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烈王4年 己酉（公元前372年）
〇孟子约生于此时 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战国时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
【文献】《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东汉赵歧《孟子题辞》：“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非鲁也。今邹县是也。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已衰微，分适他国。”
【考辨】孟子生年，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东汉赵歧《孟子章句》等均无记载。至元代张==作《孟母墓碑记》，始引《孟氏谱》，认为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共活了八十四岁。《孟氏谱》的作者不详，宋时未见有人引用，其说法也有与史实不符之处。周朝有两位定王，一是春秋时的定王姬瑜（公元前606年～公元前586年）；一是战国时的贞定王姬介（公元前468年～公元前441年）。孟子生于战国，故只能是定王姬介。但姬介在位只有二十八年，没有三十七年。《孟氏谱》说法并不可靠。
《孟氏谱》的记载虽不可靠，后人却在此基础上推衍出两种新的说法。一是将《孟氏谱》中生年的“定”字改为“安”字，又去掉三十七前的“三”；把卒年中的二十六去掉“六”字，又把二十改为“十二”，便为生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卒周赧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或十三年（公元前302年）。持此说者有明代陈镐（《阙里志》）、清代周广业（《孟子四考》）等。二是据《孟氏谱》的卒年上推八十四年，为生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持此说者有元代程复心（《孟子年谱》）、清代陈宝泉（《孟子时事考徵》）、狄子奇（《孟子编年》）等。
以上第二说虽由《孟氏谱》而来，但据学者研究，它与孟子的活动大体相符，为多数学者采用。后来虽有种种新说，但均是推算的约数，意义不大。钱穆说：“知人论世，贵能求其并世之事业，不务详其生卒之年寿。今谓孟子生于烈王四年，或谓生于安王十七年，前后相去不过十五年，此不过孟子一人享寿之高下，与并世大局无关也。苟既详考孟子游仕所至，并世情势，及列国君卿大夫往来交接诸学士，则孟子一人在当时之关系已毕现，可无论其年寿之或为七十或为八十矣。无徵不信，必欲穿凿，则徒自陷于劳而且拙之讥，由何为者？”（《孟子生年考》，《系年》第188页）今从旧说，列于本年。
孟子的字，《史记》、《汉书》无记载，赵岐《孟子题辞》称“字则未闻也”。《孔丛子》始云“字子车”。注曰：“一作子居；居贫坎坷，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子舆。”《说文》曰：“轲，接轴车也。”先秦时人的名与字意思往往相近，可能因为“轲”有车义，便附会说字子车；又因为“车”、“居”音近，故说字子居。
孟子为邹人。邹，《史记》作“驺”。邹即春秋时邾国，鲁穆公时已改称邹。故城在今山东省邹县东南。
周显王12年 魏惠王13年 韩昭侯6年 甲子（公元前357年）
〇孟子约十五岁，受业于子思门人 孟子年轻时曾跟子思的门人学习，子思为孔子的孙子，对孔子的仁学有很大发展。孟子虽然与孔子不相及，但却通过这种学术的传承关系与孔子思想发生联系。孟子说：“惟所愿，则学孔子。”“予私淑诸人也。”正反映了这一点。
【文献】《孟子·离娄下》：“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轲荀卿列传》索隐：“王邵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列女传》：“（轲）稍长，就学而归，母方绩，问曰：‘学何所至矣？’对曰：‘自若也。’母以刀断织。轲惧，问其故。母曰：‘子之废学，若我断其织矣。……’轲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汉书·艺文志》：“名轲，邹人，子思弟子。”《孟子题辞》：“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孟子受业于子思。”
【考辨】孟子的老师，《史记》说是子思的门人，而刘向《列女传》却说是子思。孟子与子思生活的年代不相及，子思最晚当卒于公元前402年，而此时孟子还没有出生，孟子受业于子思根本不可能，故《史记》“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说法较准确。孟子虽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他与子思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同一体系，史称思孟学派。这一学派的师承授受关系应该是：孔子（仲尼）棗子思（孔伋）棗子思门人棗孟子（孟轲）。孟子受业的子思门人具体何指，史无记载，已不得而知。《孟子外书》说是子上，但《外书》是一部伪书，其说不可信，故不从。
