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王文光 演讲地点：云南大学 演讲时间：2015年11月
编前
一部《天龙八部》让更多的人们知道了南诏国和大理国，但小说中是文学创作，史实中的南诏国与大理国是怎样的？它与唐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对今天有怎样的启示？云南大学王文光教授进行了详细讲解。
如果要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与中国民族发展历史的关系进行概括的话，可以概括为“多元一统”。“多元一统”中的“多元”指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民族和已经消亡的民族，以及现在还存在的中国各民族，每一个民族就是一元，“一统”指“大一统”的中国，因此“多元一统”指多民族共同生存于一个大一统中国之中并且与大一统中国互为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多元一统”格局是从民族发展历史与国家发展历史的互动关系着眼，强调的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经过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实践，“多元一统”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国家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
“多元一统”的格局
在大一统文化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是当时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核心，中国的各民族共同处在大一统的中国之中，因此，当时的各民族曾经称呼唐太宗为“天可汗”，这是“一统”，因此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可以称之为唐代的“多元一统”格局，那么对南诏发展历史的认识也应该以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作为基点。
南诏国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强盛时期唐代西南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是在唐王朝支持下出现的，因此南诏国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产物，南诏国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征，说明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既丰富多彩，又跌宕起伏，并非一帆风顺。
说到南诏国，我们首先需要对南诏的含义进行必要的解释。南诏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一个民族群体，其族属是乌蛮，与秦汉时期的昆明族有直接的民族源流关系；南诏的第二层含义是南诏国王城的名称；唐朝初年，洱海地区有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邓睒诏、施浪诏、蒙舍诏等六个大的乌蛮部落，历史文献称为六诏，所以南诏的第三层含义是特指六诏当中的蒙舍诏，因为蒙舍诏在其他各诏的南边，所以就称为南诏。
唐武德四年（621年），唐王朝在今云南省的姚安、大姚县一带设置了姚州云南郡，并以此为据点，深入西洱河地区招诱六诏乌蛮贵族，任命这些贵族担任羁縻州、县的州刺史和县令。蒙舍沼（南诏）的贵族接受了蒙舍州的设置，充任蒙舍州刺史。之后，蒙舍诏的首领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火烧松明楼，消灭了其他五诏，控制了洱海地区。可见，从一开始南诏的发展历史就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相联系。
与唐、吐蕃错综复杂的关系
公元738年，皮罗阁被唐玄宗封为云南王，唐玄宗封皮罗阁为云南王的战略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南诏牵制吐蕃。当时，吐蕃的军队进逼成都平原，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唐朝扶植南诏牵制吐蕃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因此，中国西南出现了唐王朝、吐蕃、南诏国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在讨论唐代统一多民族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时，是需要从唐朝、吐蕃、南诏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分别对南诏与唐朝、南诏与吐蕃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展开的，从一开始就因为吐蕃、唐朝对西南地区的争夺左右着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如果从唐朝支持蒙舍诏统一洱海地区开始，那么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这么几个时期：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是南诏依附唐朝时期，唐玄宗天宝年间到唐德宗大历年间是南诏依附吐蕃反唐时期，唐德宗建中年间到唐文宗太和年间是南诏与唐朝重新和好时期，唐文宗开成年间到唐昭宗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且战且和，并且一直延续到南诏、唐朝灭亡。
