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孙家洲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西汉前期短短数十年的历史造就了两个“历史记录”，其一是刘邦君臣开创布衣天子卿相之局，其二是功臣集团平定“诸吕之乱”。孙家洲先生新著《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一书，以精妙的文笔、流畅的叙事、深入的辨析和睿智的思考，对起于白马之盟（前195）讫于汉文帝六年（前174）的第二个“历史记录”全过程，做了下沉到历史之细节、深入到人性之幽微的考察，给予读者阅读之趣的同时，亦带来启迪明智的思考之乐。
对从白马之盟到诛吕之役再到汉文帝入主的历史过程，孙家洲先生从权力平衡、权力平衡的破局及新权力平衡的重建等视角做了新解读，“专业”与“通俗”这两个似乎矛盾的要求，在这本书里实现了巧妙的兼顾与结合。在阅读过程中，此书对细节的深入辨析与对人性的透视把握，令笔者受益至深。细节是历史的生命，人性是历史的灵魂，忽略细节，将历史简化并抽象为若干规律或者趋势，固然对把握历史演进的总体脉络有益，但若仅仅如此则将使历史丧失其生命力。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性与人情在根本层面上左右着历史人物的思虑和抉择。若想人性与历史实现双向的制约与成就，只有对人性、人情与人心有通透的把握，才能真正悟懂历史。正是无数历史人物的每一个思虑与举动交织丛集构成了历史，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联合与掣肘，关键人物的思虑、抉择和行动，是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对这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在历史细节和人性人情的层次进行条分缕析，才有可能真正深入到政治史的内面深层。孙家洲先生此书对历史细节与人性人情的分析与勾勒，有五条脉络发人深思。
首先，刘邦晚年订立“白马之盟”意在限制吕氏，后来吕氏虽然打破盟约得逞一时，“白马之盟”的魔咒却一直挥之不去，最终成为诛吕之役的正当性保障。
围绕“白马之盟”有两个有趣的细节。第一，刘姓宗室、开国功臣和吕氏外戚，三者之中吕氏外戚集团看似最弱，刘邦在晚年意欲更换太子却遭到朝臣强烈抵制时，才蓦然意识到吕后政治能量的强劲。在一次宴会上刘邦见到商山四皓陪侍太子，遂慨叹“羽翼已成，难动摇”。刘邦多次延请而不得的商山四皓却肯从太子，背后有吕后、张良、叔孙通等众多势力的运作，并利用宴会的场合展示出来，打消了刘邦更换太子的心思。晚年刘邦充满忧虑和无奈，他意识到太子即位后吕后将实际控制朝政，吕氏势力势必膨胀，故而以“白马之盟”作为吕氏扩张的紧箍咒，希望以此稳住刘姓江山。第二，当吕后王诸吕时，王陵面折廷争但于事无补，自己也被排斥出政治中心，孙家洲先生点出了王陵此举具有的重大意义：把“白马之盟”的核心内容再次传播于朝廷之上，此举可谓为将来的“诛吕安刘”提供了舆论准备。这一解读妙笔令人回味再三。
第二，吕后在惠帝和两位少帝在位期间，掌控朝政十五年，吕氏封王侯者十余位。那么，白马之盟为什么没有能成功限制吕氏的扩张？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当刘邦垂危之际，群臣心态已经发生颇为微妙的变化，孙家洲先生以陈平和周勃为例，对人性之幽微进行了剖析。刘邦下达命令让陈平、周勃到军中斩杀樊哙，此刻他们却对樊哙是吕后弟吕盨之夫的身份非常在意，孙家洲先生分析指出其中“自然暗含着对刘邦生死不确定的担忧在内”，樊哙是吕氏集团重要成员，一旦高祖驾崩吕后掌权，为自己在政治上留下转圜空间，比坚决执行高祖旨意，是陈平、周勃更优先考虑的。
惠帝在位时，吕后除了报复戚夫人母子之外，尚未有过分举动，小心辅佐儿子维持三个集团的平衡。惠帝驾崩后，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儿子，吕后才公然违背白马之盟，封王诸吕，肆意扩张吕氏势力。惠帝葬礼期间，有个颇值玩味的细节，张良之子张辟彊发现“太后哭，泣不下”，于是半游说半胁迫陈平将南北军军权移交吕氏，以安吕后之心，为功臣脱祸。当陈平顺从后，“太后悦，其哭乃哀”。人性之复杂幽微，权力对纯粹亲情的扭曲，于斯可见！
第三，对灌婴在诛吕之役中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当齐王刘襄打着诛吕安刘的旗号起兵后，吕氏掌控的汉廷派出应对的统军大将是灌婴。灌婴率军到达荥阳，占据掌控全局的战略要地，立马也打出“讨吕安刘”的旗号，并告知齐军“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孙家洲先生分析说，吕氏将军权交给灌婴，可见对他异常信任，可以推知灌婴之前一定是积极投靠吕后和吕氏，以诸吕之党的身份示人。孙先生进一步肯认：灌婴以“卧底”的身份进入到吕氏集团，一定是事先与陈平、周勃共商过，他们是谋定而后动。对此孙先生给出了两个论证，首先，灌婴在荥阳以“待吕氏之变”安抚齐军，他必定与京城的周勃、陈平有密切联系且能够发挥有效影响力，才能如此与齐军交涉。第二，灌婴对辅佐齐王起兵的有关人员具有全权处置权，可见他在功臣集团中的权威地位，如果他只是临时起意叛变吕氏而背主求荣，恐怕不会有如此的权力和地位。张武在向代王表示担忧时说：“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臣，习兵，多诈谋。”不虚言也。
