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希腊古学复兴

本网：墨客网  |  阅读次数：1577次  |  更新时间：2019-06-27 10:13:01

　　在当下中华文明复兴的语境下，回望早年梁启超论希腊古学复兴的话题颇有参照意趣。

　　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在《论译书》中提出广译各种有用之书，包括“希腊罗马明理诸书”，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梁启超将“希腊罗马明理诸书”类比于中国三代古籍周秦诸子，认为古希腊文化是当今西方文化的源头，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文化都是受益于复兴繁荣昌盛的古希腊文化。正如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文学一向以远古建构黄金世界的表征模式，在儒家话语失落的时代，古希腊文化译介提供了一种古典复兴的可资借鉴的思路，对于实现理想社会的现代表征颇有启发意义。

　　20世纪初，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时也写了不少关于古希腊的文章。在以“中国之新民”为名发表的《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他高度评价了希腊的政治、学术、文学、技艺、语言、风俗，推之为整个西方文明的母体。在《新民说》中他还论述了欧洲自古希腊至现代的“尚武精神”，认为欧洲国家强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这一思想在《斯巴达小志》中体现得更加明显，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学习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和法制精神来拯救中国。

　　1903年2月梁启超在《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中对古希腊文化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并对诸多古代文明作了比较。他把古代文明之国分为两种，一种以文学著名，一种以科学著名。古印度人、波斯人、希伯来人、古罗马人属于前者，古埃及、古巴比伦、阿拉伯人属于后者。在所有的古文明中，唯有古希腊能将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结合起来。梁启超历数了古希腊文化、文学、科学中的巨人及其成就。在古希腊文学家中，梁启超最推崇荷马。他把荷马与莎士比亚、弥尔顿相提并论。

　　1903年，梁启超所撰写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新小说》杂志连载，其中有英国大诗人拜伦的《渣阿亚》和《端志安》片段。故事的主人公是主张君主立宪的黄克强和主张法兰西式革命的李去病，两人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展开激烈辩论。然而在听到有人吟咏拜伦的《哀希腊》片段时，两人停止了讨论，忍不住一起欣赏。梁启超借李君和黄君之口指出，这是拜伦的《渣阿亚》。其实对照英文原文，梁启超的翻译确实算是“豪杰译”，与原文的字句意义相差很大，甚至借用戏曲曲牌《沉醉东风》《如梦忆桃源》意译而成。但梁启超的译诗一出世就受到欢迎和重视，马君武、苏曼殊都读过梁诗，一方面被拜伦的人格所感动，另一方面对梁启超只译了《哀希腊》中的两节感觉很不满足，所以才动了全译该章十六节的念头。黄侃、刘半农、辜鸿铭、胡适等人也运用自己最熟悉的格式，如五古、七古、骚体等把《哀希腊》分别译成中文。

　　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在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开始集中精力专门从事学术工作，对欧洲的历史文化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时候他开始写作《清代学术概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相类似。梁启超把两百年清学概括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也许他自己也觉得有些难以服众，毕竟西方的文艺复兴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而清代戴震学说的影响只局限在思想界。所以梁启超强调，这种相似指的是精神同调。

　　梁启超的清学研究也并非局限在清朝，他在这本书里反复提到古希腊，最终指向还是在于中国的时局。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需要采取“希腊的情感主义”。文化一旦解放，转一方向进行，则蓬勃而莫能抵御。“希腊的情感主义”指的正是古希腊文学的“爱美”“中和”“现世”等特征，这些情感主义更多地是针对以个人精神状态为中心的人文世界。梁启超认为这正是中国人所缺失的。另一方面，梁启超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所谓新文体（国语新文学）便自然发生。梁启超在欧游的过程中逐渐认清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讴歌西方文明，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即便这样，他仍然认为西方的文体语言可以对中国的国语新文学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在书中不断将清代汉学的“复古”思潮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进行比较。古希腊在梁启超心中是理想的民族典范，文武兼备、文理兼通、学术发达。梁启超推崇古希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民智。就连一向被称为先哲的诸子百家，梁启超也觉得逊色很多。墨子、孟子、荀子与人论战时，总是抓住别人的道德缺点而非关注学术本身。这一点，清代学术就比诸子百家先进得多，更接近规范的现代学术体系。梁启超的“古学复兴”更多带有“面向未来”而非“温故知新”的倾向，代表着现代中国建构文化新宗的追求。

　　在晚清有识之士已经充分意识到文艺复兴不管是与“十字军东征”，还是与“宗教改革”放在一起，都是近世欧洲文明的先导。他们开始通过西方的文艺复兴进而思考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可能性。由于古希腊文学与文化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学”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无限的想象力，他们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化也可以被激活并回归现代生活。

　　蒋方震提出从“新文学新美术”出发，开拓中国的文艺复兴，邓实将周秦诸子和希腊学派作并列比较。实际上关于文艺复兴的构想，不少士人的期望是让中国像欧洲一样通过复古的手段而“复兴”，同时相当一部分趋新士人又希望将中国的传统彻底送进博物馆，以全新的面貌复兴。换句话说，前者着重于“复”，后者着重于“兴”。说到底是他们对于西方文艺复兴的理解不同，前者着眼于“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艺的推崇，而后者则着眼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中世纪的革新。“文艺复兴”因为意涵复杂，反而获得了无限阐释的生命力。

　　但不管是“复”还是“兴”，外国文化和本国的文化融合后才能产生新的创造。时人将长期受冷落的古希腊文学纳入视野，正是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自我调整。“古希腊”和中国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义反复，是同一能指分裂的两个所指，古希腊文化跨时空地确证了中国文明，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对古希腊文学的论说是以特殊的方式参与到了中国的现代性争论之中，他们赞颂的不只是希腊文明的余光，也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现代复苏。（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