当唐朝支持南诏建立政权之后，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得到了大发展，开始扩张，于是和唐朝巩固边疆的战略发生了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天宝战争”。
“天宝战争”爆发的原因可以分为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是唐朝希望连通从戎州都督府到安南都护府的通道，并且把这一地区控制起来，因此唐朝派遣官员竹灵倩修建安宁城，但是却遭到地方政治势力爨氏的反对，所以唐朝让南诏的军队前来镇压，之后南诏的军队就乘此机会占领了滇池地区，这是根本原因；
“天宝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南诏王阁罗凤按惯例谒见时任云南太守张虔陀，而其妻竟受到张虔陀的侮辱，阁罗凤十分愤怒，上表控告，但朝廷不置可否，于是阁罗凤起兵问罪，杀张虔陀，攻城夺地数十处，成为引发天宝战争的直接原因，战争中南诏国得到了吐蕃的帮助，战争以南诏胜利结束，唐朝军队的将军李泌也战死在大理。值得注意的是阁罗凤在战后立“南诏德化碑”于国门，表明自己是不得已而叛唐，目的是希望以后唐朝容许南诏再归附。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阁罗凤去世，因为当时凤迦异也已经去世，所以南诏国立凤迦异的孙子异牟寻为南诏国国王，异牟寻当权之后，便集中了20万南诏国的军队与吐蕃军队兵分三路同时向唐朝进攻，但是这次南诏和吐蕃的联合军事行动遭到了唐朝军队的沉重打击，因为这次战争的失败，南诏和吐蕃产生了矛盾，所以吐蕃降格对待南诏国国王，把南诏国国王从“赞普钟”降为“日东王”。
在此背景之下，南诏国国王开始考虑与唐朝联合共同对付吐蕃。所以便有了贞元十年的会盟，这一时期成了唐、南诏间关系较好的时期。贞元会盟之后，南诏国国王异牟寻派遣其弟及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新唐书·南诏传》）唐德宗对此给予了很高的重视，而且还封了南诏国使者尹仇宽高溪郡王，拜为左散骑常侍。第二年，唐德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带领一批官员到南诏国进行册封“赐黄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袁滋等人到达南诏国都城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异牟寻去世，唐朝派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异牟寻的儿子寻阁劝即位为南诏国国王，唐朝马上改赐了“元和印章”，但是，寻阁劝仅仅在位一年就去世，儿子劝龙盛即位，劝龙盛在位9年，被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对于劝利，唐朝没有马上赐印，而是在唐宪宗去世三年之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才赐印，由此可以说明唐朝对于南诏节度使王嵯巅杀劝龙盛立劝利是有意见的，是用不马上赐印承认劝利来表示唐朝的政治立场，同时也表达了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是一种隶属关系，对于一个南诏国不合法的国王不马上承认，其中包含了唐朝处理这一政治事件的政治智慧。
从唐懿宗开始，唐朝进入了晚唐的衰微时期，南诏国与唐朝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基本结束，不断发动对唐朝的攻击。与初唐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是唐朝为了抵制吐蕃向西南扩展，扶持南诏，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唐朝强盛，南诏还处在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唐朝处在主导地位；而到了唐玄宗时，安史之乱正在酝酿之中，唐朝内部的许多矛盾正在显现，而南诏国也处在与唐朝、吐蕃的政治博弈之中，所以发生了唐朝与南诏的天宝之战，唐朝三次直接攻入南诏国的都城，所以仍然是唐朝处在主导地位。
公元860年，劝丰祐去世，南诏国继位的酋龙埋怨唐朝不来吊慰，而且发来的诏书都是以给劝丰祐的，所以酋龙大为不快，进而称帝，建元“建极”，号“大礼国”，而唐懿宗认为酋龙的“龙”字犯了唐玄宗李隆基“隆”字的讳，也决定彻底断绝与南诏国的关系。至此，唐朝与南诏国表面上的和好关系结束。
在此，我们可以对唐朝与南诏关系进行几点分析：
第一，与初唐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初唐时期唐朝为了抵制吐蕃向西南扩展，扶持南诏，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唐朝强盛，但是到了晚唐时期，唐朝开始走下坡路，而此时南诏国那些有政治智慧的国王、清平官也都去世，再加上军事重臣如王嵯巅等人把持政治军事大事权，所以南诏开始不把唐朝放在眼中，发动向唐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极大地动摇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
第二，在唐朝与南诏国在最后的博弈中，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是一种且战且和的关系，但是正是在这种且战且和的博弈当中唐朝与南诏都耗尽了各自的实力，在相互斗争中两败俱伤。
