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南看北斗：一位欧洲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巨变》，[比利时]吕光东著，散树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11月第一版，79.00元
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吕光东（Luc Kwanten）先生的，只记得二十多年前刚接触版权时就知道了他的名字。他是大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大苹果公司的书讯中也经常会对重点书标注上“吕博士推荐”的字样，大苹果的版权经理们经常会引用吕先生的话，或转述他的意见。虽然和他真正谋面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是他久已是我特别敬重的版权界前辈。
我平时接触更多的是大苹果的各位经理人，由于合作多年，已经非常熟识和随意。但在书展上见到吕先生时，因为感觉他是老板，一开始还会有点小紧张。他身材高大，典型的欧洲人长相，远远看去就显得气度不凡。可是一交流起来之后，只见他在流利的中英文之间切换，谈吐富有个性、风趣幽默，让我立刻没有了距离感，觉得恰如熟识多年的友人。
我对吕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与译林几本重要版权书相关的经历。十几年前社里一位年轻编辑向我询问一本她看好的海外图书的版权。当我将报价申请提交给韩芳之后，她说：“这本书吕先生会亲自问国外。”然而海外出版社提议的价格超过了编辑预算，于是这本书的谈判就搁浅了。一年之后，这本书的畅销潜质已经凸显出来。我恰好去上海参加版权沙龙，看到了吕先生。我们聊到了这本书。吕先生说：“你们的编辑眼光不错。不过上次你们要是接受了那个价格就好了，现在想以上次的价格拿下也有困难了。”我说：“现在我们重新报个价过来，好吗？”吕先生说：“没问题。”我将新报价提交了过去。此时这本书其实已经大大升值，我们的报价算不上是特别突出。但吕先生既没有提出将此书公开竞价，也没有要求我们报出让编辑觉得非常吃力的价格，他爽快地将我社的报价发给了国外。我们顺利地拿到了版权并快速出版。这本书立即成为译林当年的畅销书，销售超过十万册。回想起来，吕先生完全可以采用更商业的做法，追逐收益最大化。但是他出于对编辑眼光的欣赏和对出版社的信任，干脆果决地促成了这笔版权交易。他这样做，也无形中给予了这位新人编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让她有机会以她的激情运作了她心仪的图书。在版权竞争越来越商业化的时代，他保护了那份做书人纯真的热情。
作为版权人，经常需要处理版权方面复杂棘手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吕先生的为人正直和勇于担当。有一次，我收到一封外方的邮件，对我社早年出版的一本书不符合合同规范提出了质疑。这封信发给了我，抄送了吕先生。我出了一身冷汗。那确实是我们履行合约时的瑕疵。在版权意识还不太强的上世纪90年代初，对著作权的尊重还没有细致到如今的程度。我们也是在摸索中逐步做到完全与国际接轨的。但我不知道外方能否放到当时的历史框架下理解此事。我收到邮件后没有立即回复，晚上睡觉时还在琢磨应该如何表达歉意并做出解释。第二天一开电脑，发现吕先生竟然已经在我之前回复了。他解释了中国出版社从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到成为国际规则的践行者，其间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的。译林已经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超前了。一股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知道吕先生这样做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因为外方也许会因此对他有意见。毕竟，在商业化背景下，代理权易手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吕先生从公正客观的角度，说出了大实话。也是因为他的解释，这个版权危机顺利化解。作为熟悉中国版权界的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话是有分量的。我非常感激他的仗义执言。
在2017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看到了吕先生作为作家的一面。时任社长顾爱彬、副社长谢山青和我与吕先生碰面。吕先生蓄着胡须，戴着墨镜，穿着一件非常鲜艳的花衬衫，显得特别精神。他聊到自己打算退休，当一名作家，写回忆录。两位社长立即很有兴趣，表示愿意出版。就这样定下了这个约定。吕先生开始了写作历程，这部作品用英文写作，囊括了他旅居中国三十多年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译者散树非常努力地翻译，不断和吕先生磋商译文。2021年5月，吕先生为中文版写了序言。此书的名字也经过了反复推敲，原为《客居中国》，后来改为《正南看北斗：一位欧洲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巨变》。此后，译林社编辑王玉强认真编校，其间不断向吕先生、散树以及其他专家请教和商讨。然而2021年11月22日一上班，我就接到韩芳的电话，告诉我吕先生凌晨走了。电话这头的我感到震惊、难过和遗憾。吕先生还没有看到他的书出版，而他永远也无法看到了！
我怀着对吕先生的回忆抚读他的书稿，这是一部生动的回忆录，吕先生学术研究、事业转型、个人生活轨迹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与中国结缘的感人故事。作为西夏学者的吕先生，我是从这本回忆录中读到的。作为中国人的我，对西夏历史的了解不及吕先生一二；吕先生所研究的西夏文字，我更是一无所知。他所做的研究，在中国国内也仅有少数学者从事；而作为外国人的吕先生，顶着同行“浪费公共资源研究某种没用的死语言”的批评之声，在西夏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前瞻性探索，使得湮没近八百年的《番汉合时掌中珠》重见天日。我对吕先生的敬意更增一分。
吕先生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他所从事的事业，无论是学术还是版权，都是开创性的，而且都与中国这块土地紧密相关。难怪他会说：“我习得的欧洲文化，开始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斯人已逝，回忆永存。在书中，我依然在和吕先生对话，聆听他讲述的动人故事。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