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全5册），葛承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第一版，680.00元
2020年6月，葛承雍先生五卷本大著《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以下简称《胡汉中国》）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该套文集是其多年来研究古代中国与外来文明成果的汇集，也是作者本人所秉持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万件物”理念的重要体现。这五卷书分别是《交流卷：绵亘万里长》《民族卷：胡马度阴山》《艺术卷：拂菻花乱彩》《宗教卷：番僧入华来》《胡俑卷：绿眼紫髯胡》。皇皇五卷涉及到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民族、考古、艺术、宗教等领域，展现出作者宽广而敏锐的学术视野和眼光。
《胡汉中国》收录作者在国内外发表的75篇文章，150多万字，包括1611张彩图。主要探讨汉唐时期中国与周边、中国与域外的互动与交流，这其中主要是外来文明对古代中国的影响。作者本人先后在大学教学、科研，后转入文物系统工作，因而文集中最大的特色就是考古与文献、新史料与旧文本的结合，多学科的交叉与融通。
学界关注外来文明与古代中国的交流大约始于上个世纪30—40年代，陈寅恪、向达、冯承钧、方豪等近代学人发覆在先，此后蔡鸿生、孙机等前辈继承其志，近些年更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投入此领域，成果颇多，葛承雍先生就是其中一员。就本人阅读体验而言，《胡汉中国》的特点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既有大历史，也有小细节
《胡汉中国》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论，亦有阐幽探微的考证，就如孙机先生所言“从宏观的大写意到严谨的工笔画”（孙机推荐词）兼具。其中所谓的大写意，就是作者的大历史观与整体思考，如《交流卷》所收录的《丝绸之路的世界回响》《中国记忆中的丝绸之路》《论唐朝的世界性》《丝绸之路与古今中亚》《谈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等，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古代中国、汉唐长安等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及作用。让读者感受到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发现新的世界，世界也逐渐认知着古中国。作者针对学界关于丝绸之路“多个起点满天星斗”看法，指出那样只会混淆人们对丝绸之路最高文明水平与最具代表性城市的认识，其明确观点就是“一个起点，几条分布，多种传播”（交流卷，135页），可谓掷地有声。
相比于大写意，类似于工笔画的小细节则处处可见。如《交流卷》中对“Khumdan”为长安外来译名的新证，中亚粟特胡名“伽”字考证；《民族卷》中秦国嫪毐为匈奴人的推测；《艺术卷》中对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武惠妃石椁中希腊化艺术的研究等，均体现出小问题中的大视野。《胡俑卷》中对胡俑的眼睛、胡商形象俑、胡人袒腹俑、胡人狩猎俑、胡人引牛驾车俑等的细微考察等等，无不体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与细节意识。作者认为胡俑表现的是大历史中的小细节，但正是小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经络俱全，如果缺少这些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胡俑卷，307页）如对“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将流散在海内外抱皮囊俑图与诗史相互印证，文献与文物还原交缠，破解传统认识上造型之谜的同时，纠正以往的误判（胡俑卷，73页），断裂的历史记忆中的“胡人岁献葡萄酒”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通过作者对细节的观察推敲，加之用艺术的眼睛感受中古胡汉社会，用社会史的史料去考证诠释，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
二、找寻隐蔽的有温情的历史
20世纪前半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标志着以物证史的时代的到来，随后陈寅恪“以诗证史”和西方学者“以言证史”独辟蹊径地展开，引发中国学者的思考。作者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积极实践者。因为历史的经纬中总是沉潜着被文献忽略的人群，只有通过文字文物和古人灵魂对话（总序）才能了解。
我们知道中古时期的交流史本身就淹没于王朝官史的大潮之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的细节和事实变得更加幽晦不明。能让我们借以窥视这些历史的幽光的，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些文物古迹与史籍中残留的蛛丝马迹，也即所谓文明的碎片，虽然零星散乱，但也足以帮助我们拨开云雾窥见天日。作者也一直尝试做着这种拨云见日的工作，如其通过对西安隋墓出土的几件驼囊俑的造型艺术的研究，敏锐地发现其与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形象之间的联系，认为这是史载的“醉拂菻”，是希腊酒神在中国的形象。作者通过对“醉拂菻”图像的幽微细节，以及其传播的路径演变的仔细考述，“不仅再次证明常用神话艺术表达的‘希腊化’文化传入中土被接受的独特风采与审美轨迹，而且证明隋唐长安是中西交流‘异域情调’的丝路传播地”（艺术卷，39页）。
再如有关唐代幻人的情况，以前仅有文献描述，作者通过对胡人袒腹俑的详实考证，指出这些就是栩栩如生的胡人幻术表演俑，使真实历史获得了印证（胡俑卷，135页）。而对唐人胡商形象俑的分析研究，指出胡商群体是一个分为不同类型的社会共同体，胡商俑表现的是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因其地位低下而成为隋唐墓葬中的特殊类别。（胡俑卷，97页）。
学界在既往的中古胡商活动轨迹研究中，往往看到他们在长安、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的活跃的身影，但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了湖湘地
