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学人访问记》（上下），贺逸文等撰，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第一版，96.00元
诞生于上世纪之交的一代学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批学者既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时间交汇点上，又处于东方与西方的中西沟通线上，无论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都有其不可复制的养成条件。正是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之中，孕育了中国现代学术最富学养也最具个性的一代学人。
最新出版的《北平学人访问记》便是对这一学人群体的一次总览。这一系列“访问记”最先刊发于1935年的《世界日报》，至1937年7月因抗战爆发而中止；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重新开启，一段时间后悄然结束。“访问记”抗战前的采访者为记者贺逸文，是《世界日报》的掌舵人成舍我的一员得力干将，在这一系列中他共采访了56位学者。抗战后的部分则是由记者王景瑞完成的，共采访了15位学者。由于其中两篇的受访者重叠，所以整一系列“访问记”一共采访了69位学者。
“访问记”所访学者，文理兼顾，既有顾颉刚、沈从文、冯友兰、陈垣等人文学者，也有曾昭抡、秉志、胡先骕等科学家。所访的69位学人，皆为当时各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多位后来当选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可见受访者皆为一时之选。
这些访谈由记者登门拜访，详细面谈。访谈一般先从学者的身世背景、求学经历开始，然后再切入学者的研究兴趣与关注问题，最后谈及未来的工作和研究计划。文章刊发前曾由受访人审阅——例如记者对顾颉刚和钱玄同的采访，在顾颉刚和钱玄同的日记之中均有记录，并谈到了校勘访问样稿的事宜——这就保证了其为有较高准确性的记述。
“访问记”中的吉光片羽，俯拾皆是。如在一篇对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的访谈中，提到黎先生早年喜欢研读哲学，探究玄理。大概在1921年左右，他听了一晚上的佛经后，忽然领悟：“总相即是别相，别相即是总相。”他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努力做自己认为应做的一件事，一切宇宙人生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头解决。从此以后，他将佛经和其他哲学书束之高阁，并言道：“我毕业了。”黎先生的这一段高论，或为这部《北平学人访问记》点了题。在“访问记”中，不仅可以了解学者们的求学经历、学术思考，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在立足于专业研究之外的一种智性生活。
关于这一代学人，无论是他们的自述，还是后人的评传，其实已有不少。而这本《北平学人访问记》在今日仍特别值得一读，其特殊之处，恐怕正在于“访问记”三字。
首先，“访问记”是人与人的交谈，天然带着采访者的观察视角，所以也更能让读者代入一种面对面的情境之中，见字如晤。譬如，访谈者在寻找学人住处、静候接待时，往往会仔细观察其居住环境和室内布置。这些细节描写，生动还原了学人的生活场景。譬如记者贺逸文在对周作人的访谈中，便在篇首花了很多笔墨描写其住所和书房，引领读者做一番身临其境的参观。他写道：“首先触入我眼帘的便是中间屋子大炕，这是北方特有的东西，除了炕几以外，还有堆着许多小玩意儿，正中悬着一个女子的像，据说便是周氏爱女若子女士的像，这里也有些西式的桌椅，但是我并不去注意他。西边屋里挂着充满了雨气的‘苦雨斋’横幅，便是驰名文坛的苦雨斋。斋房共是三间，藏满了中文日文及西文书籍。这里也有西式沙发座椅，所以我想许是周氏的书房兼客厅，不过这里的清静幽闲，同几净窗明的境地，很可以使人留恋的。”细腻的笔触，将苦雨斋勾勒得清晰可感，一下子让人感受到了周作人其人与其文“人境合一”的情致。又如，他记录下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书房是这样的：“他的住所是一个很宽敞的院子，一所中西合式的房屋，配着许多的小房，是很好的住处。我进门后，好像进入了图书馆的书库，全屋充满了书橱，使我想起了他说‘我是书堆里的人’的话。”
其次，“访问记”不是自述，而是深度访谈。采访者贺逸文是一位专业而老道的采访者，并且对于相关领域颇有研究，所以整个采访并不是简单的随声附和，而常呈现出“对谈”的色彩。采访者显然提前做了很多功课，并且由于记者的身份，使其特别关注于学科热点与社会议题，并将这些话题也带入到对学者们的采访中。同时，由于生于内外交困的时代，这一代学人有着经纶世务、改良社会的愿望，故而“访问记”中保留下了不少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思考。譬如贺逸文在采访中特别请社会学家潘光旦谈谈中国家庭改造的问题。在潘光旦先生看来，改造社会须先改造家庭，他提出了“要建立不大不小的家庭”的观点。其所谓不大不小的家庭，就是三代人合作的家庭，“老人有丰富的经验，中壮年有力气做事，少年人有理想同朝气”。这种三代人合作互助的家庭形式，在当时以大家族聚居为主的中国社会，是颇富前瞻性的。又譬如机械及土木工程专家王季绪，深怀忧国之思，为了倡导科学救国，不仅教导学生潜心研究科学，还劝导自己的子侄都学习科学。他在访谈中特别强调了“科学的国界”。他说：“人家的科学，不能救我们，必须要自己的科学，所以我最喜欢劝人学工业。假若日本没有满洲铁路，他不会如此容易占领东三省；中东路要是完全在中国人的手里，也就会没有那次的日俄战争。”这些现实议题的讨论，今日读来仍富启发，并让读者感受到理性、客观、实证的学术研究背后，学人对于家国的拳拳之心。
“访问记”最值得一观之处，是其对于中国现代学人的整体呈现。“访问记”是一个为时日久的系列访谈。这一代学人群体，个性迥异，却也有着不少共通之处，从这个角度来说，“访问记”提供了一份对中国顶尖学人群体异常生动的社会调查样本。譬如，这些学人多出自中产之家，很多还是名门世家，书香传家的家风以及殷实的家底，为他们提供了非常良好的资源和机遇。在这些学人中，绝大部分都曾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家境殷实一些的多去欧美，中等家庭的则东渡日本。出洋求学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甚至是人生分水岭。这些留洋学生回国后，不少人年纪轻轻便成为了学术中坚人物，其有才能者接任了重要的学术组织工作，甚至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学术机构。如著名声乐家赵梅伯先生，在布鲁塞尔的皇家音乐院学习声乐回国后，即获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先生的多次延请，被聘为国乐系主任。从这个角度说，这本《北平学人访问记》或许可以说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时间长河中，抽刀断水，截取了一个时间切面，展示了一个丰富而独特的学术生态和整体面貌。
这部“访问记”由于各种原因，长期湮没在故纸堆中，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偶而披露的少量部分，成为了相关学者重要的研究素材。这一系列访谈由张雷先生悉心整理后出版，使得这批珍贵访谈在时隔85年后第一次以完整面貌现身世人面前，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熠熠生辉的现代学人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