子思距离孔子的年代较远，不可能直接受业于孔子，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自唐代以来，一般都认为这个环节是曾子（曾参）。如唐代韩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韩愈集·送王秀才序》）宋代程颐说：“颜子殁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见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序说》）近代以来的大多数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另有学者则认为，孔子和子思之间的环节不是曾子，而是子游。如近代学者康有为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孟子微·序》）梁启超说：“《春秋》太平世之义，传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可见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孔子也。此派为荀派所夺，至秦而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郭沫若说：“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儒家八派的批判》，载《十批判书》第133页）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曾参和子游的思想本来就比较接近，同属于孔门后学中的“主内派”，子思的思想正是从这一派发展而来。
孟子接受教育的时间较早，刘向《列女传》记录的“孟母三迁”、“杀豚不欺子”、“断织劝学”等即反映了这一情况。而《列女传》说“稍长”，师事子思，由此推断，当在十五岁左右，故暂列于此。
周显王17年 秦孝公10年 己巳（公元前352年）
〇孟子约二十岁，欲休妻 据《韩诗外传》记载，孟子曾有过休妻的一段小插曲：孟子回家，进屋看到妻子神情傲慢，于是想要休妻，却遭到孟母的反对。因为古代礼制规定，进门时，要问谁在家里；上堂时，要发出声音；进到屋里，目光要向下，这样是为了尊重别人的隐私。而孟子没有按照礼制的规定去作，结果看到妻子傲慢的神情，因此违礼的应该是孟子。
【文献】《荀子·解蔽》：“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韩诗外传·卷九》：“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又见《列女传》。
【考辨】孟子欲休妻事不可详考，大致为结婚不久时事。古人结婚较早，故暂列于此。
周显王37年 己丑（公元前332年）
〇孟子在邹，答邹穆公问 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有司）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无动于衷。是年孟子约四十岁，在邹国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邹穆公便向孟子请教，该如何处置这些人。孟子认为，邹国的百姓见死不救，是因为这些长官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因而得到报复，于是他劝邹穆公“行仁政”。贾谊《新书》中记载邹穆公行仁政，可能就是受到孟子的影响。孟子这里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但对仁政的具体内容却没有说明，表明他的思想还在形成之中。
【文献】《孟子·梁惠王下》：“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食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考辨】孟子为邹国人，其游说诸侯应当是从邹穆公开始的。周广业《孟子四考》：“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会与鲁哄，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关于此章的时间，学者一般认为是孟子四十岁时。如潭贞默《孟子编年略》：“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狄子奇《孟子编年》则列于周显王三十七年，孟子四十一岁（注：狄氏用虚岁）。今从之。又，孙开泰列该条于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认为是孟子首次由齐返邹时事（《孟子事迹考辩》，《中国哲学》第十辑），或有可能，今不从。
周显王38年 庚寅（公元前331年）
〇孟子居平陆 孟子来到平陆，见大夫孔距心，继续宣扬他的仁政学说。孟子通过两个类比推理，指责孔距心不行仁政的过错。一个是用某个战士一天三次失职，类推孔距心不行仁政使百姓“转于沟壑”、“散而之四方”，同样是失职；当孔距心为自己辩解，孟子又以替人放牧为例，说明既然受人之命，就应该尽心尽职，否则就是自己的过错。孟子游历的早期，常用这种类推方式说明推行仁政的必要，这与他后来把仁政看作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的外在表现是有所不同的，这种论证方式的差别可能反映了孟子思想的发展、变化。
【文献】《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考辨】狄子奇《孟子编年》说：“平陆为古厥国，即鲁之中都。在今汶上县，与邹相近。”之平陆事当在见邹穆公后，暂列于此。
周显王39年 辛卯（公元前330年）
