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4-1777）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皖学的集大成者。他治学广博，在传统经学、史学、训诂学以及历算学等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特别是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变迁，被誉为“戴学”。对“戴学”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而且持续升温。研究内容从戴震生平传记、思想研究、学术价值、历史评价到文献整理等方面，成为研究清代学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前贤纷纷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视域进行考察，可以说成果密集而各具特色。然而综合戴震个人学术的各个层面，从而完整地揭示其学术思想的脉络与走向，较为全面地走进戴震学术思想的堂奥，领略其思想精华，这仍然是目前“戴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陶武撰写的《戴震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作为“皖籍思想家文库”的一种，被评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2020年度精品成果。该书尝试从戴震的哲学、经学、西学、方志、教育和治世等六个层面的思想作了新的回顾、梳理、综合与诠释，既有视野开阔的理论深度，又有角度新颖、思想活跃、创意叠出等学术特色，在“戴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就，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一部全面了解戴震学术思想演进的实录，而且也为深化清代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部颇具有特色的力作。粗读全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重点突出，结构新颖。全书由“本论”和“文选”两大部分组成。“本论”包括“戴震生平与著校”“戴震思想研究”“戴震思想简论”等三部分内容，“文选”则选取了戴震著作中有关哲学、经学、科学、工艺、方志等思想原典组合而成，通过“本论”与“文选”两个方面加以研究和整理，既注重戴震思想的挖掘，又强调资料的整理，秉承学术性、资料性和现代性相统一原则，提供了一种编写古代思想家评传新的可参考的范式。
其次，论述详实，新论迭出。该书跳出以往戴震学术思想研究的传统框架，站在新的历史时期，贯穿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将历史与现实关怀结合起来，全面考察戴震的学术思想，是该书的主要特色。如作者从哲学、经学、西学、方志、教育和治世等六个方面进行阐述，为读者较为全面地理解和领会戴震思想全貌提供条件与可能。如作者在探讨戴震哲学思想时，选取其人生哲学为视角。作者认为戴震的哲学思想，事实上是源于戴震一生颠沛流离、备尝生活艰辛，然而始终不忘以一颗仁爱之心关注普罗大众；用自己如椽之笔荡涤思想浊水，关注人伦日用，追寻圣人之道，揭示哲学真谛。为此，作者分别从“寓情于理的天理观”“人伦日用的人道观”“融汇诸家的人性论”等三个层面诠释了戴震之所以将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让天理回归人伦的渊源所在，指出戴震哲学思想创新的内在特征，即昭示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思想在清代的复归，同时也体现了戴震对宋明理学人性论的理性反思，这显然是深化了戴震哲学思想内涵的研究，给人以新的启迪。
同样，作者在考察戴震的经学思想时也另辟蹊径。众所周知，戴震是乾嘉时期最负盛名的经学家，所以他的经学思想也是学者较多讨论的议题之一。对此，作者不再复述学界那些有关戴震经学思想的种种评判，也不囿于褒贬不一的汉宋学术之争的描述，而是通过学界有关戴震的经学思想与西方学术影响之争议的分析中提出问题，即戴震经学研究与西学是否发生关联？ 如果有关联，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戴震的经学研究？ 在作者看来，戴震的经学研究与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关系密切。事实上，戴震早年就是在乃师江永的指导下从事西学的研究。如他编撰的《策算》一书，就是仿照苏格兰数学家纳皮尔的筹算即为显例，致使他的经学思想既有中西各取其长，兼中西会通，又有传承古法的意愿，开拓西学之源的意向，这样一种二重性使他最终未能走出“西学中源”的局限。作者认为，戴震这一矛盾的西学思想，正体现了他只能踯躅于中世纪科学轸域，止步于近代科学的门前。从西学的视角探索戴震的经学思想，可以说切中肯綮，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重新解释。
再次，择善而从，评说公允。在“戴学”研究的过程中，不乏有一些尽人皆知的所谓“学术公案”。如戴震何年“避仇入京”、是否“背师盗名”、涉嫌“学术造假”等等，论者都有不同的说词，孰是孰非？ 至今仍存有争议。如戴震赴京的具体时间，一直以来就存有乾隆甲戌（1754）和乙亥（1755）两种说法，作者根据清人钱大昕、王昶、凌廷堪等学者的考证，申明认同第一种观点。又如江永与戴震之间的师徒关系，在作者看来，戴震在数学、音韵学、礼学等方面的学术造诣，都离不开江永的传授和指点，而江永也同样推许戴震的学识。可见，江永是戴震学术生涯又一个非常敬重、引以为荣的良师益友，所谓戴震“背师盗名”的指责事实上是一种妄猜臆测，不可确信。至于戴震与全祖望、赵一清的《水经注》和《直隶河渠书》的公案，虽然争论双方似乎都言之凿凿，然而随着戴震《水地记》与《自定水经》的公布于世以及对于他所藏《直隶河渠书》书稿的进一步探求，终于可以还世人以真相，还戴震以公道，所谓“戴袭赵”公案也是子虚乌有。作为后学者不应该回避，而是应该亮明态度、择善而从。
当然，该书中也存有明显的缺失。一是全面性不够。如讨论戴震的哲学思想仅仅从人生哲学立论，虽然视角新颖，然而忽视对于其道德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美学等层面的思考与关注，略显单一。二是深度不够。如戴震经学造诣深厚，但书中不见有对戴氏的易学、诗学和春秋学的发掘。作者既强调了戴震“十分之见”的治学态度，却没有顾及到戴震同时还有“空所依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等经学观念，这也是戴震经学思想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当漠视。三是对某些引文的理解不够。如作者在“制义从经”一节中，误将戴震所说的“制义”解释为“名物度数”，显然失之皮相。四是对应性不够。该书“文选”部分本应该与前面“本论”部分相照应，或是限于篇幅和内容限制，该书没能很好地做到一一对应，影响了读者对照阅读，从而也影响到读者对戴震哲学思想、经学思想、科学思想、工艺思想和方志思想等的全面了解。
（作者为安徽大学徽学中心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