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题记》带给世界的震撼
近日，历经10年，项目组六次亲赴现场调查“打磨”出的学术精品——《龟兹石窟题记》（以下简称《题记》）一函三册面世。国家出版基金、上海市文创基金的推荐专家之一、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审徐文堪这样评价《题记》出版的意义：“本书问世，其学术意义极其重大，将会改变中国龟兹学和吐火罗学的研究面貌，由原来的跟跑转变为领跑。”
《题记》作为对古代龟兹王国范围内现存所有吐火罗语资料，尤其对之前较少被关注的石窟题记予以系统梳理，进行详细释读及研究的一部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新疆现存吐火罗语文献研究的学术专著，它包含文物图版、保存信息、字样摹写、内容转写、翻译注释、综合研究、词汇索引及文物编号索引等。《题记》的出版，不仅呈现中国学界在吐火罗语文献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更充分反映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的文明交汇之地。
中国学者对龟兹石窟题记的研究至关重要
3月21日，由中西书局主办，新疆龟兹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出版的《题记》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
《题记》主编之一，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提到此书的出版缘由时说，其实他做《题记》很大的原因是季羡林先生的托付。他曾在《哭季先生》一文中说过，季先生在进医院前曾把他叫到家中交代过三件事。季先生谦虚地说自己只懂吐火罗语A方言，即焉耆语，而不能读吐火罗语B方言，即龟兹语，希望荣新江和他一起努力联系龟兹石窟研究所和法国的皮诺教授，整理这批材料。荣新江为此做过一番努力，但最终还是没能完成季先生交给的任务。
《题记》的另一位主编、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赵莉回忆，1998年，在霍旭初老师的带领下，彭杰、台来提·吾布利和她在做《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的文字记录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古文字题记，于是，他们在总录中设了“题记”一栏。
2000年，《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出版，荣新江看到石窟中有那么多婆罗谜文题记，开始擘画如何保护并做好解读研究。2008年10月，荣新江在巴黎见到多年前由他鼓励出国学习西域古语的台湾大学毕业生庆昭蓉，她又介绍了同在吐火罗语专家皮诺教授门下学习的同班同学荻原裕敏。2009年5月，荣新江、朱玉麒带着庆昭蓉和荻原裕敏、文欣来龟兹考察石窟题记。之后，荻原裕敏和庆昭蓉陆续毕业，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工作站工作。新疆龟兹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家合作项目从2010年正式开始。
为了找到更多的题记资料，从2010年到2013年，项目组成员多次来新疆龟兹研究院，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翻山越岭，攀爬洞窟，非常辛苦。
亦狭克沟石窟要等到枯水季节才能进入，他们就专门寻找时机，涉水进入。最终，在龟兹石窟群中总共获取了大约七百条婆罗谜文题记，还全面调查了龟兹研究院馆藏和库车县文管所等单位收藏的同类资料。
赵莉说：“由荣新江带领的中国学者对龟兹石窟题记的调查、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在形成全新的、更加健康的学术生态格局。”
打破了欧美学界垄断龟兹语研究局面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孟楠教授回忆，1984年新疆大学就成立了龟兹学研究的课题组。1984年四五月间，课题组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利用当时先进的设备对龟兹石窟的窟型、壁画等进行了录像拍照，初步编制了9部教学纪录片，也编辑了9大册《龟兹学研究资料汇编》，还编辑一册汉文资料《龟兹史料》。
1985年新疆文化厅成立了龟兹石窟研究所，2009年改名为龟兹研究院。借由这个契机，龟兹石窟研究所与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拟组织编写一套龟兹文化研究丛书，其中拟定的书目中就有一部龟兹石窟文字题记研究。
“尽管拟定的书目中不少已经出版了，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但设想中的文字题记研究并没有实施。今天回头看，前辈学者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构想，给了后来者一个奋进的目标。《题记》的出版，让前辈学者的夙愿得以部分实现。这不仅是龟兹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更是国内外几代学人历经寒霜风雪的呕心沥血之作。”孟楠说。
龟兹学的研究需要两大基础：一是文献史料的整理，二是以龟兹石窟群为中心的文物古迹的发掘和研究。目前对汉文史料的整理研究比较深入，但后一项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对石窟中题记的整理释读。即使就题记而言，也是对其中的汉文、回鹘文研究较多，对龟兹语等其他古语的研究较少。限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对龟兹语等的古语研究国外学者显示了更大的优势。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院长王欣教授认为，《题记》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欧美学界垄断吐火罗语B研究话语的局面，表明中国学界已经全面参与到古代印欧语语言和文献的国际合作研究队伍中，在龟兹学、西域学、中亚学乃至丝绸之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往史等学科研究领域与学科建设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西域历史研究上，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正在建立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题记》一函三册，分别为《题记报告篇》《图版篇》《研究论文篇》，成果版面字数约1814千字，图幅数1760余幅，精装16开，图版全彩印刷，是目前世界上对龟兹地区现存的吐火罗语写本与题记进行全面搜集、整理、释读的权威之作。其中有相当多的题记没有被西方探险队拍摄过，是首次刊出。在《题记报告篇》中，对带有题记的洞窟、题记位置进行详细描述，并对题记进行转写、转录、翻译、注释；《图版篇》则主要收录龟兹研究院所藏图片，辅以国外相关资料，这些图版大多是首次发表；《研究论文篇》则收录了课题组成员近几年最新的研究成果。
荣新江介绍，《题记》系统刊布了所有龟兹石窟的龟兹语题记以及连带的梵文、回鹘文、粟特文、据史德语题记，是一项填补学术空白的成果。“西方学者虽然也释读出一些题记，但很多情况下这些图版一半在他们那儿，一半在我们这儿，且很多题记在石窟壁面的角落里，光是看那些劫掠壁画的照片，肯定是看不清楚且有疏漏的，所以他们没法完整解读。我们今天则一字不漏地完全解读，且提供彩色图版，完全亮给大家。”荣新江说。
除题记外，项目组还以石窟为中心，连带地把龟兹的历史文化问题，即把与题记有关的交通道路、龟兹历史、龟兹佛教经济、龟兹王统世系等做了相应的研究工作。
从众多的龟兹题记中可以看出，古代龟兹地区文化的发展既有来自古代印度、希腊、波斯的文化元素，更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是中国新疆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汉唐中央政权对古代龟兹地区统一的管辖与治理，并没有影响和限制龟兹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反而更加促进了这一地区文化的交融与繁盛，这从龟兹地区发现的各种语言文字资料可以得到证明。
孟楠说：“龟兹文题记中有许多中国古代十二生肖纪年的资料，猪年、狗年、蛇年、马年、鸡年、虎年、大唐、馆、贴或牒、副使、税粮、公主、新妇等汉语词语都进入到龟兹语中。许多龟兹语词语也进入了汉语，充分显示了龟兹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与交融性。”
《题记》的研究者根据龟兹题记中出现的龟兹王的名字，再与汉文史料的记载相比较，拟定了龟兹王世系表框架。这是龟兹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反映出龟兹文题记对于汉文史料的重要补充。
《题记》项目组是一个由疆内疆外、国内国外、老中青结合的优秀团队，反映当代学术研究不仅需要某一两个专家学识的精深广博，更需要团队的力量互助合作、互补短板。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逐渐打破了西方学者对新疆考古、语言学等研究话语的垄断地位，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考古学者、语言研究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题记》的出版也预示着，关于西域历史研究，特别是西域考古、文字等的研究，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话语权正在建立，我们开始在这方面进入了新的学术制高点。”孟楠说。
（本报记者 王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