第四，赞赏齐王三兄弟敢作敢为的性情。
齐国起兵对诛吕之役具有“首义之功”，但大局底定后他们三人的命运却颇为悲情。其实，当灌婴领兵坐镇荥阳之时，齐王就已然丧失先机与主动，军事上他没有实力战胜灌婴，若公然进攻亦打出“诛吕安刘”旗号的灌婴，在政治上也会丧失正当性，齐王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就被远远隔离在荥阳以东。齐王与功臣集团的较量，如同一个莽撞小子遇上太极高手。诛灭诸吕后，由军功大臣们来“挑选君主”，看似他们掌控大局，甚至能择立君主，但他们却必须面对一个无法逃避的隐忧，孙家洲先生分析说：宫廷政变，喋血京师，对这种自古未见的非常之举，如何评价？是“社稷之臣”还是“犯上作乱”？关键是由谁做出评判。从周勃、陈平等人的切身利益，甚至是自身安全而言，他们必须把政治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不敢交付他人，尤其不敢把统治权交付给一个敢作敢为而且有能力的人。故而，齐王刘襄的敢作敢为和高强政治能力，成为他被排斥的真实原因。代王则由于温顺柔弱而被选中。“母家”善恶与否，在吕氏外戚之难的背景下，获得极大的正当性，但也只是表面上的“理由”。“以善人则大臣安”，大臣们自道出真实的心境。
第五，汉文帝是诸吕之役的最大受益者，但功臣们也是汉文帝之政的受益者。
孙家洲先生在本书一开始即指出：“如果当上了皇帝的刘恒很不成气候，把天下治理乱了，他自己的结局如何暂且不论，发动政变的大臣们，在历史的评价上，也会陷入尴尬的境地。”所幸的是，他们拥戴而选定的这位新皇帝，堪称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位“明君”之一。汉文帝从代国奔赴长安即位，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极为稳健周全，一开始就展露出明君气度，孙家洲先生通过四个细节就将汉文帝“明君”“英主”的形象勾勒出来。首先，刘恒在渭桥与群臣相见，断然拒绝与周勃私下会谈，孙先生强调“在这个即将奉上天子玺符的特殊时刻，在这个百官俱在的现场，刘恒如果答应所请而与周勃秘密交谈，不论两人谈论的时间长短、内容如何，都可能被百官理解为接受了周勃的要挟，君臣之间存在着秘密交易”。刘恒“被择立”为皇帝有其尴尬之处，如果事事顺着周勃之意，难免削弱为帝王者的气势，将周勃的要求驳回，不至于一开始就被牵着鼻子走，维护了即将继承帝位者的尊严和气势。第二个细节是，代王提出“至代邸而议之”，更是思虑周详，“他不愿与群臣在渭桥议事，一来是避免露天议事，场面草率；二是改换到代邸之后，他作为主人，就掌控了主动权”。第三个细节是，在群臣请代王即位的上奏中，汉高祖的嫂子“阴安侯”被大臣们抬出来劝进，对此刘恒的回答是“愿请楚王计宜者”。楚王刘交是高祖幼弟，孙先生点明了其中的门道：“弟弟总比长嫂更为亲近，尤其是在讨论宗室事务的时候，刘姓的弟弟更比外姓的嫂子要重要得多。”刘恒思虑之周详，于此可见。第四，正式即位后，汉文帝以新帝的身份连夜下诏书，坐实吕氏集团谋为大逆之罪，为诛吕之役做了政治定性，周勃、陈平等人吃下了定心丸。当夜任命代国旧臣宋昌掌控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保证了对宫禁的绝对控制。在即位的过程中，刘恒处处皆表现出精、准、狠，明君之范显露出冰山一角。
对待功臣集团，汉文帝采取了分别对待的策略，通过整肃周勃、礼遇陈平、重用灌婴，迅速稳定了局面。当灌婴去世，汉文帝又用张苍为相，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从强势丞相到弱势丞相，从武力丞相到文职丞相的转变。在很短的时间里，没有经过大的政治波动，汉文帝实现了大权在握，政局稳定，正如孙家洲先生的小标题所示“新君御臣自有术”。
从白马之盟到汉文帝六年，汉朝高层权力完成大洗牌，这一段历史成为分析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的典型样本。孙家洲先生此书截取这一段历史，可谓慧眼独具。本书对权力与历史做出了理性和通达的思考，开明心智，导人向善。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不仅仅是历史问题，更是我们当代人的是非价值观的体现。本书中的史评，是作者是非价值观念的映射，这些历史评论充满了对强权的抗议、对弱者的关怀、对信义的珍视、对民意的赞美，启发读者究天人通古今，我想这可能是本书意义最深远的地方。
（作者单位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