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文字禅校注》(全十册)，（宋）惠洪著，周裕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598.00元
当代研治宋代文学的学者中，理论与文献兼长且都有卓著贡献者，周裕锴先生是同道公认的一位。他的《宋代诗学通论》一版再版，风行学界数十年而不衰；他作为主编之一的《苏轼全集校注》，被推许为目前苏轼诗词文集整理的最高水平；他对佛教典籍与文学也有精深的研究，著有《中国禅宗与诗歌》《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禅宗语言》《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法眼与诗心》等，可谓释门的文化护法。而今，他积二十年之力撰成的《石门文字禅校注》计10册250万字，更洵为校注的典范。
一、与日僧廓门的跨时空对话
惠洪是北宋著名诗僧，其诗文集《石门文字禅》三十卷，身后由弟子觉慈编成刊印。但宋本已无从觅，今见最早刊本是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浙江杭州径山寺本，后来诸本皆可归属此版本系统，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有错讹增生，校勘殊为不易；兼之惠洪系学殖深厚的禅僧，诗文中涉及大量佛教典籍与人物，解读更为困难。
公元1709年，日本禅僧廓门贯彻将其花费二十余年心血所撰的《注石门文字禅》刊刻出版，这是《石门文字禅》的首次校勘与注释，既为后人阅读《石门文字禅》提供了较大方便，也是中日文化交流成果的反映，对于研究宋代文学、禅学、域外汉学皆具重要意义。但廓门毕竟是数百年前的异域僧人，对中国本土的山川、人物、风俗、文化等存在隔膜，有时代、地域及知识的局限性，在校勘、注释等方面多有误读和疏漏。三百年后，同样耗费二十馀年心血的《校注》问世，廓门疏误才得以全面弥补。
廓门之校勘，有因形近或音近的不慎致误。如《资国寺西斋示超然二首》“又近寒岩槲叶村”，廓门误“槲”为“檞”；《七月七日晚步至齐云楼走笔赠吴邦直》“楼中夫子神仙流”，廓门误“夫”为“天”。亦有廓门以非为是的主观致误。如《和余庆长老春十首》“叶云谁剪芘花身”，廓门注：“‘芘’当作‘庇’。”实“芘”通“庇”，遮蔽之义，不误。凡此，《校注》均予考辨订正。
廓门之注释，有因文化隔阂显然而误。如《次韵李方叔水宿》“市中一虎成三口”，廓门不知《战国策》“三人成虎”之典，误注“三口，谓三叉路口也”。更有因廓门未能亲至中国，纸上谈兵而误。特别是地名及人名字号出现相同的情况时，廓门的失误明显增加，《校注》逐一指出并予厘正。
地名误注，如《大雪戏招耶溪先生邹元佐》，廓门将新昌县之若耶溪误注为绍兴之若耶溪。《送庆长兼简仲宣》“石城浩荡天水接”，廓门将石头城之省称（即江宁府）误注为太平府之石城山。《赠黄得运神童》“诏落铜山阳”“归来汝水濆”，廓门将临川的铜山、汝水误注为南阳府的铜山、汝水。
人名误注，如《崇因会王敦素》“文公诸郎能世家”，文公即王安石，廓门误注为另一位文公王曙。《寄超然弟》，超然即僧希祖，字超然，廓门误注为彭超然。《佛鉴兴修天宁而大檀越辐凑六月初吉有双莲开殿庭之西池作此》，佛鉴即净因，字觉先，赐号佛鉴大师，廓门误注为慧勤（亦号佛鉴）。
地名及人名字号之外的廓门误注或注不当处，《校注》纠正亦夥。如《食菜羹示何道士》“录以寄徐闻，阿同应笑喜”，廓门未明此拟苏轼口吻，系录诗寄时在雷州（徐闻属雷州）的苏辙（阿同为苏辙小字），反将徐闻误为人名，以为指《列仙传》中的徐闻真。《送雷从龙见宣守》“江浦买舟春水生，片帆何日到宣城。府中若见空青老，从渠为觅诗遗稿”，廓门误注江浦为应天府江浦县，实未明诗意，江浦即江边，不能解作地名；廓门亦不解“空青老”即曾纡自号，注云：“空青不知何人，愚以为不要必解。杜诗：‘石壁断空青。’”
即使佛禅方面，《校注》亦更胜一筹，屡补廓门之未备。如《法轮齐禅师开轩于薝卜丛名曰薝卜二首》，廓门误注齐禅师为齐添，《校注》纠正为景齐（宋人习惯省称僧人法名第二字，若省称齐添，当称添禅师，而非齐禅师）。《同游云盖分韵得云字》“喜著磨衲裙”，廓门不解磨衲裙何谓，误注：“‘磨’当作‘麻’。”《校注》引《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护法品》及苏轼《磨衲赞叙》、无名氏《鸡林志》，证即磨衲袈裟。《送琳上人》“又负籚篅访了斋”，廓门注：“籚，筐也。篅，盛谷具。”并云“了斋，谓了翁家也。”《校注》则引《高僧传》，证籚篅即芦圌，指蒲团；了斋即陈瓘，号了翁，亦号了斋。
