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胡军教授在2022年8月19日溘然长逝。9月，他的遗著《究真求道：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哲学省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胡军教授以金岳霖研究著称于世，由金岳霖而深入知识论、形而上学等专题。他一生的著述，都在力图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接续“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探问。在这本著述中，胡军教授系统梳理了陈独秀、冯友兰等学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和解决方案，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独具价值的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哲学省察，彰显一位北大学人对于人类未来文明进程的预流研判与忧患意识，同时尽献一位中国哲学家对于本土现代化进程的深沉思考与赤子之爱。本书被学术界视为胡军教授的晚年定论与代表作，本文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张永超教授特意撰写以表追思。
胡军教授的新作，也是他的遗作，《究真求道：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哲学省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由学理探研进而深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哲学省察。尝试“从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历程看中国到自由之路的可能性开展”，直接回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之问，进而探究“现代化”“现代性”之本质，由此“回到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张力源点，接续前辈学人的自觉探索和批判，重新审视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自由之路”（页15）。胡军教授在这部著作里，通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哲学省察以及对于未来知识主义社会的展望，尽献一位中国哲学家对于本土现代化进程的深沉思考与赤子之爱。
一、经济实业与学术独立之痼疾
本书第一章讨论了冯友兰的《新事论》和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这是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的两项重要内容：经济发展与学术独立。对于冯友兰先生所赞同的发展实业以实现中国的“自由之路”，作者认为是无法走通的，因为：“经济上的独立是要依赖于思想的创新和科学的发明，要依赖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页38）对于学术独立而言，胡适先生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此篇独立计划，蕴含了一代学人的学术激情与爱国热忱。《究真求道》一书釜底抽薪般的认为：缺乏知识理论基础的“学术独立”计划难以实现，“对于胡适本人上述的看法，我们应该深表同情，但我们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他本人的这一看法似乎完全出于主观、耽于空想。”（页47）此种深层原因便在于逻辑理论、知识理论的研究缺乏，由此而来的学术独立便难以实现：“如果不重视关于逻辑方法理论和知识理论体系的研究和相关能力的提升，而却一厢情愿地积极努力鼓吹中国学术独立也就不免流于虚幻的空想。”（页48）
基于上述两点评判，《究真求道》一书回到“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困境原点。《究真求道》一书从现代化、现代性的视角入手，明确声称“现代化的实质是理性化”（页48）。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化”只是其成果，其奠基则在于现代化及工业化底色的“知识理论体系”，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所缺乏的，而且在现代化进程中，此一缺陷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中国现代化道路在经济实业层面的飞速发展，大家对其底基的“理性化”“知识理论”体系则更加漠视甚或漠然。这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亟待重视的风险，学界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二、传统思维与新人生论之提出
