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国近代社会巨变前夕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两千年封建社会经历了最后一段较为稳定的时期，阮元无疑是这一时期政坛、学坛、文坛一颗耀眼的巨星。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晚号雷塘庵主、怡性老人，扬州人，为清代中期名臣，深受乾、嘉、道三朝倚重，历官各地，屡任要职，卒后被道光皇帝称为“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生平除政绩显赫、政声卓著外，以繁荣文化、表彰学术、提携后进为己任，于浙江创立诂经精舍，在广东设立学海堂，成为汉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给当时及后来学风演变尤其是浙、粤等地的文化与学术发展带来极大影响，受到学者普遍推崇。《清史稿·阮元传》赞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阮元在多省供职数十年，每到一处，都倡导学术，给浙江、广东、云南的同时代人施以巨大影响。”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称“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
阮元考中进士后，奉旨修纂《石渠宝笈》称旨，乾隆皇帝毫不掩饰对他的欣赏与自己发现人才的得意，对军机大臣阿桂说：“阮元人明白老实，像个有福的，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后来阮元辗转各地，不断升迁，除嘉庆十三年任浙江巡抚时因稍受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而短暂去职外，一生仕途平稳顺利，皇帝恩赐频繁，恩宠隆厚，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又得安享高寿，著述等身，其立德立功立言皆有可称道处，确实是“有福”之人，可见阅人无数的乾隆眼光的犀利独到。当然，阮元仕途平顺，久立官场而不败，除了才能出众、勤勉尽职之外，其清廉的品格操守也起了重要作用。阮元特别重视居官之廉洁，孙子刚刚出生，他喜悦之余，不忘写诗寄寓希望：“男儿立志初生日，乳饱饴甘便要廉。”其“茶隐庆生”、以茶养廉的故事，成为廉政史上的佳话，常为人所称赏。每年逢正月二十日寿辰，为免官员送礼烦扰，阮元都要离开热闹的官署和常住的府邸，携家人或二三友人，到人迹罕至的山寺、竹林等处，品茗交谈，读书论文，吟诗写字，且只吃清淡的素食，以此修身养性。茶隐庆生的习惯，至退休居里后仍然坚持，为后人津津乐道，对当今仍有有益启示。
阮元曾在多地担任学政、巡抚、总督等要职，在浙江剿平为害多年的海盗，在广东禁止鸦片、谋划海防，在云南整顿盐政、安抚边民，颇多惠政，是名副其实的能臣干吏。但他对后世影响最大、最为人推崇的还是在文化学术方面的贡献。他于政事之暇，醉心学术，网络学者，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大型典籍，刊刻《文选楼丛书》等图书，成果丰硕，成就卓著。阮元以博学多识著称于世，其治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博通今古为特色，涉及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诸门类，淹贯群书，长于考证，多所发明。阮元工诗文，精鉴赏，善书法，是封建时代士大夫多才多艺的典型代表。
阮元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扬州学派的领军人物，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广泛影响。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其生平、政绩尤其是学术特点、文化贡献等的研究逐渐深入，成果日益丰富。对于阮元著述的整理出版，出版界亦颇为重视，近年陆续或点校、或影印整理出版了其数种著述。由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程章灿教授主编、众多学者参与整理、广陵书社出版的《阮元集》，是首次对阮元著述进行系统梳理与整理，是对阮元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新成果，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并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阮元著述宏富，既有其组织、主持编纂、校刻的大型辞书、丛书，如《经籍籑诂》《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两浙輶轩录》《宛委别藏》等，亦有其主持修纂的地方志书，如《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等，这些学术文化典籍大都规模宏大，具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学术界研究论述颇多，出版界亦陆续进行了以影印为主的整理出版。