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的西夏（1038年—1227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王朝。由于历史记载缺乏，西夏的很多社会历史不为人所知，一度被称为“神秘的西夏”。
20世纪初，大量西夏文文献在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被发现，西夏学研究从此开启。史金波先生从1962年开始研习西夏文史，至今已整整60年。
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史金波先生正是在一代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西夏学研究。
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无论翻译文献还是做研究，史先生从不走捷径，从不捡容易出成果的题目做，他总是选择那些最重要、学术界最需要的题目，抓住要害，啃硬骨头。
要读懂西夏文献，先得认识西夏文。明清以后，随着党项族的消失，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成为无人使用、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文韵书《文海》对所收每一个西夏字的形、音、义都有详备注释，对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有特殊价值。同时，《文海》对字义的解释涉及西夏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西夏社会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资料。
1969年，苏联学者翻译出版了俄译本《文海》，但这个译本存在诸多不妥之处。1975年，史先生在中科院图书馆看到俄译本《文海》，随即利用此书所附的影印西夏文刻本《文海》开始重新释读这部韵书。那时，学界能释读的西夏字只有2000个左右，史先生起初的翻译工作非常艰难。经过几年摸索，他独自完成了译文初稿。后来，白滨、黄振华两位先生加入翻译工作。他们将译稿油印了30份，按条裁剪，作成数万张卡片，以字系条，分字排列，编制出了索引，再通过这个索引，查到每一西夏字在《文海》中出现的次数，由此推定每个字的字形和字义。经过不断校对、修改，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该书的出版大大提高了西夏文字释读率，确定了5000个西夏文的字音、字义，对西夏文献的解读起到关键推动作用，成为西夏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研究西夏文字的构造规律是西夏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没有见到《文海》以前，包括史先生本人在内的很多研究者，主要从“偏旁”入手分析西夏字，然而这种方法无法反映西夏文字构造的本质。译释《文海》，使得史先生对西夏文字的结构有了全新认识。他对《文海》数千个西夏字进行分析，归纳出60多种西夏文字构成方法，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西夏文字的构造基本为“合成法”，并拟建出西夏文字构造体系。这一新的西夏文字构造体系，使西夏文字构造得到合理诠释，在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夏文是死文字，没有活的语言材料，即使我们知道每个西夏字的意思，如果不懂得西夏语语法的话，仍然不能翻译出清晰的句子。掌握西夏语语法就成了翻译西夏文文献，尤其是翻译没有汉文可供对照的西夏文文献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比如，西夏语中有多个存在动词，在阅读西夏文文献时，如果对这些存在动词的类别和用法没有足够的认识，则很难准确翻译原文。史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在西夏语中，不同的事物、现象，不同形式的存在，分别用不同的存在动词表示，其间有比较严格的界限。他于1983年发表《西夏语的存在动词》，首次系统论述了西夏语存在动词的类别、用法和特点，使这一过去看起来杂乱无章、难以理解的语法现象得到合理解释。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内容涉及西夏社会各个方面，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目前所见翻译难度最大的西夏文世俗文献。1987年至1989年，苏联西夏学家克恰诺夫将《天盛律令》翻译为俄语，出版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49—1169)》，同时刊布《天盛律令》原件照片。史先生组织团队重新释读原书。他们经过5年集中攻关，反复推敲，至1994年，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将全部西夏文原件汉译，出版了《西夏天盛律令》，2000年又出版了修订译注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该译本是西夏文文献汉译的代表作，全面揭开了西夏社会面貌，使西夏的法律、制度、职官、经济、军事、文化、民俗、宗教等面貌呈现于世，为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该译本存在一些错漏和未解决的问题，但译文的大部分内容、诸多方面至今仍难以逾越，有力推动了西夏研究。在翻译文献的同时，史先生还利用《天盛律令》里的材料，首次对西夏的职官制度作了较系统论述。
