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中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转引自郑朝宗《海夫文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学术背景下，钱锺书的话对于今天古代文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那么，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阐释，傅道彬先生的新著《“六经”文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以下简称《文学论》）在以下五个方面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一是中西融通。会通中西是中国古典学术进入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更需要中西兼通的学术力作来做支撑。“六经”研究作为中国固有之学问本可以“关上家门过日子”，但《文学论》开篇将中国固有之学问“敞开”了，将“六经”的生成时代纳入到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加以考察，中国的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印度的佛陀，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的先知们，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六经”伴随着“轴心时代”的思想与文学突破奠定了自己的经典地位。“中国文化自此有了自己的河床和轨道，无论是经典的坚持和反叛，经典都是一个坐标，中国古代的思想和艺术都表现出沿着经典前行的历史趋向。”（5页）这一“敞开”不仅打开了本书的国际视野，也确定了“六经”在“轴心时代”的地位和贡献。另如中国古代有无史诗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问题，相对于古希腊史诗，中国史诗的短小是学者们否定中国有史诗的重要原因。在《文学论》看来，史诗有“讲唱”型叙事和“演唱”型叙事两种方式。中国早期史诗更注重“演”，形成了古典史诗短小的特点，但不能否定中国史诗的存在，恰恰相反，中国古典史诗“演唱”的艺术特点丰富了史诗的艺术类型。（44页）通过中西史诗比较得出两种史诗类型，这是我看到的有关中西史诗最客观最自信的评价！
二是文化视角。回到本土文化语境中审视“六经”文学，《文学论》开启了春秋时代的历史穿越。以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为视角，更好地还原了“六经”的历史场景，探明“六经”的文学价值、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现以《诗经》为例。《文学论》认为周代文学最重要特征是文学的礼乐化、艺术的综合化。（26页）原始巫术是宗教的祭坛也是最早的诗坛，巫术仪式将诗乐联系在一起，为乐歌提供了艺术的展示舞台。按照《礼记》的叙述，殷人祭天，崇尚音乐，以乐歌的形式述说对上苍的感恩之情，激昂的乐歌回荡在天地之间。周人完成了对乐歌的体系化建设，将乐歌与礼仪结合起来，形成了礼乐一体诗乐相成的礼乐文化体系。（28页）《诗经》中的“颂”诗，按照《诗大序》的意思，人们通常狭隘地理解为礼赞神明的“歌颂”意义，却忽略了颂之“形容”的本质意义，“容”“颂”相通，是一种具有戏剧式的“文化表演”。得出的结论是，周颂的“戏礼”形态隐含着戏剧式结构。（44-50页）如果没有礼乐文化的视角，周颂的戏剧式的文学特点就无从发现，这就是文化学视角的作用。《诗经》研究如此，《尚书》六体研究、《周易》乾坤屯三卦研究、《月令》四时研究、“乐经不缺”研究等都是如此，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三是史学思维。史学思维在求真的同时也散发着人性的温暖，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文学论》将史学思维的“严谨”与“同情”有机地融合起来，打破了先秦文学史按每部经典成书的先后顺序进行整体介绍的写作模式。《文学论》借鉴了意大利学者维柯三个诗人时代的划分方法，将西周至春秋划分为两个时代。正风正雅描述着早期民族历经波折艰难创业走向辉煌的历史，塑造了一大批在历史上具有“半人半神式”的民族英雄人物。变风变雅转向世俗生活的具体表现和社会生活的全景描绘，具体的、写实的、世俗的、感伤的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56页）在这里，两个时代的划分第一是时间上的，即西周的时代和春秋的时代，可称之为客观的历史时段的划分；第二是美学意义上的划分即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两个时代，属于“了解之同情”；第三，美学意义上的划分要高于历史时段的划分。有了美学意义上的划分，才有从宏大历史叙述到世俗生活的具体描绘，从局促的宫廷世界到社会生活的全景展现，从英雄崇拜到城邦君子塑造三个层面的论述。这种时代划分让我们看到“严谨”与“同情”相结合的史学思维特点。
四是文献证明。道彬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的“二重证据”与“三重证明”》中非常看重陈寅恪用“三重证明”评价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在我看来第三尤为重要。因为从当时的文化环境看，无外来之观念也就没有现代之观念，今天我们谈现代阐释也同样离不开包括西方在内的现代学术思想的吸纳。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谈艺录序》）。《文学论》是“三重证明法”的最好诠释。道彬先生对以“六经”为代表的传世文献熟烂于心，可以信手拈来；对“清华简”“安大简”“上博简”等近年出土文献怀有极大的兴趣，随时追踪；对域外经典文献尤其是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著作有广泛的阅读，并能萃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在涉及理论观念、思想方法时通常征引域外经典来开拓学术视野，彰显学术理念和思想，在涉及观点的分析论证时采用传世文献辅以出土文献相佐证的方法。大胆新颖的假设在先，小心翼翼的求证在后，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致广大而尽精微。读者自可以在阅读中仔细体会。
五是文学本位。坚守文学本位是文学研究的初心，可近些年来不少高校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转向了思想文化或文献整理研究，究其实在于目前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遇到了瓶颈，且难以突破，不得已而向文化、文献拓展。《文学论》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坚守可以说有示范意义。通常意义上讲，《月令》不是文学，是关于描述四时物候变化以及帝王依时而行的祭祀、礼仪、农事、法令、政令的文献。那么，《月令》的文学意义在哪里？《文学论》指出：“时间是一种模式，四时结构与《月令》模式的形成，表现着从神圣时间到世俗时间的过渡……时间也是一种艺术。心物相感，从情感层面上很容易找到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带给诗人或是欣喜、或是欢乐、或是哀伤、或是绝望的情感变化，四时变化是中国人心灵世界的精神原型；而即使是文学的形式层面，也可以看到四时观念的深刻影响，古典诗文起承转合的结构规律，本质上是受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自然规律的影响渐渐形成的。甚至于语言变化的细微处，也有四时运转的深刻影响，平上去入的低昂起伏与春夏秋冬的自然节律是相适应的，艺术形式里潜藏着四时运转的结构规律春风夏雨秋霜冬雪的深刻内容，这种影响本质上说是一种更深刻更本源的影响。”（195页）从《月令》时间模式到文化思想模式再到文学艺术模式，如何突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瓶颈，我们也许从中能获得更多的启发吧。
总之，《文学论》将疏通古今的现代意识与融贯中西的理论视野相结合，以先秦礼乐文化视角与严谨而富有“同情”的史学思维相映照，以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的三重证明相阐发，不仅为我们还原了礼乐文化视域下“六经”时代恢弘壮丽的历史场景，而且以“六经皆诗”的思想之火点亮了先秦“六经”的文学之光，如同火炬燃亮北京冬奥会具有象征意义的六角雪花图案一样。由于年代久远和文字生疏，一向留给我们神秘威严刻板凝重印象的“六经”，在道彬先生鲜活灵动、文采飞扬、通脱俊爽而不失严谨规范的文字解读中呈现出诗性的智慧和艺术的芬芳，为先秦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格局，也为古代文学研究如何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带来了新的启示。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