〇孟子到任国，拜访季任 任国的季任和齐相储子都派人送来礼物和孟子结交，孟子收下礼物而不回赠。今年孟子来到任国，专门拜访季任；后又到齐国，却不去拜访储子，结果引起弟子屋庐子等人的疑问。孟子解释说，季任当时代理任国国政，无法亲身前往邹国；而储子能够亲身去邹国，却只派人送去礼物，所以只拜访季任而不拜访储子。孟子生活的时代，礼制已受到很大冲击。孟子不重视外在礼仪，而强调内在的“志”，即动机和情感，无疑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文献】《孟子·告子下》：“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其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考辨】任为风姓小国，在今山东济宁市，见《左传》文公十二年注。季任，据赵歧注，是“任君弟也”。孟子到任国时间不可详考，大致在本年前后，暂列于此。《告子下》记屋庐子曰：“季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则储子派人“以币交”时，孟子正在平陆。
〇孟子在邹，与屋庐子、曹交问答 孟子到任国拜访季任后，又回到邹国。《孟子》书中记录与屋庐子、曹交问答，可能就发生在此时。在这两章里，孟子分别讨论了“礼与食孰重”以及“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问题。孟子认为必须把礼与食放在同等条件下比较，如果拿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相比，自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与曹交的问答中，孟子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在他看来，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而已，只要每人“服尧之服，诵尧之行”，照尧舜的榜样去作，就能和尧舜一样。
【文献】《孟子·告子下》：“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 《孟子·告子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考辨】上引两章未明言何时事，但从屋庐子“明日之邹以告孟子”以及曹交欲“得见邹君，可以假馆”来看，当是孟子在邹时事。故暂列于此。
周显王40年 齐威王28年 壬辰（公元前329年）
〇孟子约四十三岁，首次至齐 孟子在邹鲁活动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成果，于是带领学生来到了齐国。当时齐国正由齐威王执政。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使齐国就成为东方最有实力的国家。齐威王还很重视人才，把人才视为镇国之宝，但他所看重的人才或是能冲锋陷阵、克敌制胜的猛将，或是能以法治国使政治清明的贤者，而对孟子这样倡导仁义，主张施行仁政的人并不感兴趣。因此，孟子在齐逗留期间，一直没有得到齐威王的重用。他也没有发表什么重要的言论，所以《孟子》七篇中没有记载他与齐威王的对话。
【文献】《孟子·公孙丑下》：“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镒而受；于薜，餽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餽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薜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餽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餽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告子下》：“（孟子）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考辨】孟子到齐国，《史记》说是齐宣王时，之后又游宋、游梁、游滕。但这明显与史实不符，在时间上也难以讲通。故后人对此多有怀疑。狄子奇《孟子编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都提出孟子一生实际到过齐国两次。一次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20）时，一次是在齐宣王（公元前319～公元前301年）时。由于司马迁的疏漏，只记录下后一次，结果造成了错误和混乱。有以下事实可证明孟子在齐威王时来过齐国：
一，《公孙丑》章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镒而受；于薜，餽五十镒而受”。从这段话看，孟子的游历顺序是先至齐，再至宋，再至薛，即齐棗宋棗薛。孟子此次至齐是在齐威王时还是在齐宣王时，这要从孟子至宋的时间和前后活动来考察。从有关记载来看，孟子前往宋国，是和宋偃公欲行仁政有关。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证，宋偃公初即位是在公元前338年，十年后即公元前328年始称王改元。《史记》记为公元前328年，是误以称王改元之年为初即位之年。宋偃公行仁政当在其称王前后，即公元前328年前后，而此时齐宣王尚未即位，所以孟子首次至齐只能是齐威王时，而不可能是齐宣王时。
二，《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由此可知，孟子离开齐国到宋国后，曾与滕文公相会，当时滕文公还没有即位，尚为世子。而《公孙丑下》又称滕文公去世时，孟子在齐国做客卿，代表齐国参加了滕文公的葬礼：“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可见，孟子前后两次来到齐国，前一次滕文公还没有即位，后一次滕文公已经去世，两次时间相去较远。
