方。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9月，大概是率队参加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主办的“纪念海峡两岸出版交流20年系列活动”，经过香港，住在城市大学，他早晨有点时间，我想请杨总在又一城喝杯咖啡，他很关心我的工作。结果时间太早，咖啡店没开。现在每次走过那间咖啡屋，我就想起，他给人们的暖意和做人做事的诚意。我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