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肖居”，按照王水照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是为出版其随笔文字时“随便”起的一个室名斋号，“意在像与不像之间”，是“自讽与自警”（《像与不像之间——〈半肖居笔记〉自序》，《王水照文集》第九卷）。但在我的理解中，“半肖居”之名寓有莫大意义，貌似随意的命名很可能泄露出某种学术精神旨趣上的秘密。
无论中外，科学的大厅里总是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引导他们前往那儿的动机不一，其终生成就也各有高低。这些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才智的上下，而往往是不由自主地被时代的浪潮裹挟。借用禅宗的“云门三句”来形容，大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浪”，只有少数人可以“截断众流”，并有望达到“函盖乾坤”之境（《人天眼目》卷二）。以王先生这一辈学者来说，在其学术的成型阶段，要能够摆脱“随波逐浪”且“截断众流”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年来，每当我读到像《周勋初文集》《罗宗强文集》等著作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些，尊敬之心和爱戴之情也油然而生。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看，假如没有这样的业绩，整整一代人的学术面貌就很可能是平庸的。正因为有了这些大树，在一代学者耕耘的土地上，就不再只是成片的荒原或丛生的蔓草。今天，当我读到十卷本《王水照文集》的时候，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一棵大树。
三十年前，我读到一段蒙文通的话，他说“学问贵成体系……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体的‘体’”（《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当下心为之动，并立志今生当循此以往，在学术上从点、线、面追求到体。后来我对于“体”的看法有所改变，而在“面”的追求之上则另有两项，即如陈寅恪指出的，一曰“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再曰“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至于体系的追求，则无须措意。此话说来很长，这里只能化繁为简，以引证代替论述。去年我又读了一百多年前天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其书《自序》中，作者指出：“所谓科学的东西不仅仅指或不主要指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在今天已经不需要争论了。”再引用一段钱锺书先生的话：“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读〈拉奥孔〉》，《七缀集》）体系一旦形成，就容易固化从而僵化，学术的生命也就渐渐枯竭。蒙文通持论甚高，责人甚严，在他的眼中，“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段玉裁在他眼中，也只不过成就了文字学上的“线”。我想稍加改造，专书研究是“点”，若干个“点”连成“线”，若干条“线”构成“面”。“面”可以是纵断的，也可以是横断的。学术上完成了一个“面”，也就象征着成长为一棵“树”。上面提到的周勋初先生、罗宗强先生是这样，今天在我们面前的王水照先生也是这样。一棵树的长成有各种机缘，我今天想要说的是“像与不像之间”，也就是“半肖”在学术之树长成中的意义。
先师程千帆先生在晚年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曾对我评论周勋初先生学术上能够取得如此业绩的原因，归结为“逆风而行”，不是“顺风而行”，并且说：“顺风而行的是大多数，所以都被淘汰了。”（《书绅杂录》，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学者多半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在时代的浪潮中左右浮沉是必然的。但学术研究的根本动机，用爱因斯坦极为赞赏的一句叔本华的话来说，“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要是用陈寅恪的话来说，则是“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欲望的桎梏”和“俗谛之桎梏”，虽一出于自身，一来于外缘，都会将学者的“心志”引向媚俗。当学者被这两种“桎梏”牢笼的时候，他或她不仅随时受到诱惑，也能随时获得利益，从而填补了私欲，其结果就会像《山海经》中“炎帝之少女”的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北次三经》）。或者如《临济录》中所讥讽的，“闹处即入”，“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而临济禅师开出的唯一药方，就是“歇得念念驰求心”（《示众》）。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够将自己从这两种“桎梏”中摆脱出来，超拔而上。这种力量，就可以用“不像”来形容。特定环境中的学者，其与环境的关系免不了的是“像”，但若拥有了这种力量，其间的“张力”的平衡，就可以达到“半肖”的状态，也就能处于“像与不像之间”。徐渭《四声猿》中有一出《玉禅师翠香一梦》，月明和尚曾这样形容“法门”的行径：“像荷叶上露水珠儿，又要沾着，又要不沾着；又像荷叶下淤泥藕节，又不要龌龊，又要些龌龊。”“法门”尚且如此，何况俗世，这话真是勘透了人间的百般无奈、万不得已。
把论述范围缩小到学术本身，学者与学术传统、学术现状的关系，其最佳状态，我的体会也是“半肖”。我们就看看现代学术史好了，陈寅恪曾有个自我评价：“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对这句话的理解，学界说法不一，最为精辟的是千帆先生的看法：“‘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根据他平生的实践，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陶芸编《闲堂书简》）把这个意思放回陈寅恪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中考察，是可以确信无疑的。当年从北大到中研院，是新派史学叱咤风云的疆场，从东南到西南，是旧派史学坚固的古典堡垒，但在陈寅恪看来，却是“田巴鲁仲两无成”（《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陈寅恪诗集》），“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卞僧慧《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到了50年代后期，他又说自己的研究方法“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陈寅恪集·书信集》），这是两重否定的表述，也可以更换为两重肯定：“既吸收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结合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等西方的语言文字考据方法。”（李坚《陈寅恪二三事》引陈氏课堂语，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我曾经借用禅宗史上的名词，将陈寅恪介于新旧之间的第三派方法也是第三条道路称作“教外别传”，而如果用一个更为简捷的名称，就可以说是“半肖”。