西夏文草书是西夏研究的难点，也是学术制高点。1908年、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率领考察队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大批西夏文献，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史先生曾数次赴俄罗斯整理西夏文献，在未整理、登录的110盒俄藏西夏文献中意外发现一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这1500件社会文书，包括户籍、账册、契约、军籍、军抄帐、告牒、书信等，多由西夏文草书写成，释读十分困难。经过近20年努力，史先生初步破译了西夏文草书，整理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至14册西夏文社会文书目录，出版了《西夏社会》《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西夏军事文书研究》等专著，为西夏社会、经济、军事状况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弥补了西夏缺乏正史《食货志》《兵志》之类的史料，催生了西夏社会文书学。西夏文书不仅对西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一些文书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独特或稀见的珍品，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译释西夏社会文书的基础上，史先生从多层次、多角度透视西夏社会经济。他撰写的《西夏经济文书研究》一书，首次用西夏经济文书系统研究西夏社会经济，该书“结语”部分描述了西夏黑水城地区经济生活的鲜活场景，再现了西夏晚期社会经济面貌：
800年前在黑水城一带的西夏农民生活在黑水河畔，这里居住着番族（党项族）、汉族、羌族（藏族）、回鹘、契丹人，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大食人。他们耕种着水浇地，种植着麦、谷、大麦、糜、秫、豆类等；他们居住在自己耕地的房院中，养畜着马、牛、骆驼、羊等家畜，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穿着不同民族服饰的人，络绎往来，随处可见。一般人穿着番布和汉布做的衣服，有钱人则有绢帛可穿。当地农民耕地不少，春种秋收。他们要向政府缴纳耕地租税，计量小监在收粮库门口收租粮，旁边有检视官员监察；收完租粮要付给缴粮农民收据。此外农民还要负担役工、缴纳草捆，特别是还要缴纳数量不菲的人头税，种水浇地要缴纳耕地水税。秋收以后，农民完粮纳税，车载畜驮，来往于途。农民平时尚可温饱，但一遇荒旱便食粮紧缺。特别是贫困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春季，因乏食，一些贫困人家不得不以高利贷借粮，利率超过五分，甚至达到倍利；有的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或牲畜，以换取度日口粮，走上更加贫困的道路。当地的地主和寺庙则乘机盘剥，大肆兼并土地。在寺庙中贷粮、卖地、租地、卖牲畜、租牲畜的农民等候着书写契约，准备在契约的当事人或证人下无奈画押。更有甚者，其最底层的奴隶、半奴隶状态的使军、奴仆无人身自由，被主人像牲畜一样买卖，孤苦无告。这里往往是以物易物进行交易，也使用铁钱和铜钱，金、银也是流通的货币。交易之后有买卖税院的官吏收缴买卖税，登记钤印。这里基层有里甲组织，与军事组织溜抄相结合。汉族地区民间互助的社邑组织也在这里存在，被称作“众会”。家有疾病、丧事，会众带来粮食前来慰问。这里一直到西夏末期都处于西夏政府有效管辖之下，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官、私文书。熟悉西夏文的先生忙着书写各种文据……
《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英文版于2021年由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的西夏经济研究首次进入国际视野。
三十载整理珍稀文献
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长期以来，资料匮乏是西夏研究的主要瓶颈。俄藏黑水城文献数量巨大，其中绝大多数是西夏文文献，有8000多个编号，约20万面，学术价值极高，但过去刊布的文献极少，很多重要文献长期不为人所知。中国学者迫切希望出版这批文献，以改变西夏学资料匮乏的困境。经过多方努力，1993年，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达成协议，出版该所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西夏文、汉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
为及早公布资料，完成合作出版西夏文献的任务，史先生率队于1993年、1994年、1997年、2000年四次到俄罗斯工作。他们早晨带着午饭开始工作，一直到中午12点，匆匆吃完干粮，马上又接着忙碌，直到傍晚才回到住处，晚上还要核对当天拍摄的胶卷。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他们始终保持热情，兢兢业业，不耽误一个工作日。由于饮食条件差，长期吃干冷食品，第二次回国后，史先生患上了慢性萎缩性胃炎，至今难以治愈，但因工作需要，他后又两次赴俄工作。
西夏文草书书写因人而异，识别难度大，整理这些文书，既需要学术能力，又需要十足的勇气。自1997年发现西夏文社会文书后，史先生就决定去识读它们，为出版这些社会文书做定题工作。
破解一件西夏文草书，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反反复复地识认、揣度，很多文书要琢磨数十遍甚至上百遍。无论工作多忙，史先生都要挤出时间译释这些文书。即使出门在外，不管是在公交车、地铁上，还是在候机室、飞机座舱内，他都会拿出西夏文文书来识读。经过6年摸索，2003年，他整理出一份初稿，但自己不满意，希望再花些时间尽量把整理、定题的工作做得更好些。然而，这就不得不推迟《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他压力很大。史先生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蒋维崧写信商量：“这批西夏文文书少部分比较完整，绝大多数是残卷，往往无头无尾，很多只是残页或残片。这给定题带来很大困难。”“这批文书数量很大，且基本上没有整理基础。不似汉文文献有孟列夫的目录，其他西夏文文献有克恰诺夫等人的目录。”“当我经过几番修改，把这个初稿完成时，我的心情并不轻松。你们会看到，这个目录是比较粗糙的，甚至是不成熟的。”“西夏文草书的难度、基础的薄弱、文书的残损、数量的巨大，与我们的工作时间差距太大。”“我和你们一样，希望这套书的汉文部分和西夏世俗部分尽早完成，然而我也深知你们和我一样，希望它完成得很好，能够符合学术规范，为学术界提供经过科学编辑的资料。尽管我也参考了不少汉文社会文书，特别是唐、宋时期的文书，但由于草书的未能尽解，在文书的分类上一些文书仍没有很大的把握，在定题方面还不能说很规范、很准确、很细致。我想根据这两年进展的情况，如果假以时日，再花一两年时间，西夏文草书会有更大的进展，可能会拿出一份比较满意的目录来。”他郑重建议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迟这3册西夏文社会文书的出版，率先出版较容易编辑的佛经部分。