无论是发展实业经济还是学术独立，最终都是现代“人”的作品，由此两点我们都终须要回归到“人”自身。据此，我们再看陈独秀对于传统思想尤其是孔教思想的批判，或许会有更多的同情及敬意。这是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必经阶段，这是一条新路，对于原有的传统思想资源、稳固的核心价值观均需痛彻的反省。此种痛彻反省，最终要引进确立一种“新人生论”，而此种人生论旨在培养一种独立的人格，如同后来陈寅恪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究真求道》对陈独秀的此种“新人生论”提倡明确表示赞扬：“陈独秀所倡导的此种人生论实质上便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的人的品性，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基础。新人生论的核心其实就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页112）“不先行思想革命，没有民主、自由、科学、独立、法制、责任等意识的人来从事单纯的经济建设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社会问题。”
个体的独立人格是中国现代化自由之路的基石，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此“基石”并不牢靠，一方面此基石并未完全实现，另一方面此基石在提倡者那里有某种“先天缺陷”，这是值得深思的。另外《究真求道》一书指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对此类问题的讨论缺乏深度和系统，没有能力做学理上的研究与分析。”（页89）“在述说其新人生论的时候，对于科学思维模式也只是一笔带过。”（页113）进而言之，独立人格与学术独立研究是同构的，彼此相互丰富或挫败。
三、批判性继承与方法论自觉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终究需要建基于个体独立人格的确立，而独立人格与方法论自觉是同构关系。中国现代化道路之实现在学理层面便表现为独立的方法论自觉。由此而言，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在学理层面，一方面有着明确的方法论自觉，另一方面又有着明显的方法论缺陷。
冯友兰以逻辑分析方法来建构为维也纳学派所“拒斥”的“形而上学”则尤其引人注意，《究真求道》一书则认为“冯友兰……本人却并未对逻辑分析方法理论本身作过任何深入细致的论述，更谈不上对逻辑分析方法理论的系统研究了”（页131）。“冯友兰对逻辑学知识的这种知识状况事实上误导了冯友兰对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的理解，也影响了他本人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构造形而上学的逻辑进程。”（页132）可以说“洪谦是彻底地否定了冯友兰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页145）。需要说明的是，《究真求道》一书出于某种情感和敬意，对于冯友兰的“形而上学”体系有某种维护，但却很难视为“理论辩护”。因为作者也看到，对于哲学性质的论述以及“负的方法”之侧重，冯友兰“对逻辑分析方法的性质及其运用的看法已经与维也纳学派完全背道而驰”（页154）。
而对于归纳法，这是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培根以来重要的科学方法。对其凸显是在“中国科学社”同仁的努力下为中国学界所重视，他们认为“无归纳法则无科学”，由此来回应当时“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但是，作者对其将归纳法视为“科学”之充分条件则明确表示反对。因为“任鸿隽及以后的学者花了不少的时间介绍、引进归纳方法……但科学在中国似乎并没有随着归纳法理论的立足而获得相应的发展。”（页166）原因何在？ 还是要回到“人”自身上来，要回到“独立人格”上来。对于怀疑论方法，作者声称“没有怀疑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页171）。然而我们对于怀疑论并不重视，甚至一提到“怀疑”，就视为一种负面评价，“我们过度地坚持可知论的哲学立场……说某某哲学家具有怀疑论的倾向，实质上就是对这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批判或不满”（页171）。胡适对于怀疑论方法提倡有力，但是在作者看来，其缺陷明显。另外，需要留意“直觉方法”。作者以逻辑分析见长，但是对于逻辑分析方法、直觉方法，持中和立场（页195）。
四、未来忧思与重建可能
在《究真求道》一书第四章，作者从“人性”这一视角来探讨“知识”“知识主义社会”和“自由之路”。回到“人”自身，这是本书的特点和根基所在。作者说“自由是人的本质。其实，自由不过是人自觉地运用知识系统来说明自我及外在……能力的实现”（页202）。人的本性、求知与自由，是一体的自然显现。有独立的个体人格，才有独立的学术，才有知识创新与行动自由，才有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由于知识在经济生活中的全面渗入，现代的经济生活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页206）这些是作者对于未来社会“知识主义”的展望。
这是一部掷地有声的书，可以视为胡军教授的晚年定论与代表作。彰显了一位北大学人对于人类未来文明进程的预流研判与忧患意识。本书格式引文等方面或有一些小瑕疵，然而胡军教授的想法、洞见恰恰通过一种行云流水的方式游刃有余地表达出来，自由而洒脱，其根底依托于胡军四十年来深厚的知识论、方法论训练，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令人期待而欣慰……
中国哲学界对于古文献的研究，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然而就在大部分人热衷于皓首穷经、或对历史人物津津乐道时，正是胡军教授这样的直面问题、直抒胸臆，让我们看到延续百年的北大精神，他传承了蔡元培先生“研究高深学问”之嘱托以及“为现代中国寻路”之热忱。
或许，中国哲学界的研究终须回到自身的问题中来，才是正道。（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