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侯灿著，凤凰出版社2022年3月第一版，168.00元
前不久收到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寄来已故侯灿先生编著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始知幸亏热心的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不懈努力，并亲赴上海与侯先生夫人一起寻得遗稿，在朱教授负责的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资助下才得以出版，此时离当时进赴楼兰考古已过去42年。
侯灿先生是著名的西域历史与考古学家，尤其在高昌、楼兰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侯先生与我都曾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因此有过一段同事之缘，后来他去了新疆师范大学。《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正是他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前后两次参与为配合中日合拍《丝绸之路》电视系列片而开展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的成果，特别是1980年3-4月的那次。这次楼兰考古分东、西两路，侯先生带领西路考古队在楼兰古城及其及周围区域进行了为期20余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并负责对所获材料的整理，于1987年完成了报告编写。
楼兰为西域城郭诸国之一，最早见于《史记》，位于罗布泊边上，孔雀河沿岸。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楼兰是丝路交通的枢纽，中央王朝经营西域的桥头堡。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更名楼兰为鄯善，同时屯田伊循城，置屯官，开西域屯田先河。魏晋前凉置西域长史府，治楼兰城，统领西域诸国。5世纪中叶鄯善为北魏所灭，但楼兰道至唐代仍然通行。之后楼兰鄯善作为西域城邦消失于历史长河。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楼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楼兰研究也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延续至今。
由于史载不详，楼兰的消失，就如它的出现，有太多历史之谜需要考古发现来解答。可以说，楼兰鄯善考古，对于西域考古学文化编年和西域史的构建和复原都有重要意义。但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在过去一百余年里，除早期的西方探险外，开展得并不多，侯先生参与的这次是解放后首次在楼兰古城及其周围进行较大规模正式调查和发掘，此后主要是在楼兰地区外围区域发掘营盘墓地和小河墓地。楼兰研究的基本资料，除几年前王炳华先生主编的《古墓沟》（这是与侯先生同期进入楼兰考古的另一支考古队的成果）外，主要依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探险资料，和参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而在孔雀河北岸取得重要发现的黄文弼先生的《罗布淖尔考古记》。由于当时考古学发展水平和学术理念，特别是探险目的的局限，这些西方探险家开展的考古工作，普遍带有寻宝性质，以获取珍贵文物为目的，不能全面、科学反映考古遗存的实际。在这个意义上，侯先生的这部报告就显得弥足珍贵。
《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楼兰古城的调查、测绘和试掘，楼兰古城周围遗迹的调查和试掘，楼兰古城附近墓地的调查和发掘，以及相关标本的测试分析、文物的整理分析，特别是出土简纸文书的考释。主要采用先对遗迹、遗物分类描述，再进行综合研究的体例，总体上“反映了当年的考古报告编撰方式”，但鉴于许多遗迹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曾开展过工作，因此在涉及相关遗迹时，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和比较，同时结合出土文物、文书对遗迹的年代、性质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新的认识。
在对楼兰古城附近两处墓地发掘资料的介绍中，采取逐一描述各墓形制、葬具、葬式、所出遗物的方式，而不是按当时流行的做法，先分类型介绍典型墓葬，再统一介绍典型器物，从而使研究者能够全面了解到各墓的具体情况，应该说比较符合当今的理念。
《报告》对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进行了多处修正，补充了许多新的材料，对一些学术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认识。除新发现平台墓地外，在斯坦因发掘过的LC墓地，又找到了其漏掉的一些墓葬，在其发掘过的墓中也清理出了大量文物。在楼兰古城遗址中斯坦因发掘过的垃圾堆中也清理出60枚木简和1件纸文书，其中4件还是有纪年的。说明斯坦因当年的工作确实比较粗糙。对于楼兰古城的位置、形制布局和城墙结构都有新的数据和判断，特别是提出了存在一条自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的人工水渠。而至于楼兰古城周围的遗迹，新发掘了古城东北4公里处斯坦因调查但未发掘的一座土丘，确认其为绘有类似于米兰佛寺中“有翼天使”画像的佛塔；而古城西北5.6公里处被斯坦因认为是佛塔的遗迹，证明是一座烽火台遗迹等等。此外，对于学术界莫衷一是的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也进行了讨论，并采纳日本学者森鹿三的观点，认为是在L.K.古城遗址，而楼兰古城即斯坦因的L.A.是西域长史治所。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纸文书的整理拼对，发现了LC即孤台墓地出土的纸文书残片中有几页残片竟与分别在楼兰古城、LE古城和LF遗址获得的数张纸文书残片恰好属于同一页纸，这就在这4处遗址之间建立了联系，其意义不言自明。
相较于1988年发表的两篇简报，一是《报告》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以前没有公布的许多资料，比如关于楼兰古城城墙结构等遗迹，增添了许多细部描述和数据。增补了许多在简报中没有公布的遗物，特别是墓葬随葬品方面，简报仅笼统列举少量标本，而《报告》则逐墓全部描述。增补了碳十四测年报告、出土农作物鉴定报告和遗物统计表等附录，以及大量遗迹、遗物彩色、黑白图版。二是编写更加规范。对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章节和思路更加清晰。对主要遗迹、遗物补配了线描图，因而能更加直观、清楚地反映遗迹的形制和结构、布局，以及遗物的形态。对遗物进行了简单的型式分析，使同类器物之间的比较差别更加清楚。三是将原来单独成篇发表的出土木简和纸文书考释纳入作为报告的一部分，结构更加完整。
当然，《报告》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遗迹、遗物命名、编号规则不甚明了，个别图片排版颠倒，可能由于底版的原因导致照片整体清晰度不太高，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楼兰古城的平面图是在第三卷而非第二卷，等等。不过瑕不掩瑜。
一些问题的讨论可能见仁见智。如关于楼兰古城的地理坐标，《报告》和《简报》都对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数据进行了重新核定，认为是很重要的订正。但由于未指明测量点的具体位置，考虑到楼兰古城边长有330米左右，面积约1万平方米，因此不同的测量点结果自然不同，指出的误差实际在允许范围之内。笔者据卫星照片测算，斯坦因测得的东径89°55＇，北纬40°31＇，恰好是楼兰古城内大佛塔所在位置的坐标。关于贯穿楼兰古城的古水渠遗迹，有待进一步证明，不排除遗址废弃后风蚀作用或阵发性洪水冲蚀所致的可能。而关于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日本学者片山章雄事实上已经决定性地证明了是斯坦因命名的L.A.即楼兰古城，近期高奕睿、橘堂晃一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档案中找到了文书发现者橘瑞超有关李柏文书出土地点的书信和照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他们的文章发表在《亚非学院公报》2012年第1期。
总之，《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为断定楼兰地区诸遗址的性质和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为楼兰鄯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对于探索这一地区从史前到魏晋诸凉时期的人群和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出土木简、纸文书记录的许多不载于史籍的历史事实和确切纪年，确凿地反映了汉晋诸王朝在楼兰地区甚至是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这一阶段的形成特点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