三，《离娄》章公都子说：“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匡章是齐国的著名将领，他的父母发生争吵，父亲一气之下杀死了母亲，埋在马栈之下，匡章不敢更葬母亲，全国的人都骂他是不孝之子，而孟子却与匡章往来。此事发生在齐威王时（详下），正说明孟子在齐威王时即来过齐国。四，孟子离开齐国时，齐王曾赐给孟子“兼金一百”，孟子说“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表示没有理由接受，否则就等于被收买了。而按《孟子》的记载，孟子在齐宣王时作过齐国的客卿，既为客卿，就不存在“无处而馈之”的问题。可见，孟子在齐宣王之前还来过齐国一次，这次只是一般的宾客，故齐王赐金，孟子才有如此回答。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会把孟子至齐的时间搞错了呢？蒋伯潜说：“《史记》于田齐之君遗漏田悼子及田侯剡二代，又减去齐桓侯在位年数十三年。故威王、宣王在位之时期皆移早二十二年。但齐与他国有关之大事，其势不能均随之而移早，只能仍留原处。于是威王之事变成宣王时事，宣王之事变成湣王时事矣。”（《诸子通考》，第148页）蒋说是。
孟子到齐国的时间，钱穆认为在齐威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33年）前（《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秦考》，《系年》第316页），狄子奇《孟子编年》则列于周显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今从狄氏之说。
〇齐相储子来见孟子 孟子来到齐国后，齐相储子来见孟子，说：王打发人来窥探您，您真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吗？孟子说：有什么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呢？尧舜也同一般人一样呢！
【文献】《孟子·离娄下》：“储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考辨】孟子在平陆时，储子曾派人送来礼物跟孟子交友。孟子到齐国后，又来拜会，故此事当在孟子来齐国不久，暂列于此。
周显王41年 齐威王29年 宋君偃后元1年 癸巳(公元前328年)
〇孟子与告子辩论 孟子在齐国时，与告子就人性善恶、生之谓性、仁内义外等问题展开讨论。由于此时孟子思想还不成熟，在辩论中多有错误。“然而可能正是与告子的辩论，使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意识到必须突破宗法血亲的狭小藩篱，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仁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梁涛《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2001年创刊号）
告子，战国时人，墨子弟子，一说道家学者。主张人性本无善恶，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孟子·告子上》），“性如杞柳也；义犹桮棬也。” （同上）应将二者加以区别。又主张“生之谓性”，“仁，内也；义，外也。”（同上）
【文献】《孟子·告子上》：“告子曰：‘性如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与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欤？’”《孟子·告子上》：“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则饮汤，夏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墨子·公孟》：“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曰：“（墨子）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有人于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爱人，甚不仁犹愈于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辨，言仁义而吾毁。告子毁，犹愈亡也。’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以跂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姑防子之身乱之矣。’”
【考辨】张秉楠说：“这场人性问题的争论当发生在齐国。其时间亦当在孟子来齐之初。因为告子亦为稷下早期学者，他的人性论和另外几种人性理论在当时较有影响，重视人性之辨的孟子一到齐国稷下，就不可能不对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张秉楠《稷下钩沉》第2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此说可取，故列于此。
根据《墨子·公孟》篇的记载，告子曾上及见墨子，从他敢于批评墨子及墨门弟子称其“胜为仁”等情况来看，他在墨门有一定的影响。墨子去世时，他至少也当在二十岁左右。墨子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68～公元前387年（孙诒让《墨子闲诂》），则告子当出生于公元前407年左右。孟子是年约四十三岁，而告子为七十八岁。由此可知，这场先秦思想史上的著名辩论是在壮年的孟子与暮年的告子之间展开的，孟子的能言善辩、咄咄逼人与告子的反应迟钝，正是这一背景的反映。
又，有学者认为告子姓告，名胜。根据是《公孟》篇“告子胜为仁”。但此句也可能是“言其能胜为仁之任”（参见赵金海《告子考》，《大陆杂志》第二十三卷第2期），故不取。
〇孟子劝蚳鼃向齐王进谏 蚳鼃做了四个月的治狱官，却没有向齐王进谏，孟子劝他尽自己的职守。蚳鼃于是向齐王进谏，齐王不听便辞官而去。齐国人议论说，孟子劝蚳鼃尽职守，为什么自己却不进谏呢？孟子说，有固定职务的，如不尽其职责，自然应该离官而去；而自己在齐国没有固定职务，故没有进言的职责。
