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来华十记》，苏精著，中华书局2020年3月第一版，68.00元
近代西方医学来华已有两百多年。苏精教授《西医来华十记》主要讲述西医来华第一个百年(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相关的人与事，尤其聚焦于引西医入华的主要群体——传教医生——的事迹。今天，西医在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西医东渐的前尘往事值得我们了解。
解剖学说进入中国
两百年前西医在解剖生理学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英国人合信编印《全体新论》一书，将解剖学理论系统介绍到中国。该书一版再版，还有中国人的多个翻刻本，其中两广总督叶名琛之父叶遂翁的翻刻本最精，合信赞不绝口，甚至购买一套寄给伦敦会珍藏纪念。合信本加翻刻本，总共有超过1万册《全体新论》在中国各处传播流通。思想家王韬多次购买赠送友人，可见解剖学这一新学说在当时中国知识阶层是很受欢迎的。
然而，在实践层面，中国人普遍囿于传统文化“死者为大”的观念，忌讳解剖，如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进行小手术和医治内科疾病的能力无可挑剔，虽对《全体新论》等解剖学医书揣摩纯熟，却因害怕操刀，没有基础性的解剖经验，在专业路上行之不远。医界尚且如此，遑论一般民众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中国病人接受手术治疗。西式医院设立了诊所和住院部，进行手术的病人络绎不绝。1831年，就有中国病人何鲁在传教医生帮助下远渡重洋至英国，手术治疗腹部肿瘤。尽管何鲁终因失血过多抢救不及而死在手术台上，但这个1831年上过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中国病人印证了西医初传时颇受国人信赖的事实。
西医的治病优势
19世纪初，西医能治疗中医并不擅长或束手无策的病症，如眼疾、刀枪伤害、口腔病、皮肤病、肿瘤、鸦片烟瘾等。传教医生伯驾在新加坡行医日志中记载了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反应：很少有人会拒绝内服药物，但相当恐惧较为陌生的外科手术，连简单的抽血也觉得很严重。一名眼睛长翼状胬肉的病人，甚至在动手术前吓得两度昏厥过去，有些病人则担忧拔牙后如何能够止血，至于害怕在眼前晃动的钳子和手术刀更是常见。有位叫希武的病人三年前受了枪伤，子弹留在手臂，伤口还有脓肿，遍请华人医生都束手无策，伯驾在数分钟内即取出子弹。伯驾为一名商人的牙槽突起进行手术时，几名华人在场观看他动刀的经过，对他的医术大为惊服。
天花是当时相当流行的传染性疾病，死亡率高，中国人深受其害，时见瘢痕斑斑的脸。牛痘于1805年传入中国，中国人起初不知或不愿接种西方来的牛痘，宁可继续使用中国传统的人痘接种，后来在合适的宣传、良好的效果和政府的推动下渐渐打消了顾虑。上海牛痘局开办后，接种人数大幅度增加，黄春甫30年间经手施种牛痘的孩童在15万上下。
新式医院与学校
西式医院、护士学校、盲人学校等等，是近代中国受西医影响的成果。来自英国的传教医生雒颉开办了上海第一家西医院仁济医院，尔后开办了北京施医院（协和医院前身），二者皆存续至今。传教医生创办的西式医院有免费施医的传统，病人数量短期内即呈井喷之势。仁济医院在笪达文任院长时进行改革，建立病人付费制度，对穷苦人仍免费，成为“半慈善半自费”性质，进而改善医院空间与环境，向积极有效经营与注重服务品质的现代化医院迈进了一大步。
在病人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传教医生雇用看护工充当助手的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来华外国护士也不敷需求，这些因素催生了中国护士教育制度。外国护士积极推进中华护士会的成立，西医院开办护士学校。1913年，中华护士会公布全国一致的护士证书会考规则，其中规定考生必须在中华护士会认可的护士学校毕业，修完规定的理论与实务课程，持有护校颁发的毕业证书者才能应考，考试及格者获得护士证书。护理学作为一门专业技能，向着国际化方向靠拢。
近代中国国力衰微，普通人的人身权利很难得到保障，残障人士更是备尝艰辛。广州盲女沦为歌妓的遭遇引起了女传教医生赖马西的同情，进而发愿创办盲女收容所。其时，教会组织并不支持赖马西的想法，认为经费有限，要选择最有助于传教的事来做，而盲女无法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力，必然成为布道站的负担。赖马西并未退缩，凭借一己之力，以超常的韧性创立盲女收容所，并使之转型为具有教育性质的学校——明心书院，教盲女学习知识与技能以自食其力。学生毕业后，有的从事传教、教书工作，有的在护士学校教按摩，有的继续深造，还有的靠在学校习得的编织技能养家，甚至出现了盲女教明眼人阅读的奇异景象。作为广东第一所盲人学校，明心书院的意义和成就值得我们铭记。
国人对西医的反应
从施受双方来看，西医来华史的重要一环毫无疑问是传教医生，另一环则是接受西医的中国人，而中国人西医和西医学徒则直接参与了西医来华的历程。他们积极吸收西方医学，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迂回前进。中国第一位留英医学博士黄宽学成后回国，作为传教医生为同胞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却因允许助手“吃花红”被所在教会指责，心灰意冷地退出传教医生队伍，此后在医学教学领域有所作为。
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学徒式的医学教育和忌讳解剖的文化心理，导致他在西医基础训练方面的不足，英文能力的欠缺让他难以学习医学新知，但他以持久的热忱奉献于医治病人和种痘防疫，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社会影响力巨大。他对中西医结合的教育模式亦有所思考。
免费接受西医治疗的中国病人，以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医生的感激之情，有的病人给医院送来土产，有的痊愈病人赠送匾额致谢。在上海仁济医院期间，雒颉至少收到过“道宗基督”“神医妙手”“德泽万州”“春暖江城”“杏林春暖”等五方匾额。在北京施医院期间，“最热闹的一次送匾行动发生在1862年10月21日，多达五十名康复的病人联名赠匾，一大群人带着匾额先在北京城里游行一圈，还雇了乐队沿途吹吹打打，又请人拿着旗帜随队助阵，最后将匾送到施医院张挂”。传教医生一般乐于接受中国人这种铭谢医生的传统文化。医患互动良好，也是西医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动力。
《西医来华十记》利用一手史料，即来华西医及学习西医的中国人的书信、档案、报告，兼及医院年报、中英文报纸等，讲述了西医来华的历史故事，展现了近代中西医学交流的复杂情形。西医从通商口岸一步步深入内地，19世纪末就在中国站稳脚跟，闯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中国人的卫生习惯与医疗制度。可以说，这本书触及的是医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题目。同时，作者平平实实写出的一个个故事就非常动人，一个个人物都散发着光彩，予我们以感动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