《校注》对前人成果非常尊重，他虽然校改廓门之误多达上千处，但对廓门的贡献也充分肯定，常加按语“其说甚是”，丝毫不肯掠美昔贤。通过与廓门这种跨越时空、后出转精的独特对话，《校注》表达了对先贤劳动的致敬。更重要的是，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完成的对《石门文字禅》全面和高质量的校释，从此域外学者不能专美于前，《校注》以自己的方式捍卫了民族文化尊严。
二、攻坚克难，拒绝“水注”
近些年来，随着古籍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检索和摘录文献愈加方便，古籍整理也出现了若干不良现象。比如古籍校注中某些“水注”风行，难注当注处不注，易注不必注处却狂抄《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以为能。殊不知“注解的主要作用是帮助读者疏通文意，如果不结合上下文语境而照搬词条，甚至有意逃避不见于辞书的难点，就难以称之为合格的注解。”（杜羽《摒弃“伪校点”“伪注解”》，《人民日报》2017年7月20日）
《校注》虽然体量庞大，却是一部拒绝“水注”的优秀古籍注解。《石门文字禅》里的大量语汇典实，无法完全依赖工具书解决，甚至依之反生错误。如“生辰”在该书部分作品中特指高僧的忌日，即死亡之日，这种特殊涵义即使在佛教词典中也无法查到。再如“栓索”（拴索），各工具书亦未收，有研究者将之解为绳索，将《游南岳福严寺》中的“栓索犹存”作为惠洪被拘羁的证据，《校注》则指出“栓索”在该书中多用来喻指相连接之骨架、骸骨，并考出语源为黄庭坚的《枯骨颂》。此类涉及佛禅的词汇，《校注》多有精到解释和义例发明，对研治禅宗文献乃至宋代文化颇有助益。与那些“水注”相比，《校注》堪称金注。
优秀的注解，当然要建立在可靠的文字校勘上。《校注》除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万历径山寺本为底本，参校廓门注本、《四库全书》本、《武林往哲遗著》本、常州天宁寺本、宽文刊本等同一系统版本外；还参校历代选本、宋人诗话笔记、惠洪自己的著作及其他禅门典籍，此外参校各种类书方志，尽可能广泛利用材料，灵活运用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校正大量文字错误。在校改时均将底本原文字用括号标出，使读者可知底本原貌。如《卧病次彦周韵》“谁令殿阁风瓯（鸥）语”，就是四种校法俱用的佳例。底本“鸥”字，用对校法知廓门本作“瓯”；用他校法，引入苏轼《雨中过舒教授》“坐依蒲褐禅，起听风瓯语。”用本校法，指出本集屡用“风瓯”一语。用理校法，分析风瓯指殿阁塔檐悬挂的陶瓦所制的铃铎。最后判断底本“瓯”作“鸥”，涉形近而误，故校改。粗略统计，《校注》改正类似错讹有四五百处，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审可信的《石门文字禅》版本。
优秀的注解，还需知人论世。《校注》作者2010年已经出版《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在惠洪行迹编年和著述系年之外，兼及交游生平、禅宗谱系、政治事件、党派纷争、文人社团、佛教制度等诸多内容的考证叙述。有此深厚的前期研究成果，《校注》始能为《石门文字禅》的绝大多数作品系年，并考证作品中的人名、地名、本事，解决诸多疑难问题。如《京师上元观驾二首》其二有“特传诏语君恩重，凝睇天阶谢至尊”，《瀛奎律髓》云惠洪时“年二十余耳”。《校注》谓惠洪二十余岁在京师时，乃元祐年间，未得哲宗与宣仁高太后宠幸，绝无“特传诏语”之可能；大观四年，惠洪赴京师，为枢密都承旨郭天信门客，甚受信宠，并于是年十月十日天宁节奏赐紫衣师号，此诗所谓“特传诏语”，当指政和元年上元由郭天信引荐、徽宗召见游幸之事；故创作时地当为政和元年正月十五日的开封府。《石台夜坐二首》，《校注》不仅考其作于政和五年冬，纠正《江西通志卷》“治平年间”之误，又引《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苏辙《赠石台问长老二绝》等史料，考定创作地点在新昌县。这些都为准确了解惠洪及当时社会状况提供了切实帮助。
优秀的注解，不仅要注明音读、解释词义、说明修辞、考证典故，还要疏通文意、阐明思想。《校注》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特别是大量语汇涉及佛教禅宗故实，不注如观天书。《校注》注意介绍各种佛教知识和禅门习语，引证并解读相应佛教文献，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方便。如卷四《谢忠子出山》“毛骨稽山冰雪妙”，由“山”和“冰雪”容易联想到《庄子·逍遥游》中“肌肤若冰雪”的藐姑射山神人，但诗题的“忠子”，是惠洪弟子，身份为僧人，不应以藐姑射山神人比拟。《校注》云：
