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师范大学台湾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海峡两岸诗歌研究所所长黄中模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学者，是屈原及楚辞研究的著名专家，是学术界的常青树。他的研究范围广阔，兼及《三国演义》《水浒传》及诗歌音乐等领域的研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三国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水浒研究会副会长，国际诗歌音乐协会名誉会长等，最近一些年，还投入到对台湾近代著名爱国诗人连横的研究之中。我有机会阅读黄中模先生大量的楚辞研究著作和论文，如《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屈原问题论争史稿》《现代楚辞批评史》《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楚辞与苗文化》《楚辞研究与争鸣》《楚辞研究成功之路》等，同时，还曾有不少机会聆听教诲。最近，黄中模先生著成《学术争鸣架金桥——当代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历程实录》一书，即将付梓，命我作序，幸何如之。狗尾续貂，不成敬意。
关于屈原及屈原写作《离骚》等作品的事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甚详。另外，《史记》的《楚世家》《张仪列传》《太史公自序》也都提到了屈原或者屈原写作《离骚》等作品的事实。战国时期楚国人宋玉、唐勒、景差等，以及西汉学者贾谊、严忌、东方朔、董仲舒、李陵、刘安、桓宽、王褒、刘向、刘歆、扬雄等西汉学者或撰写过悼念屈原的诗文，或者在其著述中多次叙述屈原事迹，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作为伟大诗人的屈原，是与《离骚》和楚辞联系在一起的。《文心雕龙·辨骚》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又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屈原的《离骚》是《诗经》以后辞赋家之前最伟大的诗歌，如果没有屈原，就不可能产生《离骚》这样伟大的作品。屈原的《离骚》是奇文，是因为屈原有天纵之才和高尚情操。《文心雕龙·辩骚》又说：“固知楚辞者，体慢（萌）于三代，而风雅（正）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旨，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大招》《招隐》，耀艳而深华；《 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传世《楚辞》忠实地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表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文情怀，是屈原及《楚辞》价值的真正所在。也正因此，屈原及《楚辞》才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屈原是楚辞体的奠基者，也是辞赋文学的大宗师，而《离骚》传世以后，屈原的作品就成为了中国文人模仿和效法的典范。
今日传世之《楚辞》，是汉代刘向所编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集，包括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 卜居》《渔父》等全部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后代人悲悯和模拟屈原的作品。从宽泛的意义说，可以把《楚辞》理解为屈原的作品集。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说：“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闵其志焉。”《楚辞章句》中包括《离骚序》《九歌序》等大部分序文，应该是刘向编辑《楚辞》时整理的。而《楚辞章句叙》则是王逸为《楚辞章句》所作的序，因此是放在《离骚章句》之后，《楚辞章句叙》说：“故志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识达，屈原之词诚博达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岁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而《隋书·经籍志》指出：“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这些论述，都反复强调了屈原和《离骚》等作品之间的密切联系。屈原因有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不朽的诗篇；屈原的作品体现了屈原高尚的情操，因此才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
在屈原的阐释史上，屈原一直是一位清廉忠信的勇士，也被认为是忠君爱国的典范。司马迁赞扬屈原“博闻强识”“正道直行”，这符合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的普遍价值。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一些学者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并不深刻，因此演变成对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否定，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早期文献的真实性的怀疑。体现在屈原研究领域，一是否定屈原存在的真实性，二是否定屈原写作《离骚》等作品的真实性，三是否定屈原精神的文化价值。由于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以及中国近代学术的构建有日本学者深深的烙印，因此，屈原否定论在中国和日本都有一定影响。
最早对屈原提出质疑的，是清末民国初年四川学者廖季平，廖季平即廖平。廖季平（1852-1932）是近代著名经学家，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四川大学舒大刚、杨世文等人整理的《廖平全集》收有著作140余种，其中也包括《楚辞新解》等楚辞研究著作。据20世纪初著名的四川籍文学史家谢无量（1884-1964）《楚辞新论》引述，廖季平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屈原这个人，不过，我们并没有在现存的廖季平著作中找到类似的说法，有人认为说廖季平否定屈原存在的真实性是谢无量的误会，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谢无量和廖季平都是四川人，谢无量比廖季平小三十多岁，谢无量聆听廖季平口授心得，完全是有可能的。1909年谢无量担任成都存古学堂监督，曾聘请刘师培、廖季平为教授，说明谢无量是非常崇敬廖季平的。廖季平认为《离骚》是秦博士所作《仙真人诗》，《九歌》以下，也与屈原无关，这个观点与否定屈原的真实性在逻辑线索上是一致的。