区的胡人图像以及他们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通过“透物见人、以器喻人”，指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运输贩卖的商品从造型到装饰固然要研究，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出土文物来认识人。作者研究指出：如果说广州、泉州、扬州等城市是胡商登陆之处或是买卖之处，那么长沙、洪州、武昌分别是胡商过路之处或者瓷器窑口订货之处，所以胡商在长沙只能是流动性聚集，而没有滞留形成聚落移民，留下像广州那样“蕃坊”的史料记载和较多的墓葬文物遗迹。由此得出“湖湘文化，丝路一环”的结论（胡俑卷，240页、253页）。这一观点得到学界认可，也弥补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湖湘一环。
三、继承先哲与发覆新知
《胡汉中国》提出许多有匠心独具的观点，可以说“具有敢为人先，探幽阐微的学术风格”（蔡鸿生推荐词），但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曾经耕耘在这片领域的先哲及前辈们的致敬和承继，其中就包括对陈寅恪、岑仲勉、孙机、蔡鸿生等先生的理论与观点的回应与发覆。如通过对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探讨7世纪唐与西域民族关系史，从总体上回应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种族与文化是研究唐代国际性帝国的关键点的提法，值得海内外研究者给予充分注意（民族卷，179页）。对新出土《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的考释，也继承了岑仲勉先生在《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利用各种史料相互印证的方法，通过采撷史料碎片进行缀合工作，发现新的历史信息，也为纠正他书之误开阔了思路，促使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去面对固有的文化记忆（民族卷，163页）。
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作者多有新的发现，许多前沿性课题被再次提出和重新解读，如作者根据罗香林、蔡鸿生先生等的推测，对唐玄宗的中亚妃嫔曹野那姬从姓名、来历、子女等方面进行详细考证与解
读，进一步证实了相关论点；受到陈寅恪先生对元稹《莺莺传》中莺莺的种族渊源解读的启示，结合出土文献和考古文物等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分析，推测了崔莺莺与蒲州粟特人的渊源，这既是对前辈的致敬，亦推进了相关前沿问题的研究。当然作者这种独具慧眼也体现在其他具有原创性的研究上，如对胡姬与吴姬的区别，对中古入华黑人、印度人、突厥人、契丹人、奚人等的寻踪，还有对洛阳景教经幢的比较考释，景教天使与佛家飞天的辨识，祆教大会石椁线刻画的解读，摩尼教禁欲艺术品的分析等，对相关问题均有推进。尤其对中古外来宗教入华后“胡裔华化”问题的思考，不乏真知灼见。如其根据景教碑论述唐长安景教的兴衰时，认为景教能获唐朝允许而于贞观九年传入长安，并非传统上认为传教的行为，而是唐廷为争夺西域抗击突厥而采取的策略，是为拓土扩疆军事战略服务的文化兼容手段（宗教卷，63页）；作者在对景教天使与佛教飞天的辨识上，认为“华化景教”与“佛化景教”风牛马不相及，中国化景教主要表现在政教关系上，佛教化景教是个虚假的命题（宗教卷，134-135页），这些观点都值得学界重视。
四、追溯根源与坚守本真
作者在《胡汉中国》中多次表达了其探求历史真相的学术追求。如对新疆喀什出土“胡人饮酒场景”雕刻片石用途的详细考证，探源寻绎，推翻前人所谓“化妆调色石盘”等说法，认为封签印记才是这件珍贵文物的原本用途和真正含义（艺术卷，169页）；通过考察唐华清宫浴场遗址与欧亚文化传播之路的联系，指出其所受外来文明的影响，并强调盛唐处于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艺术卷，217页）；通过利用汉语方言，追溯胡墼从埃及、西亚、伊朗、中亚到汉唐中国的渊源，还其语源失载的真实意义，从胡墼这类如群星万
点的语言发展始末看到一条中外交流的银河（艺术卷，229页）。
在追本溯源同时，作者也更多表现出对学术本真的坚守以及对现实的观照。正如其所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会在文化大潮中坚守不败的”，“为这个信念而做的坚守，其意义甚至比学术本身更大”（总序）。如作者在探讨唐代龙的演变与外来文化中，提到不能用“西方龙”框范“中国龙”，另一方面，也不必单方面过度张扬中国“龙”的形象……我们要正确传播中国龙的形象，在各种文明交相融合中体现“中国龙”的积极作用（艺术卷，291页）。这些论述，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求真与责任意识。在对外来宗教的研究中，也一直秉着求实的态度，不盲从，也不人云亦云。如作者通过研究指出，唐长安没有留下任何伊斯兰教传播的可靠记录，至于后世不加详尽考证的口碑宣传，原本已经超过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会造成学术研究的空泛和混乱。（宗教卷，296页）作者也坚持认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必须让不同宗教都有活动的舞台，这样才能使不同的文化、思想、宗教、族群、个性以及价值观相互融合，彼此尊重，激发出更多的火花（宗教卷，前言）。这些观点既体现出作者坚守的学术信念，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考量与观照。
古代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远流长，既深且远。然而这种交流与影响却常常游离于王朝历史的视野之外，隐匿于文物遗迹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常常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给后人，而认识与缀合它们则需要慧眼和勤力。《胡汉中国》作者就具有这样的慧眼和勤力，他从许许多多的外来文明的碎片中，读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并产生超越历史的感悟。正如孙机先生所言，（《胡汉中国》）“揭示出一系列隐秘不彰的中外文明交汇的史实，在时空坐标里闪耀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襟度，必将对后人有极大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