毛骨稽山冰雪妙：谓忠子精神气质如唐诗僧灵澈。《宋高僧传》卷一五《唐会稽云门寺灵澈传》：“建中、贞元已来，江表谚曰：‘越之澈，洞冰雪。’可谓一代胜士，与杭标、霅昼分鼎足矣。”本集卷二五《题彻公石刻》：“吴人为之语曰：‘余杭标，摩云霄；霅溪昼，能清秀；稽山彻，洞冰雪。’”稽山：即会稽山，此代指灵澈。《太平寰宇记》卷九六《江南东道》八《越州会稽县》：“会稽山，在县东南十里。”廓门注：“稽字，《庄子·逍遥游》篇，与‘大浸稽天而不溺’稽同。”其说殊误。
原来稽山为会稽山之简称，灵澈当时即有“冰雪”之誉，且与湖州皎然（清昼）、杭州道标齐名，时人谚语称：“霅之昼，能清秀；杭之标，摩云霄；越之澈，洞冰雪。”《石门文字禅》常分别用“昼”“标”“澈”代指诗僧。此处亦借唐诗僧灵澈来比拟身份同为僧人的忠子。《校注》批郄导窾，遂使文义豁然贯通。
《校注》还长于揭示惠洪诗文出处，指明其诗法文脉，点出其书写习惯、句法特点及创辟之处，有时将之置于唐宋文学史和艺术史大脉络中去考察。如卷一《同超然无尘饭柏林寺分题得柏字》，《校注》不仅拈出惠洪首创“有声画”之语，而且指出其渊源有自，是当时诗坛诗画相通观念的反映，并征引宋人代表性诗文，颇类于钱钟书《宋诗选注》把注释和鉴赏、评判结合起来的做法。《校注》所揭惠洪诗文出处，广涉四部及佛道二藏，足徵其学识广博。其中近千处受苏轼影响，堪称苏轼最大的粉丝，受黄庭坚影响者亦有数百处。《僧宝正续传》卷二《明白洪禅师传》称惠洪“大抵规模东坡，借润山谷”，评价甚确。为诗文寻找出处，不仅有助于注释的精确性，更能窥见作者的用心及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其价值不容轻忽。
《校注》全书皆标人名、地名、书名线符号，这些专名线，无疑有助于正确标点和理解文本。如第一册卷首明释达观《石门文字禅序》：“故宝觉欲以‘无学之学，朝宗百川。’无尽叹民公‘南海波斯，因风到岸’。标榜具存，仪刑不远。”此段文字前人断句皆误，《校注》在“宝觉”“无尽”“民公”下皆加人名线，确系读懂了文本，故能点断准确。因是序文，此处未加注释，好在《校注》作者在微信朋友圈中有所说明，摘引如下：
这段话中，宝觉是临济宗黄龙派的祖心禅师，号晦堂，赐号宝觉。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三《黄龙宝觉心禅师传》载祖心语曰：“我以无学之学，朝宗百川。”无尽是北宋徽宗朝宰相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四川新津人，今观音寺即其故里。民公指华藏安民禅师，也称峨眉中峰民和尚，是临济宗杨歧派圆悟克勤的弟子（圆悟克勤之墓今存，在成都动物园旁）。宋释道行编《雪堂行和尚拾遗录》载：“峨眉中峰民和尚，初讲《楞严经》于成都。……民初访无尽，于渚宫议论教乘，无尽大喜。之后，闻民充首座，无尽致书于悟（圆悟克勤）曰：‘民座主舍义学，开宗眼，如波斯珍宝满船，遇风到岸矣。’”知道这两个禅典的出处后，《石门文字禅序》里的这段话也就不难断句了……
看似简单的几个专名线，但背后需要花费多少心血和调动多少知识储备，才能正确标出。古籍整理之不易，由此可窥一斑。
仇兆鳌《杜诗详注序》云：“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这是注释的最高境界，《校注》庶几臻于此境。
三、关于骊龙的鳞爪
不能说《校注》毫发无遗憾，如其中亦有不少人物生平不可考，创作时地不详，作品词意难解处，《校注》对此从不妄充解人，不穿凿，不附会，老老实实地承认，虽留有遗憾，却无愧于学术良知。
《校注》在形式上也有不完美之处。如有些注释的标号与正文标号不相一致，这可能由于前后改动版式所致；多数参校书目未列出版本信息，建议修订时以附录形式列出所有参校的具体版本；有些底本不误而参校本错误的校勘似可不列，如果有自己的考虑，可在凡例中言明；注释格式未能统一，如有的注释串讲句意，有的则没有，像《石门文字禅》这样阅读难度较大、甚至点断都不容易的古籍，读者当然希望增加句意和诗意串讲。
这部二百多万字的巨著，已经达到“当下集部文献整理的最高水准”（上海古籍出版社公众号推荐语）。就像探骊既已得珠，剩馀鳞爪纵使有所欠缺，也不影响其主体的光彩和价值。不过依我对《校注》作者的了解，纵使读者不相苛求，如有机会，他也会将之修订得愈加完善。因为在他心中，永远葆有对学术的敬畏和对读者的尊重。(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