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出于对五四全盘西化的反拨，也许是大国崛起后文化自信的需要，这些年对于昌明国粹的呼声愈发高涨，包括国服、国乐、国节、国学、国菜等等，于是不可避免地沉渣泛起。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就曾经一阵见血地指出，“国粹多是国渣”，是对传统的盲目崇拜，并重述了当年鲁迅提出的，老祖宗留下来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中国人，无论中西只要是先进文化都可为我所用。
无独有偶，何兆武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五四的中西之争乃至全盘西化有其特定历史意义，然而当下再进行这种争论则毫无意义，与其喋喋不休地进行口舌之争，不如深入研究中西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心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从中西方对待降将的态度说起……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治学兼及中西思想史、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等领域，被视为当代历史研究领域的奠基性人物。
中西方的降将
从小就知道汉代有位李陵是个降将军，颇有玷于他的先人飞将军李广的盛名，即那位千载之下还被唐代诗人王昌龄所讴歌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飞将军李广。记得小时候，《苏武牧羊》一曲几乎是人人会唱的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寝草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没有听说过有人讴歌李陵的。大概为李陵作过辩护的，亘古以来唯有司马迁老先生一人而已。
记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人文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内迁，胡适和北大的同仁曾劝周作人南下，周作人复函，自明本志，说是希望大家把他看作是冰天雪地里持节的苏武而不是被俘降敌的李陵。周作人这位苦雨苦茶的性灵小品家，抗日战争不久就做了汉奸，却仍以自己是苏武而不是李陵自辩，亦足以见传统的价值观是何等之深入人心。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是只有断头将军而无降将军的。
一篇《正气歌》所讴歌的正是张巡、许远那类“鬼神泣壮烈”的英勇不屈的斗士。至于历史上战败投降的将军，如洪承畴一流人，就连他们的新主子后来修史时也都鄙夷他们，特意为他们别立《贰臣传》，把他们打入另册，以示区别。
就连征服者的满人，在这一点上也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汉人的文化价值观。十九世纪海通以来，连叶名琛那样昏庸颟顸的封疆大吏也还是对敌坚守“不战不和”、“不死不降”的原则。抗日战争期间，有个集团军总司令叫做庞炳勋的军阀，叛国投敌，国民党当局尚且出面为他粉饰，硬说这位总司令被俘时原是准备自杀成仁的云云。可见投降一举即使在一个腐朽政权的眼里，也是颇为不光彩的事。
《古文观止》一书从前是人人必读的，其中收有一篇李陵的《答苏武书》，中学学国文时是必须背诵的名篇之一。此篇为赝品，早在宋代苏东坡即已指出过，那种四六骈文体的格调只能是“齐梁小儿为之”。不过那篇文字背诵起来，倒也不失为荡漾着一股悲愤填膺的怨气，似乎英雄末路也颇值得同情。千古以来为李陵翻案的文字流传下来的，大概仅此一篇而已。看来对这位降将军的定案，仍然是铁板钉钉子。
与此相对照，还有一位降将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就是京剧《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杨延辉。解放后，京剧《四郎探母》已经绝迹于舞台多年，那原因是此剧有为降将叛徒翻案之嫌。不过近年来这出戏又在舞台上大为走红。是不是其间也有胡适所喜欢引用的那句名言“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缘故在内呢？还是传统观念在现代化的大潮冲击之下已经褪色了呢？
降将军不只中国有，外国也有。二战中就有个现成的例子。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打了英美一个措手不及。日本军队迅速席卷了东南亚和南洋群岛。当时在菲律宾的美军司令温赖特（Wainwright）中将节节败退，率众退守巴丹（Bataan），奋战至１９４２年４月９日，终于无法支持，举起白旗投降，他本人也被俘虏；后来日美双方交换俘虏，他才得以回国。温赖特回国后，在公开场合一露面，就受到成千上万群众像是迎接凯旋归来的将军般地欢呼，这有当时新闻电影记录为证。
尤为可怪——至少在中国人眼中觉得可怪——的是如下的一幕：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投降书，代表盟国统帅部签字的是总司令麦克阿瑟，代表美国签字的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而站在尼米兹身旁作为特邀代表的竟赫然是温赖特中将。可见不但美国民众，还有美国官方，都对这位降将军怀有何等崇敬的热情。这在我们中国文化传统所积淀的心态之中，怕是不可想象的事。
既然已经英勇战斗过了，而且还打得很出色，那么在已经绝望的条件之下继续作无谓的牺牲就没有意义了。这种说法能够成为论证投降之举的正当性的充分理由吗？这仅仅是一种伦理价值的判断呢？抑或有其更为深远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呢？这种作法会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呢？无论如何，它在当时并没有对美国人民作战的热情造成消极的影响，那影响反倒是积极的。这显然似乎更加令人难以索解了。
争辩中西不如深入研究文化心态