第三，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角度来看，唐朝和南诏国的关系较为复杂，当唐朝强盛，希望建设一个强大的统一多民族中国时，积极以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方法与边疆民族建立友好关系，但是当唐王朝开始走向衰弱的时候，唐朝与边疆民族的博弈关系发生变化，唐朝希望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愿望破灭，表现为边疆民族与唐朝不断发生以战争为表达的关系；而南诏在弱小的时候，表现为对唐朝的顺从，积极参与唐朝建设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相关事务，例如帮助唐朝在地缘政治当中制约吐蕃势力进入西南，当南诏在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处在有利地位之时，就尽可能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与唐朝展开利益博弈，特别是当唐朝走向衰亡的时候，南诏国对唐朝的进攻是极其猛烈的。
总之，综观唐朝、南诏间的关系，在皮罗阁、异牟寻时代，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以和好为主流，而以后，战争又多于和平，以矛盾冲突为主流，面对南诏国的攻击，唐朝常常是疲于应付，虽然南诏后来有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但是这时候的唐朝已经是强弩之末，已经无力来经营与南诏的关系，所以唐昭宗时南诏“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后中国乱，不复通。”（《新唐书·南诏传》）唐朝与南诏的关系走到了历史发展的尽头。
（二）南诏与吐蕃的关系
南诏的强大是唐和吐蕃为了争夺对洱海地区的控制权而出现的，但当南诏有能力与唐朝争夺实际利益时，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由于唐朝不能很好地处理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于是把南诏推到了吐蕃一边，南诏“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钟’，故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新唐书·南诏传》）从此，南诏与吐蕃成为兄弟之邦，共同对付唐朝，但双方仍有不少矛盾存在。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阁罗凤死，其孙异牟寻继立，南诏与吐蕃联合进击西川。结果是唐朝军队大败异牟寻，吐蕃是把失败归罪于南诏，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把兄弟之邦降为臣属关系，并进一步加重对南诏的求索“然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
在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出现危机时，南诏上层开始考虑如何处理与唐的关系。而就在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出现了一个对唐朝有深刻认识的历史人物郑回，郑回是唐朝的西泸县令，在南诏攻破唐朝的巂州被虏，得到了阁罗凤的任用，担任清平官。因为曾经作为先生教过南诏国的王族子弟，所以郑回在这个时候劝说异牟寻与唐朝重新和好，异牟寻采纳了郑回的意见，开始私下谋划与唐朝接触，唐朝的剑南节度使韦皋因为能够很好地处理西南的民族问题，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对他颇有好感，于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把异牟寻希望与唐朝交好的想法告诉了韦皋，韦皋得知南诏有归唐的愿望后，开始做争取南诏的工作。贞元七年（791年），韦皋派讨击副使段忠义携德宗敕书前往南诏招谕。韦皋为了排除南诏对吐蕃势力的畏惧心理，在贞元七年十二月派兵讨伐私下与吐蕃交往的勿邓鬼主苴梦冲，杀之，使唐朝兵力深入东蛮地区，直达南诏边境，有效地支援了南诏对抗吐蕃。
南诏希望与唐朝和好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于是暗中派遣使者分三路向唐朝在西南的官员韦皋送信，从南诏给韦皋的信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信息：
第一，南诏国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来说明自己当初与吐蕃联合是身不由己的，而且本来可以悔过自新，但是又因为唐朝的官员鲜于仲通的阻隔，所以“自新无由”；
第二，对于当时统一多民族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南诏是相当的清楚，说明南诏并不是一个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宏观政治格局毫无观察和思考的，他们会在众多的政治力量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政治空间，所以南诏国的表态，恰好就是唐朝当时需要解决的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即唐朝在北方与突厥的战争与和平，唐朝在西北部与回鹘的战争与和平，唐朝在西部与吐蕃的战争与和平，所以对于唐朝而言，南诏国的归附，恰恰就是可以实现遏制吐蕃向西南方向发展的战略目标。