由于政务繁忙，编纂大型典籍亦耗时费力，影响了阮元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撰著，即便如此，他自撰的著作仍然不少。此次整理出版《阮元集》，主要收录阮元的重要著述，以自著为主，包括《三家诗补遗》3卷、《仪礼石经校勘记》4卷、《诗书古训》6卷、《曾子注释》4卷《叙录》1卷、《儒林传稿》4卷、《畴人传》46卷附《续编》6卷、《山左金石志》24卷、《小沧浪笔谈》4卷、《定香亭笔谈》4卷、《石渠随笔》8卷、《石画记》5卷、《揅经室集》64卷、《淮海英灵集》22卷附《续集》12卷、《广陵诗事》10卷。遴选书目大致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其自著悉予收罗，无论之前是否有整理本，均重新予以整理，如《揅经室集》；二是其编纂之著述酌予收录，主要收未曾整理者，如《山左金石志》；三是有的著述，属其创编，自应收录，而其书之续作，亦与阮元关系密切，则作为附录收入，如《畴人传》及《淮海英灵集》之续编。由于阮元著述繁多而复杂，编纂出版其“全集”难度颇大，以《阮元集》的名义陆续整理出版其著述，不失为一个合理、可行的办法。
《阮元集》具有多方面重要价值。一是内容丰富全面，具资料价值。阮元治学，与乾嘉学者潜心于考据之“专”有所不同，更重视“通”，博通经史诗文，旁及金石历算，这也是扬州学派的一大特色。阮元尝撰“通儒扬州焦君传”，称焦循为“通儒”，焦循一生未入仕途，专心治学，于多个领域均有重要著作传世，阮元于繁忙的政务之暇，从事学术研究，其成果显露于多方面，自然亦能当“通儒”之称。《阮元集》收录的书，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经部的《仪礼石经校勘记》为其奉旨校勘石经《仪礼》的成果，焦循在该书《后序》中盛赞其“博综约取，祛其成见，不期骇俗，择善惟公。学者得此，藉以贯通此经，为不难矣”，并为刊刻之。《三家诗补遗》著录简括，义例谨严，并可补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等书之不足，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对其颇为称赏。史部之《儒林传稿》既是阮元一部重要的史学著述，也是清代官方对于当代学术史的初次系统整理，戚学民先生有专著《阮元儒林传稿研究》，论之甚详。《畴人传》则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家传记，首次为天文历算家立传，其开创之功极大，该书取材广博，各篇后为传主所作论赞，言简意赅，亦多创见，后世屡有续作。子部之《石渠随笔》，著录书画之作，考证精审，为艺林名著。集部之《揅经室集》，为作者生前编辑定稿的诗文集，集中反映了其学术、文学等多方面成就，向为清人诗文集中尤具价值与影响者。
二是整理严谨规范，具学术价值。主编程章灿教授与整理团队多次研究讨论，确定书目及编撰体例，撰写整理前言，细心审核每一种书稿，要求曾经整理者后出转精，未曾整理之书精益求精，力求出版一部严谨、规范的古籍整理精品之作。又因所收之书各具特点，整理时除保持古籍整理的基本学术规范外，并不要求体例的刻板一致，而是根据各书的具体情况，各自确定合适的整理方式与体例，力求达到深度整理的要求，各有所长。如《山左金石志》，采用了校补这样比较专业的整理方式，融入了整理者多年潜心研究此书的学术成果。《淮海英灵集》，利用诗文集、方志等各类文献，校正诗人小传，有裨于人物资料的补充完善。《儒林传稿》，以征引文献对校原文，复核其源，注明误作、误引、异文等，用力颇深。《小沧浪笔谈》《定香亭笔谈》，因体裁的缘故，原书无细目，内容显得散乱无序，整理时依内容分拟标题，便于读者阅读利用和检索，整理者还撰写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学术性前言，对两书的成书、内容、价值、版本等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和论述。对已有整理本者，则根据新发现的文献版本资料，重新校点，力求精善超越前作。如《揅经室集》，虽已有中华书局及《儒藏》两部整理本，但此次整理底本采用了新发现的目前所知的最全之本（六十四卷），其中《再续集》一册八卷，较此前学者所认为之《再续集》七卷本多出一卷，诗文多出八篇。同时在点校质量上也严格把关，改正前人标点错讹之处甚多。另外，还计划收录今人关于《揅经室集》的辑佚文章，单独成册。总之，各书的整理严谨认真，多有可称道之处，体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
三是编录周密细致，具实用价值。编辑出版《阮元集》，是广陵书社整理出版清代扬州著名学者文献的重要举措。由于此前已陆续出版《新编汪中集》《宝应刘氏集》《仪征刘申叔遗书》《仪征刘氏集》《焦循全集》等重要典籍，广陵书社培养了一支专业的古籍编辑队伍，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学术文献编辑经验，加之《阮元集》从国家立项、组织整理、安排编辑出版，历时已达十余年，厚积薄发，其问世必将引人瞩目。为高质量编辑出版此集，出版社安排了专业的编辑团队，协同努力，细致、扎实做好编校工作。责编根据各书情况，定稿以后，有的还编制了详细、实用的人名等索引，如《淮海英灵集》《广陵诗事》及两部“笔谈”，尤方便读者检索与参考。为使读者直观了解阮元的书法技艺及其著述的版本情况等，每书前遴选附录阮氏家庙、阮元画像及其代表性书法作品、刻本书影等图片，全书装帧考究，印制精美，堪为学者案头实用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