20世纪初期，否定屈原创作《离骚》等作品的学者不止廖季平一人，如丁迪豪认为《离骚》是楚《劳商》曲，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楚人所作；许笃仁、卫聚贤、何天行认为《离骚》作者为淮南王刘安。何天行还认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刘向或刘歆所写，屈原并不真实存在；卫聚贤认为屈原的名字是贾谊所杜撰。至于《九歌》《天问》等作品，则多被认为是秦代或者汉代人的作品。显然，否定屈原存在的真实性和屈原写作《离骚》的真实性，表面上看是为了质疑中国上古历史文献体系的可靠性，深层的原因是要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当然，否定屈原的真实性，以及否定屈原写作《离骚》这样的观点，只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泛起的一朵小浪花，必将被历史所湮灭。
对屈原精神价值的否定，主要是源于20世纪初期学者对屈原价值的片面理解。1922年8月28日，胡适写了《读楚辞》一文，该文同年发表在《读书杂志》第一期上。胡适认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屈原是传说中的人物，是根据“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是“箭垛式”的，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胡适又提出了把《楚辞》重归文学的学科设想，他认为，《楚辞》的研究史是久被“酸化”的，只有推翻屈原的传说，进而才能推翻《楚辞》作为“一部忠臣教科书”的不幸历史，然后可以“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家之可以有恢复的希望”。显然，胡适把屈原的“正道直行”的忠洁与后世中央集权或者皇帝专权体制下的皇帝的“奴才”联系在一起了。同时，胡适受京师大学堂以来的大学分科影响，想构建西方的“纯文学”评价体系，所以要去掉屈原作品中的“义理考据”，仅仅着眼于“辞章”的价值来判断《楚辞》的“文学兴味”。显然，这种观点也是违背了中国文学的固有特点的。
考古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也是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学科。考古学需要极大的技术知识支持，因此，考古学在传入中国以后，被认为是代表了“科学”价值观的学问。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传世文献极其有限，因此他们的历史需要考古学来重建，而中国曾经是一个有用鲜血维护的“良史”制度的文明国家，虽然因唐太宗李世民执意要看起居注，破坏了起居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中国早期的史记的真实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考古发现是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上的，中国考古学历史很短，否定传世文献，而期待以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系统，显然是舍本求末。但20世纪很长时间的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就以怀疑中国上古传世文献为目标。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是不断退化的，中国人的思想和境界也是不断退化的，因此，后代中国人不能理解上古三代圣贤的人生境界，也是不足为奇的。
对屈原的否定，建立在西学的学科框架中，因此，这样的观点能很容易地被海外学者所理解，也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在欧洲和日本，也有服膺屈原否定论观点的学者。
冈村繁教授是日本20世纪中后期著名的汉学家，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他也长期参与中国屈原学会的活动，曾经担任过中国屈原学会的顾问。他曾告诉我，他之所以研究屈原，是因为1963年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先生访问日本，当时他在日本东北大学任教，聆听过游国恩先生关于屈原及楚辞的学术报告，并得到过游国恩先生指导，所以最终投入到屈原及楚辞研究之中。冈村繁教授热爱中国文化，热衷研究屈原和《楚辞》，但他却是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屈原否定论的代表性学者。1966年，冈村繁教授在《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8集发表《楚辞与屈原——关于主人公与作者的区别》一文，认同《史记·屈原列传》不可信的观点，并提出《离骚》《哀郢》等屈原作品是屈原死后诗人对屈原传说的追记。后来，日本学者白川静、铃木修次、三泽玲尔等也有类似的观点。
黄中模教授是国内最早关注到日本学者提出的屈原否定论的学者。1983年至1990年的八年中，黄中模教授曾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著名学者林庚、姜亮夫、汤炳正等教授的支持下，发起并组织研究屈原及楚辞的学者与日本著名汉学家冈村繁、白川静、铃木修次等教授进行了有关屈原问题的大规模的讨论。这些讨论，既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也推进了对有关屈原及楚辞的一些历史积案的重新认识。黄中模教授后来还撰写了《屈原问题论争史稿》《现代楚辞批评史》《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等著作，对中日学者有关讨论进行了总结。这次即将出版的《学术争鸣架金桥——当代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历程实录》则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段中日学者学术交流的历史，现场感极强。
我过去曾说，屈原既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伟大诗人，也是经过历代文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既要注意对屈原正面的诠释，也要注意批评者的文化立场。黄中模教授把他与日本学者的论争定义为学术交流架“金桥”，体现了一位真学者的胸怀和境界。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对屈原的肯定和否定都一直存在，但无论是赞扬屈原，还是批评屈原，他们都是把屈原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体现他们对屈原的尊敬和同情。我们相信，20世纪的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质疑，也是基于一颗探求真相的学术良知之心，只是他们有的时候走偏了一点点。
屈原是一位历史人物，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受到了一切正直善良的中国人的尊敬，屈原忠洁清廉的精神价值，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屈原和他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仍然存活在我们当下的文化生活中。黄中模教授的这本书，必将促进对屈原研究的深入，也必将推动屈原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