请允许我再以先师千帆先生为例，1954年，沈祖棻先生在她和千帆先生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的“后记”中指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中，我们感到，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这里批评的两种倾向，与陈寅恪批评的史学两派——旧派失之滞，有学无术；新派失之诬，有术无学——有着惊人的类似。而他们努力提倡和实践的“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就能使批评有内容，考据有方向。到了晚年，千帆先生又将上述方法凝练为“文艺学和文献学精密结合”。就这一方法的构成要素而言，两者都是既有的，这就是“像”；而当这两者构成一个新的组合时，就再也不同于过去，这就是“不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学和文献学精密结合的方法，在与学术传统、学术现状的关系上，就处于“像与不像之间”，也就是“半肖”。关于这一点，钱锺书先生也有类似的意见，他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评论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掌握资料’的博学者，往往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进行分析’的文艺理论家往往对资料不够熟悉。”（《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而他自己所践行并成就的，就是既掌握丰富的资料又重视理论的学习，其著作是以最传统的形式和最现代的观念完美结合的典范，与学术传统、研究现状既“像”又“不像”，仍然是“半肖”。
千帆先生晚年曾对我戏言：“朱夫子说是‘晚年定论’，我想改一个字，叫‘晚年谬论’。”（《书绅杂录》）如今我也是即将告别讲台的老人，所以常常和学生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晚年谬论”，“第三条道路”就是其中之一。我在《2021年秋新学期始与诸同学书》中说：“学术研究到了今天，真有一种如荷兰史学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说的学科中‘产品过剩’的状况。我们进入学术研究，面对的是无数的二手研究。在这种状况下，要想做出创造性的成绩，安克斯密特给出了两个办法：一是仿效法国年鉴派史学，去发现那种处于尚未侵蚀状态的史学。二是改变原有的历史认识和思维方式，重新界定一种历史书写和历史实在之间的新的、不同的联系。后者就是提倡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从学术研究的技术层面的立论，如果在今天我想要比附一下的话，那么，这“第三条道路”就类似于“半肖”，它和学术传统、学术现状的联系，也就在“像与不像之间”。
以上分别从“道”的层面到“技”的层面，阐述了“半肖”的意义。在我对王先生论著的粗浅认知中，“半肖”作为其选题和论述的基本考量是或隐或显地蕴含其中的。比如王先生这样说：“学界向有所谓宏观、微观研究的讨论，我个人倾向‘中观’……意欲兼收宏观与微观研究的长处而更力求两者的良性互激与动态平衡。”（《〈走马塘集〉自序》，《王水照文集》第一卷）“兼收宏观与微观研究的长处”是“像”，“力求两者的良性互激与动态平衡”是“不像”，此乃研究方法上的“半肖”。在宋代文学的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较多关注在宋诗和宋词，而对数量更为庞大、内容更为丰富、体裁更为高贵的宋文，乃至扩展到中国文章学研究，无论是在文献的收集整理、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还是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等等，很多领域尚属于未开垦的学术处女地。针对这样的研究现状，王先生编纂了《历代文话》《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又与弟子侯体健教授合编《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同时，唐宋散文和中国古代文章学整体，都在王先生学术眼光的覆盖之下。而这样的选题所针对者，是百年前五四运动以来的三重“遮蔽”：文言文与白话文、杂文学与纯文学、旧著作和新观念的两极对立，导致后者压制了前者，给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王水照文集》第八卷）。王先生旨在破除机械的二元对立，通过选题上的“半肖”，使自己的工作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版图上，以“像与不像之间”的姿态独树一帜。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即便有了正确的观念，一棵学术大树的长成，也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用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生命不止，笔耕不辍，戒怠务勤，继续以文字安顿自己的人生”（《鳞爪文集·初版序言》，《王水照文集》第九卷）。学术前辈在这一方面的践履，也同样是后辈学人的榜样。
我冒昧地发表了上述议论，话也越说越没有信心，已经完全不敢奢望王先生的“首肯”了。如果各位王门高足和教授专家们觉得这番对于“半肖”意义的阐发，与王先生实际的学问人生也能在“像与不像之间”，我就心满意足了。王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同生戌年，前者甲戌，后者庚戌。有人问王先生：“‘半肖’云云，有此含意否？ 则谨对曰：唯唯，否否！”（《像与不像之间——〈半肖居笔记〉自序》）我生于戊戌年，若有人问我：你阐说王先生“半肖”的意义，有此因缘否？ 则谨对曰：唯唯，否否！（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