韦皋收到信后，派人护送南诏国的使者到了长安，南诏国的使者向唐德宗面奏了异牟寻希望重新归附唐朝的愿望，向唐德宗献了黄金、丹砂，表示南诏国归顺唐朝的一片诚心。于是有了著名的唐朝与南诏国的贞元会盟，贞元会盟后，唐、南诏约定，共同讨伐吐蕃。而南诏与唐结盟之事，吐蕃并不知道，仍向南诏征兵。此时，吐蕃因为与回鹘发生战争，死伤十分严重，所以希望调动南诏国的军队一万人参加与回鹘的战斗。而这个时候异牟寻正想攻击吐蕃，就将计就计，表面上表示出南诏国很“寡弱”，仅仅派遣了五千人前往。异牟寻自己却亲自带领数万人跟随其后，不分白天黑夜地行进，最后在神川打败吐蕃的军队，斩断了铁桥，吐蕃的战士“溺死以万记，俘其五王。”（《新唐书·南诏传》）从此之后，吐蕃与南诏国的势力就基本是与金沙江为界，没有再进入西南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异牟寻又开始谋划攻击吐蕃，唐德宗也同意出兵给予支持。而吐蕃也准备攻击南诏，异牟寻和韦皋闻讯后，积极准备迎战，结果，吐蕃大败，唐朝联合南诏攻击吐蕃的战略目标达到，南诏国也从吐蕃的控制当中解脱出来，于是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异牟寻比年献方物，天子礼之。”（《新唐书·南诏传》）
南诏的灭亡和大理国建立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以后，唐王朝进入了衰落时期，在大约102年的时间里，唐朝有十一个皇帝，这些皇帝或者被宦官控制，或者被外戚控制,或者被节度使等控制，表明这个时候的唐王朝已经衰落，于是南诏国发动了对唐王朝西南方向剑南西川和安南都护府的进攻。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国第一次攻入成都，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南诏国攻入成都一定是大肆掠夺，但是攻入成都的南诏国将士安慰成都百姓，不滋扰市场交易，秋毫不犯，上述行为至少可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南诏国的统治集团心中对于唐朝是有敬畏的，能够正确处置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其二，南诏国对于汉民族文化的学习，使他们不做杀人放火的事。而是，在返回南诏时“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新唐书·南诏传》）其目的是补充南诏国发展需要的劳动力，特别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工技”，因此南诏国军队撤退的时候才把青壮年劳动力和技术工匠带回南诏，在此次攻入成都的战役之后，南诏国的物质文化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历史学家说“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li，相同）。”（《新唐书·南诏传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可以在云南大理看到具有中原汉民族文化特点的诸多文化遗迹，而大理也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年）南诏国第二次攻成都。南诏国的军队一反第一次攻入成都的做法，却是“俘华民，必劓耳鼻已，纵之，既而居人刻木为耳鼻者十八。”（《新唐书·南诏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反映了南诏国的当权者已经从消灭生产力的心理来对待唐朝的普通民众，这样的行径表明了南诏国即将灭亡。
从此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南诏开始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发动了对唐朝安南都护府的攻击。唐宣宗时，南诏国第一次进入安南都护府。当时，因为唐朝在安南的地方官员不能很好地执行唐太宗时期的民族政策，安南的少数民族首领邀请南诏国的军队帮助他们抵抗唐朝地方官员的盘剥，南诏占领了安南都护府之后，还派人驻守在安南，这在唐朝与南诏国关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唐咸通四年（864年），南诏又发动了对安南的强大攻势，安南都护的官员蔡袭全家被杀，城遭屠。唐朝为了有效抗拒南诏国对安南都护府的攻击，从中原征调了许多军队驻防，但是因为来自中原的战士不适应热带气候，大量减员，战斗力严重不足。虽然唐朝对军事上的战略部署进行了调整，咸通七年（867年）唐朝大败南诏国在安南的军队，收复了安南。但是因为大量的中原汉族战士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开始反对这场战争，由此埋下了唐王朝灭亡的根子。
公元868年驻守桂林的唐朝军队在庞勋的带领下从桂林起事反唐王朝，成了导致唐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所以唐王朝也在南诏国灭亡五年之后的公元907年灭亡，从此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中。对此，《新唐书·南诏传》总结说：唐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唐王朝与南诏国的矛盾冲突，直接原因是黄巢起义，黄巢起义的原因又与庞勋带领的桂林起义有关，即祸起于桂林，而根源是南诏。
由于南诏不断向北、向南发动攻击，不但给唐王朝造成了极大的消耗，同时，南诏自身也疲惫不堪，国库空虚，连十五岁以下的男子都征募参加战争，仅留下妇女耕种以供军饷，由此可见南诏在攻击唐朝的战争当中，大量消耗了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很快衰弱下去，公元902年，南诏国的最后一个国王舜化贞去世，掌握实权的郑买嗣趁机发动政变，在五华楼下杀南诏国国王蒙氏宗族八百余人，结束了南诏国的统治。
虽然南诏国灭亡了，但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西南地区政治上极不稳定，因此在南诏国灭亡和大理国建立之间的三十六年当中，西南先后相继出现了三个小王国，即：权臣郑买嗣建立的大长和国、清平官赵善政建立的大天兴国、杨干贞建立的大义宁国。大义宁国杨干贞当了国王之后，政治上也无多大建树，而且他“贪暴特甚”，引起不满，“中外咸怨”，这说明当时社会动乱的严重程度，所以在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大义宁国”的通海节度使、白蛮贵族段思平起兵反杨，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
