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十年，各地陆续发现了大批民间历史文献，而厦门大学则是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学术重镇。《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收录的民间文献种类不少，涉及的内容颇为丰富，对各类文献的解题也相当到位，印刷也很精美。比如说，明朝万历十一年碓头村山场图、清嘉庆十一年八月卢温两姓争控图说，不仅资料极为珍贵，而且以高清彩色图幅展示，可以最大限度地让研究者看到民间历史文献的原貌。这些资料对于福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郑振满先生和他的团队已有不少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毋需赘言。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的9-2-6-5号，是民国五年九月杨声斗等的投状。这个投状说的是福州府永泰县三十六都姓杨的一个人，向显佑伯都城隍公爷的投状，非常有意思。这让人想到《闽都别记》等福州地方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让我联想起2019年在莱顿大学图书馆读到的一些东南亚契约，其中也有类似的资料。因为作为省城和府城，由于人群的流动和定居，福州的民间信仰与福州府属县乃至整个福建省各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份文书，对于研究福州府城的民间信仰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此类文书还具有跨区域比较研究的一些意义。
不久前召开的第六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安徽师范大学的一位学者专门研究徽州的投状文书。他认为：“在民间纠纷发生后至正式面官起诉前，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投鸣特定对象以调处纷争，并为正式诉讼预留证据。”为此，他对投状文书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不过他认为，投状文书目前只见于徽州。如果我们看了《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就会清楚，投状文书应当在不少地方都有遗存。永泰县的这份文书虽然是向城隍老爷告阴状，与阳世间的情况有所差别，但它当然也应当是人世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投状的一种折射，这一点，可以与徽州文书中众多的投状比照而观，进而加以深入探讨。
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看出，《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出版，本身也超越了福建区域史研究的范畴，具有跨区域研究的学术意义。我想，随着永泰等地文书的进一步披露，一定会对福建区域史研究和国内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