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帝国与运河》 全汉昇 著 重庆出版社
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光明悦读：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被学界誉为“千古不刊之作”。您所了解的全汉昇有怎样的成就？
朱玉麒：1943年，全汉昇在抗战期间的李庄完成了《唐宋帝国与运河》的写作。翌年，此书在战时的陪都出版。再一年，经济史学家杨联陞在大洋彼岸的哈佛撰写书评，推崇这部“精心结撰”的力作是中国经济史大厦坚固的奠基石。
全汉昇是20世纪重要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就是《食货半月刊》的重要作者，以发表宋代经济活动研究的文章而崭露头角，《中国行会制度史》的专著更被“食货学派”的创始人陶希圣推荐出版。此后他的一生都游走于从中古到明清、近现代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
光明悦读：时隔半个多世纪，简体字版《唐宋帝国与运河》重新出版有何意义？
朱玉麒：《唐宋帝国与运河》以讨论大运河在唐宋时期的漕运为主线，被视为运河古代经济史的代表作，自然是其本色。然而，在相隔70多年后的21世纪，当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今天，我们再回首这部著作，它的意义又不仅如此。在简体字版《唐宋帝国与运河》出版之际，重读这部运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中国历史的温度。
它是一部政治演生史，体现了对于古代中国大一统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关怀。作者以人类生产对于水利的依赖开始中国运河历史的回溯，将大运河的形成归结为中古时期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必然产物。与中国历史在上古时期的秦汉帝国出现第一次大一统局面的形势不同，400多年后的隋唐和北宋出现的第二次大一统局面，发生了军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南北分离的现象，以沟通南北运输的运河自然应“运”而生。隋代南北运河的开凿对于大一统帝国的意义，在作者笔下，远远超出了隋炀帝游幸娱乐的功能，而是国家兴亡的动脉所在。
作者从唐宋600多年漕运的开通和滞塞来观照国运，书中的章节以大唐的“极盛”“中衰”“中兴”“崩溃”和北宋的“立国”“崩溃”等字眼标题，正文中展开论述的各种史实依据，都在传达如下的信息：“运河之于唐宋帝国，着实像动脉之于身体那样，它的畅通与滞塞，都足以影响到国运的兴隆和衰替。”沟通中华文明的南北交通，是本书突出揭示的大运河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担当。
光明悦读：大运河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大动脉”的作用？
朱玉麒：隋唐时期的运河沟通江淮黄河，水位高下与自然河道的枯丰、溃决等等困难，使得千里漕运并非一帆风顺。书中记录了唐宋时代各种漕运改革的手段，如“转般法”“转般仓”“转市轻货”“杂运”“以盐利为漕佣”“十艘为纲”“便宜造船”等，都在这条千里生命线上陆续实施，并在元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中多有继承。
从漕运的发生看待唐宋之际的军事战争，也别开生面。作者在这里肯定了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的张巡对于“蔽遮江淮”的作用，也分析了藩镇割据带来漕运的人为阻滞是国势锐减的重要原因，这些都以运河的发生为契机，给予了经济层面的新视角。因此，杨联陞的书评还特别提及了本书“把经济史同政治史、军事史打成一片”而“全局在目”的生动性。
光明悦读：《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的学术价值在哪里？
朱玉麒：全汉昇在书中提供了运河研究的方法论，为历代运河史的研究树立了标杆。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大运河无疑是促成中国文化南北融合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即使如作者在本书最后所言，“宋亡以后，元都燕京，连贯南北的运河大部分不复是隋修运河的故道了”，但这并不代表本书的意义仅限于唐宋。正如长城在战国、秦汉与明代的不复重合，而均负有抵御北方入侵的功能一样，运河的改道并没有改变南北通航的交流性质。《唐宋帝国与运河》的研究方法，依旧有效于后来京杭大运河时期对于运河文明的观照。作者在这部经济史的著作里方法论的贡献，除了社会经济史理论的观照外，是注重史料的分析，这毫无疑问得自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学术熏陶。
因此，在运河之源——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运行的开端之际——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确实为后世的运河研究奠定了其在中国融合南北、建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宗旨。即使在今天，大运河文明的这一历史担当，也将会继续被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刘彬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