尽管南诏国后期衰退，但是仍然给大理国留下了许多物质和精神的财富，所以大理国建立后，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较之南诏时期有显著的提高。
在农业生产方面，表现在水利工程范围的扩大和土地的大量开垦。在手工业方面是炼铁技术先进，制造出来的“大理刀”闻名全国，其锋利程度被描写为“吹毛透风”。畜牧业也很发达，“大理马”闻名全国，成为大理国与内地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马卖给宋朝。精美的手工艺品也颇有特色，如用象皮制造的甲胄，式样优美，质坚如铁，披毡、彩漆器皿也闻名全国。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兴盛起来。当时输往内地的有马、羊、鸡等畜禽，有刀、毡、甲胄、漆器等手工艺品。而大理则从内地购入汉文书籍、丝绸、瓷器、药材等物品。据《马可·波罗行记》记载，鄯阐城（今昆明市）已发展为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这为元代以鄯阐城作为云南的省会，创造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虽然宋代统一多民族中国没有实现大一统，但是大理国的发展，为元朝统一多民族中国在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发展提供了诸多物质和精神的准备。
四点感受
第一，在南诏与唐朝、吐蕃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南诏对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具有凝聚力的儒家文化是重视的，唐朝曾经派遣官员徐云虔到南诏国的东都善阐府进行实地考察，见到了南诏国国王隆舜，在徐云虔的眼中，隆舜没有什么国王的排场，似乎是一个少年贵族公子，但是出乎徐云虔意料的是隆舜居然要求为他讲解《春秋》大义，这一个行动说明了当时南诏国是十分崇尚儒家文化的，正是因为如此，不论南诏国与唐朝发生过什么样的矛盾冲突，双方的文化联系、文化交流是没有中断的，双方在思想上是有友好交往的基础的，因此如果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南诏国在西南地区的局部发展为后来更加强大的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也奠定了相关的基础。
第二，唐王朝是继汉之后又一个强盛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一统格局总体上是稳定发展的。宋代，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多元一统格局又一次遭到破坏，在南诏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理国，在发展区域性经济文化的同时，客观上也在为下一个多元一统格局的到来作准备，所以元代能在全国十一个行省中设云南行省，与大理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积累是分不开的。
第三，多元一统的“多元”事实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一统”却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内涵，具体来讲，“一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如汉唐这样多民族大一统历史时期，第二个层次是在不同时期的中国之内，同时存在着几个民族建立的政权，而每一个政权之内都有不同的民族存在，各自在这个政权之下发展着，为下一个历史时期范围更广的、规模更大的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聚集力量，因此，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上，大一统是一种常态，但是在这个国家之内有时候也还有同时并存着几个政权的历史事实，也正是因为如此，统一多民族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帝王都把实现中国“多元一统”格局作为自己毕生的政治追求和政治理想。这一种历史传统正是今天统一多民族中国能够不断发展的巨大文化力量。因此，中国的大一统是历史的必然。
第四，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根本保证，民族团结则国泰民安、民族纷争则家国不宁，甚至是国破家亡；只有有一个强大的统一多民族中国，中国各民族才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王文光 男，1955年生，历史学博士，二级教授；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共云南省委联系专家，2006、2012年两次被云南省授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称号。2006年被云南大学确定为中国西南民族史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
先后主持《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研究》等五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等三项教育部重大项目。（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