《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计划是依据俄罗斯专家登录的目录制定的，原计划第1至6册为汉文文献，7至11册为西夏文世俗文献，从第12册开始出版西夏文佛教文献。西夏文社会文书的发现打乱了原出版计划。发现这批西夏文社会文书时，第11册已经出版，出版社因此改变了出版计划，增加3册，将这些社会文书放在第12—14册出版，第15册以后再出版西夏文佛教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意暂缓出版这3册西夏文世俗文献，不过没有同意先出佛教文献的提议。2005年，史先生提交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14册社会文书部分的定题目录。尽管其中仍有部分残页难以定题，已定题的仍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但比起初稿有了很大改进。《俄藏黑水城文献》于1999年出版第11册，2006年出版第12册，中间停滞7年。2007年出版第13册，2011年出版第14册，中间又停滞4年。西夏文社会文书编辑的复杂过程，没有参与其中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因此外界产生了不少误解。
现在，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版到第31册，只剩下最后2册尚未完成。这批古籍基本涵盖了流失到俄国的全部黑水城文献，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使西夏研究形势得到根本改观，为西夏学开辟了广阔前景，有力推动了西夏学和相关学科的发展。近些年西夏研究的重要成果和主要突破，多与这批文献有关。
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至今已持续近30年，真可谓旷日持久。30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换了4届领导，《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两位主编克恰诺夫、魏同贤先后去世，史先生从中年到了耄耋之年。
把学术当成生命
除了读书、工作，史先生没有其他爱好。学术之于史先生，是兴趣所在，是情感所系，他已经把学术和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
他常说，一个人如果抓紧时间，一天可以工作十个小时，休息日也可以工作。假若另一个人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一辈子下来就差了半辈子工作时间，两相比较，在业务上可能会逐渐拉开很大距离。因此，史先生格外珍惜时间。他的生活中，没有周末，没有假期，也没有春节，每天伏案工作八至十小时，一年365天，天天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如果哪一天没有新进展、新收获，他就会自责，就感到不安。
20世纪60年代读研究生时，史先生在导师王静如先生指导下，从抄写《番汉合时掌中珠》入手，记西夏字的形、音、义，研究西夏语语法，翻译西夏文文献。第一学期，他就熟记书中1000多个西夏字，完成论文《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文语法》，并能翻译一些简单的西夏文，有时还能找出一些规律，渐渐接近国内最好水平。1964年，史先生参加敦煌西夏洞窟考察，负责抄录、翻译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的西夏文题记。那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生活条件很差，洞窟的护栏尚未完全修好，每天爬上爬下很不方便。他们喝的是敦煌莫高窟下流淌的党河水，碱性很大，喝了容易腹泻。加上敦煌气候干燥，在那里工作的3个月，史先生经常拉肚子、流鼻血。但能够到敦煌工作，他的第一感觉是兴奋和幸运，从未以之为苦。
即使在“文革”期间，史先生也没有丢下自己的学问。1970年，他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第二年，他乘探亲之机，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和《辞源》带到干校，每晚在二层床上落下蚊帐，躲在里面学习。1972年回京后，他一面查找、学习苏联和日本专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一面抄录资料，制作了几万张资料卡片，编辑西夏文字典。他又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系统阅读、整理了该馆所藏100余部西夏文文献。1974年，他的第一篇考释西夏文文献的论文在《考古》杂志上发表。1976年，他与白滨先生到西夏故地调查，收获颇丰，还在酒泉发现了西夏后裔镌刻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史先生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待学术活动也很认真。他有一个习惯，每次参加会议，都要尽量看完会议论文集。即使年纪大了，从事西夏学的学者多了、会议论文集变厚了，他也要读完大部分论文。2016年9月，宁夏大学举行一次西夏学研讨会，满头白发的史先生不仅全程参与了为期两天的会议，点评了部分论文，做了会议总结，还抽空给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与会学者无不为史先生的勤奋、认真、执着而动容。
从发现西夏文社会文书开始，史先生的学术重心发生了转向，近20多年始终将解读和研究西夏文社会文书作为主业。他不仅对西夏文社会文书产生浓厚兴趣，还与之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曾动情地说：“我对这些社会文书有浓厚的兴趣，没有丝毫的厌倦情绪。”“面对被铅笔、圆珠笔写画得凌乱、模糊，翻阅得发旧、泛黄的西夏文经济文书复印件或照片，感慨良多。我在它们身上倾注了十多年的心血，它们就像我养育了多年的孩子，不知被我抚摸过多少次，我感到十分亲切。”
填补西夏历史研究空白、恢复西夏社会历史真实面目，史先生将此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和智，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