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魏得良老师，那还是在1978年11月初的杭州大学历史系新生入学欢迎会上。当时他就给我和我的同学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印象说白了，就是一个“土”字，用夸张的语言讲，就是“土得掉渣”。我们怎么也无法想象，在堂皇气派的高等学府里，居然还有这样纯朴得像泥土的老师，黝黑的脸堂，花白的头发，刻满饱尝沧桑烙印的神态，携带一把市面上几乎已绝迹、破旧在八成以上的黄油布雨伞，身着灰白驳杂的中式对襟棉袄，走上暂借用为会场的教室讲台，稍显拘谨地面对我们。这时候的魏老师，活脱脱一位憨厚木讷的农民老伯伯形象，这与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大学老师潇洒优雅的风仪，真的一点也沾不上边。当时，他的发言也和其他那些老师不同，没有华丽的词藻，不见优雅的口才，更没有激动人心的鼓励，而只是直截了当介绍了他所承担的那门《历史文献》课的课程安排，以及同学们在听课学习过程中所应注意的事项，一板一眼，简朴实在，平易自然，就如同他本人的形象一个模样。
魏老师主讲的是面向历史系全体本科生必修的《历史文献》这门基础课，这门课的基本宗旨，是通过对重要历史文献篇章的阅读和理解，让历史系的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史料，培养起解读和运用史料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应有的基本能力。整个课程前后两个学年，是历史系学生一门必不可少的专业基础课程，也即进入中国历史学典籍宝库的一把开门的钥匙。
我们这一届学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招生的第二届，整整十年以上的积压，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色，就生源而言，班上有年龄在30岁以上的“老三届”高中生，也有18岁以下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在古汉语基础方面，同学们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第一堂课，魏老师没有讲课程的内容，而是发下一张试卷，让所有同学标点和翻译《史记·淮阴侯列传》（节选）。到第二堂课时，课间休息期间，我不安分地走到讲台边上，用目光瞄了一下魏老师摊放在讲台桌面上的资料，发现全班同学的花名册也赫然在列，每个人姓名旁都用图案符号做了标识，有的是五角星，有的是小圆圈，有的是三角形，有的是菱形。我好奇地问正利用课间间隙吸烟的魏老师：这些图形符号代表着什么？ 魏老师不以我的唐突冒昧为忤，微笑道告诉我：这是上星期古文摸底后，对同学们古文水准的大致分类，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按照大部分同学的现有水准，来讲解相关文献了。我接着说，得五角星标志的同学特别少，好像只有钟安西、楼毅生两人。魏老师不厌其烦地解释：五角星标识，是这次摸底测试成绩最佳的标志，这次82人的试卷，就这两位同学，无论断句，还是翻译，都做得最好。于是乎，我唯唯而退，知道班里同学中卧龙藏虎不乏其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自己虚心低调才是正道。现在回想起这个细节，才真正理解魏老师当年朴实无华的教学风格中，其实一直是在践行孔夫子“因材施教”的理念，可谓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可以这么说，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魏老师始终以他固有的质朴风格讲解这门课程。他讲得很认真，但丝毫不渲染，只用平直、朴素的语言顺序渐进、按部就班把一篇篇古文献予以串讲疏通，帮助同学真正读懂课本上所记载的文献内容，使大家在潜移默化之中，增添阅读古代文献的兴趣，提高鉴别和运用史料研究历史的初步能力。由于魏老师授课从不追求轰动效果，从不横拉直扯掺入一些趣闻轶事，语言朴实无华，所以初听起来，颇有些平淡，甚至单调。然而时间长了，你就能咀嚼出它的深厚滋味，发现它的确蕴含着博大而丽实用的学问，可以让你从中受益无穷，学业精进。大道至简，老子有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可谓是魏老师授课的风格，也是他通过这门课程的“传道授业解惑”之真谛。我始终认为，自己今天能够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稍许的成绩，与魏老师当年给我打下的古文献阅读、理解能力的基础息息相关。
魏老师的宽厚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中是出了名的。外校的师生只要同魏老师有过接触，也一样会有深切的感受。与人为善，自甘吃亏是他生活的准则。我与魏老师有真正私谊的交往将近40年，其间作彻夜长谈时不计其数，可就是没有见过他在我面前臧否过他人。在书稿的署名、课题的承担、稿费的分配这一类敏感易起风波的问题上，魏老师的宽厚和谦让也是有口皆碑。他始终觉得，大家合作一次很不容易，实在没有必要为了利益的分配而闹什么不愉快，所以他总是承担最艰巨的任务，负责最是具体的工作，以自己的默默劳动和无私奉献，确保一些大型合作课题的最终成功，例如，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四史辞典”系列大工程中，《史记辞典》《汉书辞典》等重要的几部，魏老师皆无役不与，担任副主编一职，从人员组织、体例拟定、样稿撰写，到条目审读、史料核验、文字修改，他都做到了一丝不苟，忘我投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的无私奉献，这些重要的工具书，是无法以目前的样子付梓面世、泽惠学林的。
对自己的老师，魏老师始终能谦卑地恭执弟子之礼，在各方面予以关心，尤其是在专业上提供帮助。我的硕士生导师黎子耀先生，晚年培养的几个研究生，或如我这样的，远远离开了杭州，对先生的学问总结之事，鞭长莫及；或改行从事了其他专业，在这方面亦是有心而无力。总之，已届耄耋之年，身边并无一个自己的及门弟子可以依托。这是业师子耀师当时感到最困扰、最苦恼的事情。魏老师退休后，有一年春节前往子耀师府上拜年，子耀师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遗憾，并委婉地表达想请自己这位上世纪50年代初的老学生，来帮助自己整理学术研究心得，给自己一生的历史教育与研究事业做个总结。魏老师自己也是教授，也有不少多年积压下来的学术债要清偿，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承接了这任务，从此义务当起子耀师的学术助手，每周都有那么一到两次，自杭州城东体育场路的杭州大学宿舍，辗转换乘三次公共汽车到城西的桂花园子耀师家，投身工作。
当时，子耀师患严重的白内障眼疾，已经目不能视，只能通过口述的方式，将史料和自己的分析及其结论一一道来，由魏老师记录成稿,积腋成裘。这个过程对魏老师来说异常辛苦，他需要对先生凭记忆引征的史料仔细核对勘验，需要誊请和梳理文稿，需要将誊清后的文稿读给先生听，再记录先生的修改意见，如此反复多次，才最后定稿。慢工出细活，对当时已届古稀之年的魏老师来讲，是精力、时间、体力的巨大付出，从时间成本上讲，甚至是对魏老师本人学术事业的一种牺牲。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子耀师的“名山事业”，完全是个人行为，没有申请课题，这当然也就没有了任何经费资助。魏老师的协助工作，完全是义务的无偿付出，是真正的古道热肠，这样的精神境界，在今天，可谓是“广陵散”，早已成绝响！ 也得亏有了魏老师的鼎力佐助，子耀师的学术生命一直延续到98岁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其生前的最后几年间，子耀师亲眼目睹了自己《周易秘义》《老子秘义》《论语秘义》《周易黎氏学》等多部学术专著的陆续面世，没有留下学术事业上的遗憾！
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魏得良老师的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诸传统美德的光华。魏老师只是一位普通的教授，然而他的人格和情操，足以成为当下每位读书人的楷模！（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