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外物》说：“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一般认为，这里所说的小说是琐碎之言，是大道理的反义词。郭庆藩《庄子集释》说：“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不过，《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这说明仅仅把小说理解为琐碎之言并不确切。小说家的特征，是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相关，其中一定是包含有故事的书写的。《吕氏春秋·慎行·疑似》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故墨子见歧道而哭之。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此夫以无寇失真寇者也。贤者有小恶以致大恶，褒姒之败，乃令幽王好小说以致大灭。故形骸相离，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东徙也，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吕氏春秋》这段话中出现的“小说”，有人认为即“小悦”，与褒姒“大说”即“大悦”相对应。不过，既然前面说周幽王虚构来敌使褒姒“大悦”，后面再说周幽王“好小悦”就难免有混乱。因此，此处周幽王“好小说”之“小说”，似应该和周幽王虚构故事联系起来。把周幽王虚构戎寇侵扰的事情称为“好小说”，这说明在先秦时期，“小说”和虚构并不是对立的。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小说虽然不是讲大道理的，但是，却也有着重要意义。《荀子·正明》有“小家珍说”的说法，虽然“小家珍说”未必是个褒义词，但这个说法本身就说明起码有人是珍视“小说”的。桓谭《新论》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合丛残小语，可以理解为弥合故事。桓谭认为小说家之言有益于治身治家，这个看法，与孔子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就很接近了。清人孙星衍在编辑完《孔子集语》之后，给嘉庆上表说：“或有寓言依托，小说流传，恐鱼目之混珠，窥豹斑而拨雾，醇疵不杂，仿晏婴内外之篇，事类相从。”孙星衍虽离战国已远，但中国古代传承的“小说”概念，仍然一脉相承，小说和寓言的相类，就说明中国古代“小说”不仅仅是一段“故事”，其中可能还有“疑似”和“虚构”的成分。
中国古代小说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到了明清时期，渐趋繁荣。当然，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也决定了小说与“大道”的境遇差别。而通俗小说更是因为其“俗”，长期并不在主流文化圈子之中。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变化，传媒手段的丰富，文人通过书写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降低，这些都促使文学家更多地关注文学的娱乐性。小说书写成为文学家最重要的任务，阅读小说也是广大读者最重要的文学消费方式。
兴起于西方十九世纪的文学观念以小说、戏剧、诗歌为文学体裁的基本形态，以想象性、虚构性、形象性为文学的基本书写方式。而明清通俗小说可以实现与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无缝对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受到西方文学观念与社会思潮的影响，通俗文学的研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因此，明清通俗小说的研究也早已登堂入室，打破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大有反超诗文而后来居上的姿态。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通俗文学中的最重要的代表体裁——小说的研究，已成了文学研究中最受欢迎的选题方向之一。大批优秀学者在小说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发表了众多的学术成果，彻底改变小说的文化地位。今天，小说俨然已成了最重要的文学体裁。
作为明清时代的代表性文学样式，通俗小说被认为是研究此时段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经过众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明清通俗小说的研究早已呈现出跨领域、跨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特点。单纯的小说本体研究已十分艰难，要想有所创获，视角的选取显得越来越重要。
《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作者谢君博士显然是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研究新视角，即从物质技术的进步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明清通俗小说，并结合时下方兴未艾的的运河文化研究，将小说研究与书坊研究、运河城市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评点、出版发行及销售传播等多方面与书坊业、江南运河城市的关系，从而揭示出了明清通俗小说发展与繁荣的更深层更本质的原因。谢君博士的研究大大突破小说本体研究的局限，跨学科、多视角地对明清通俗小说进行了深入考察。
在众多明清通俗小说研究成果中，《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不但蹊径独辟，特色显明，而且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作者研究发现，明代中叶，坊刻中心从福建建阳向江南运河城市转移，其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江南运河城市更具竞争优势，而大运河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前不少研究者只知道从建阳书坊业单方面的原因来论述，没有找到建阳书坊业的衰败与江南城市书坊业后来居上的真正原因。又如，作者研究认为，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是传统书坊业的全盛期，也是通俗小说走向繁荣的时间，通俗小说是在书坊业的操持下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并且通俗小说是在江南运河城市全面繁荣起来的，原因就在于江南运河城市的书坊业最发达。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小说自身的发展与整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来论，极少能具体从某个行业或者某地区城市的发展来考察，所以很难得出如此具体而精准的结论。再如，作者发现，明清通俗小说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受到书坊的干预，从标题、插画、评点，到题材、类型，再到价格和版本，在很大程度上均取决于书坊。所以通俗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化操作的产物，具有商品的属性。此前虽偶有研究者论及，但均不够如此细致深入而又观点可靠。还有，作者认为明清小说的内容、类型及质量都与苏州、杭州等江南运河城市有着重要关联：比如才子佳人小说繁荣于苏州。此前的研究还远不能将一个小说流派的繁荣空间精准到一个城市，但作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诸如此类的观点，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此外，本书还有一大价值，即文献价值。书中把苏州、杭州、扬州、常州、湖州等城市的书坊名录及每个城市的各个书坊所刻印的通俗小说版本信息均用表格清晰地列出，在文中占了大量篇幅。如果想知道这些城市刻过哪些通俗小说，分别由哪个书坊所刻，小说现存何处，有何版式特征，或者要想知道明清通俗小说各类型的刊刻情况及在各城市的分布状况，只须查阅文中相关表格即可了然于胸。此项工作极具文献价值，为后来的研究者准备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但这工作又极费工夫，非有严谨扎实的学风不可。正是有了这么扎实的文献功夫，作者才能发前之所未发。学术研究的路径还很长，由于条件不足，书中所涉小说的版本信息大多未能亲验原本，略有遗憾。当然这或许是苛求，如此数量庞大的小说原本散落于世界各地，以一人之力逐一核对版本，恐势比登天。
（《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