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的坦荡胸襟

本网：墨客网  |  阅读次数：1151次  |  更新时间：2017-09-15 15:21:58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两种人：一种是心地宽广，胸襟豁达，真诚直爽，泰然自得；一种是计较得失，忧愁郁悒，心胸狭窄，优柔寡断。前者被称为“大丈夫”气概；后者如通常所说的“小心眼”，即《红楼梦》之所谓“小心眼说刻薄话”的“小心眼”。孔子把前者称为“君子”，将后者看作“小人”。他说：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这里所谓君子、小人的区分未必正确，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两种人主要是在性格上存在差异。

    然而，在儒家看来，“君子坦荡荡”的胸怀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必须经过一定的培育和修养才能逐步形成。因此儒家非常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修身养性。儒家主张通过修养身心而获得完善的人格，并把修身当作一切伦理的根本。儒家的亚圣孟子说：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大学》也这样说过：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另一重要经典《中庸》也说：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以修身的个人为中心，由里及表，由己及人，由近及远，依此，儒家建立起一整套伦理政治学说体系。他们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当作修身的手段，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结果。这就构成了《大学》在方法上的必然逻辑：

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正所谓：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按照儒家的逻辑，要修身，首先必须格物致知。这里所说的“格物”是指推究事物的道理；“致知”是指达到对事物的认识。用现在的话来说，所谓“格物致知”，就是说要通过事物的现象去研究探讨其道理，以求达到认识事物本质的高深境界。但儒家所说的“致知”，主要是指致伦理道德之知。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问题，要搞好自身的修养，做到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坦然自若，就必须有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这知识远比道德伦理的范围要大得多。“知识就是力量”，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就获得了在现实世界中达到自由的前提。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说过：“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一个无知的人只能战战兢兢地在黑暗中摸索，往往堕入猥琐低俗，那里谈得上有坦荡的胸怀！

    其次，要修身，还必须诚意正心。所谓“诚意”，就是说要真挚诚恳，不要自欺欺人。所谓“正心”，就是说心要平静端正，不要受情绪杂念的干扰，患得患失。如果人心被忿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所波动，就会“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这与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以及荀子的“虚壹而静”思想基本一致。也同古希腊罗马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们看来，哲人应该力求不动心，为不带成见地进行思考创造条件。这里的“不动心”就是指一种泰然、恬静、心境安宁的状态。

    诚意正心不仅是人们进行思考的前提和方法，同样是人们修身养性的前提和方法。它要求人们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另一方面要平静恬澹，无私心杂念。不过，到了隋唐之后，许多儒学家将佛教中的坐禅与自家的修身养性方法结合起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甚至“终日端坐，如泥塑然”，完全脱离社会实践，这又该另当别论。

    儒家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达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目的，使人们“德润身，心广体胖。”（《大学》）以德来修养身心，自然会胸怀宽广坦荡，身体舒泰安康。“君子坦荡荡”，构成了儒家的人格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坦荡荡”是一种宽容。它体现了孔子的基本的人生态度。《论语·卫灵公》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贡问道：“有没有一个字是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字是可以终身奉行的，那就是“恕”字吧！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把它强行施加给别人。这里所谓“恕”就是指一种宽容的精神，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恕”的集中体现。孔子说：“宽则得众”（《论语·阳货》）。他主张“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不念旧恶”（《论语·公冶长》），“乐道人之善”（《论语·季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对秦穆公将一个被俘而沦为奴隶的人请出来参政作官的宽容精神大加称道，并认为这是小小的秦国能称霸西戎的一个重要原因。

    “坦荡荡”是一种仁爱。“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原则。一次他的学生樊迟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孔子主张“泛爱众”（《论语·学而》），即一种博爱。因此，唐代的文人韩愈就直接把“博爱”解释为“仁”，他说：“博爱之谓仁”（《昌黎集·原道》）。儒家所倡导的这种博大的仁爱之心，孔子把它具体化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一次子贡对孔子说，如果有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可以说是“仁”了吧！孔子说，那何止是“仁”，简直是“圣”了，就是唐尧和虞舜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呀！孔子继续解释道：所谓“仁者”，就要做到自己想实现的愿望也帮助别人去实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也帮助别人去达到。能就近拿自己的欲求作参照而推及别人，这就是奉行“仁”的方法。（参阅《论语·雍也》）他把“博施济众”看成是圣人之道，主张“推己及人”，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这都体现了一种宽厚的“仁爱”之心。

    “坦荡荡”是一种真诚。真诚待人是具备坦荡胸怀的必要前提，如果不能真挚诚恳地对待自己和他人，整日里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哪儿会有博大的胸怀。儒家非常看重“诚”和“信”。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儒家把“诚意”当作修身养性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孔子则把“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人的行为的最基本的要求（《论语·子路》），并认为，忠信笃敬便可行遍天下（《论语·卫灵公》）。儒家经典《中庸》也强调“君子诚之为贵”，并把追求“诚”当作做人的规则（即“人之道”）。孟子也坚持这一观点。儒家不仅主张真诚待人，而且也特别注重真诚待己，不能自欺，他们强调不仅在公开场合，尤其在一个人独处时都应该为善，这叫做“慎独”（见《大学》、《中庸》）。总之，真诚待己待人就会胸襟开阔，反之，胸襟开阔也会真诚待己待人。

    “坦荡荡”是一种执著。心猿意马，见异思迁是永远不会有坦荡胸怀的。孔子的一生，始终把握着人生的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而且矢志不渝，直到晚年他还在感叹：“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言好学，学而不厌，他那孜孜不倦的执著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当时楚国有个官员叫沈诸梁，他问孔子的学生子路：“你们的先生孔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子路不敢妄言老师，一时未作回答。孔子知道后对子路说：你怎么不告诉他，“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这样来描述自己，说明他对专注执著精神是何等重视。他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正是因为有了专注执著的精神，孔子才屡遭挫折而不气馁，且能“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坦荡荡”是一种恬澹。对精神生活给予特别的重视是儒家的传统。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他所追求的主要是精神上的快乐。孔子一再称道他的得意门生颜回有德行、有修养，因为别人在过着身居陋巷、粗茶淡饭的生活时总是“不堪其忧”，而颜回却能做到“不改其乐”。（参阅《论语·雍也》）一方面，恬澹是修身养性的前提，如果没有恬静澹泊的心境，患得患失，顾虑重重，就不可能养成坦荡荡的胸怀，正所谓“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另一方面，恬澹也是追求精神上快乐的前提，一个人如果被欲望所困，只顾追逐名利，贪图物质享乐，他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精神上的快乐，常言道：“知足者常乐”。

    “坦荡荡”是一种大志。大凡胸怀大志的人往往坦荡豁达，不会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而斤斤计较；相反，胸无大志的人却难以有坦荡豁达的气度，因而往往沉浸于忧戚之中。从孔子开始，儒家一直非常重视人的志向与气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进一步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并主张：“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下》）。儒家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且身体力行。这些体现了一种远大的志向和宽广的胸怀。

    坦荡豁达的人生境界需要宽容和仁爱，需要真诚和执著，需要恬澹和大志。但是宽容和仁爱并不是放弃原则，真诚和执著不等于顽固不化，而恬静澹泊也不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树立大志也不等于不注意生活小节。

    总而言之，坦荡豁达既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素质，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它不仅给自己带来快乐，而且也给他人带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