【文献】《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谓蚳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以，未可以言与？’蚳鼃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蚳鼃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考辨】孟子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可知是第一次来齐国的威王时。故列于此。
〇孟子与匡章交游 匡章是齐国著名的将领，他的父亲与母亲争吵，一气之下将其杀死，埋在马厩下，匡章不愿违背父愿，便没有改葬。齐国人骂其不孝。孟子认为，世俗所谓的不孝有五种：四肢懒惰，不管父母的生活，一不孝；好下棋喝酒，不管父母的生活，二不孝；好钱财，偏爱妻室儿女，不管父母的生活，三不孝；放纵耳目的欲望，使父母因此受耻辱，四不孝；逞勇敢好斗殴，危及父母，五不孝。匡章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于是继续和匡章往来。孟子重视个人意志，轻视世俗观念，体现了独立特行的精神面貌。
【文献】《孟子·离娄下》：“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孟子·滕文公下》：“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战国策·齐策一·秦假道韩、魏以攻齐章》：“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以齐[兵]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有司请曰：‘言章子之叛者，异人而同辞，王何不发将而击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易为[而]击之内！’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而埋马栈之下。吾使者章子将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对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
【考辨】匡章大概活动于齐威王、宣王时，从《战国策》的记载看，其父杀妻、国人骂其“不孝”则发生在威王时（详钱穆《匡章考》，《系年》第282页），孟子与其交游也当在这一时期，至于是哪一年，则不可详考，暂列于此。
又，《滕文公下》“匡章曰陈仲子”章，可能也在威王时，一并列于此。
〇孟子离开齐国，前往宋国 孟子在齐国得不到重用，听说宋偃王欲行仁政，感到十分高兴，于是便决定到宋国去。孟子离开齐国时，与齐威王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甚至连齐威王馈赠的兼金都没有接受，认为是想收买他，而君子是不能被收买的。
【文献】《孟子·滕文公下》：“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奚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公孙丑下》：“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镒而受；于薜，餽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餽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薜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餽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餽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列女传》：“孟子处齐有忧色，拥楹而叹。孟母见之曰：‘何也？’对曰：‘轲闻之，君子称身而正位，不为苟得而受赏，不贪荣禄。今道不用于齐，愿行，而母老，是以忧也。’孟母曰：‘妇人之礼，精五饭、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故有闲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故年少则从父母，出嫁则从夫；夫死则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子何忧乎？’”
【考辨】宋君偃，又称宋王偃、宋康公。《宋世家》说：“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六国年表》列宋君偃元年为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又列“宋自立为王”于十一年后的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但据钱穆等人的考证，《史记》宋君偃的年代同梁惠王、秦惠文王一样，是把改元之年误作始立之年，故宋君偃称王之年当为《年表》所说的“宋君偃元年”，即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宋偃王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非慎靓王三年辨》，《系年》第317页）。宋偃王行仁政的时间不可详考，大致和他称王有关，故列于本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