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思想界曾经爆发过一场中学与西学之争的大论战，那实质上是一场保守与进步之争、守旧与维新之争。本来，所谓“学” “学术”或“科学” 是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真与伪之分，而无所谓中与西之分的。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并无所谓中西。几何学源出于希腊或埃及，没有理由说几何学是“希学”或“埃学”。代数学源出于阿拉伯，也没有理由说代数学是“阿学”。别的民族一样可以学好几何学和代数学，甚至于比古希腊人的几何学或中世纪阿拉伯人的代数学来得更加高明。
中国人历史上有过四大发明，但也不能说那就是中学，别的民族是不能有的，就是学也学不好的。任何学都不是某一个民族所能垄断的专利，所以没有理由可以挂上一个中学或西学或英学、法学之类的招牌。任何学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学到手的，而且完全有可能青出于蓝。就“学”之作为学而言，本来无所谓中西。总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尽管马克思本人是德国人。
不过，百年前的那场大论战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所谓的中学有其具体的内涵，所谓的西学也有其具体的内涵。当时的中学是指三纲五常，西学是指声光化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体涵义就是说：我这个君主专制政体的绝对权威是不能动摇的，虽则科学技术的用处也还是少不了的。及至后来，历史条件变了，再标榜中学、西学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今天，你怎么界定中学、西学？难道西方学术就不研究伦理道德？难道中国学术就不研究物理学、化学？五四时期所揭橥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已经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其内容实质并不存在什么中西之别。然而一百年后神州大陆竟又掀起过一阵中学、西学之争，实在是叫人觉得有点不知所云了。难道时代竟然倒流，乃至我们又回到了一百年以前的思想认识的水平了么？
然则，究竟有没有中学和西学呢？也可以说是有的，但只能是限于在下述的意义上：即某些学术在历史上最初是出现在中国的，我们就简称之为中学；最初是出现在西方的，就简称之为西学。一种学术的出现当然和它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但并不和某个民族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别的民族处于相同的条件下，也完全可能做出相同或类似的贡献。几何学也好，印刷术也好，帝王专制也好，仁义道德也好，莫不皆然。其间当然也有偶然的个人因素在起作用，但那无关乎本质的不同。
所谓中学西学之分，不外是历史发展的不同，但其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所有的民族大体上都要走全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毕竟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其间并无中西之分或者华夷之辨。在学术上谈不到什么以夷变夏或以夏变夷，而应该是通常所说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里并不存在任何先天注定了的本质之不同，像是吉卜林（R.Kipling）口出狂言所说的什么“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他们永远也不能会合”。
任何民族的文化或学术既是与一定历史条件相制约的产物，所以也就必然会随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一百年前中学与西学之争的那一幕，到了五四就已经寿终正寝了。此后再继续这一争论如“全盘西化”或“保存国粹”之类 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语句。不过在那场争论中以及在前几年再度被炒起来的那场争论中，似乎有一个根本之点却是往往被人忽略了的，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中西历史不同的具体背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中西文化心态之不同，也可以叫作“情结”的不同吧。
上面提到的对降将军所持的态度不同，即是一例。又如恩格斯《起源论》中提到过日尔曼人比起古典的古代来，历来就比较尊重女性，也是不同的文化心态之一例。文化心态固然也不必一定永世长存，但它又确实是在漫长的时期内一直在渗透人们的心灵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与其浪费口舌纠缠一些假问题的无谓之争，何如认真地探讨一下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所形成的具体的心态这类真问题。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大抵是空洞说教的成分多，而具体的心态分析和解读的内容少；假如能跳出空洞的概念之争，进入实质性的心态研究，或许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并能更公正地判断历史。威尼斯画派喜欢画裸体美女，倘若被一个严肃的卫道者看到了，他必定要斥责这哪里是什么艺术，分明是道德败坏、腐化堕落；而另一个浪漫的艺术家则会称赞这是最美好的艺术、最崇高的理想，哪里会有什么道德败坏和腐化堕落。假如让双方来进行一场辩论，大概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归根到底，双方的不同无非只是不同文化背景所积淀的价值观或心态不同罢了。
一个人固然免不了要采取某一种观点，但如果同时也能学会多以另外不同的观点来思考，或许就更能深化自己的认识和提高自己的境界。我没有研究过李陵，本文也毫无为李陵定案或翻案之意，只不过觉得如果能从具体的文化心态的角度切入，或许更能得出较为深层的看法，——尽管深层的看法也未必就是确凿不移的结论。
因而忆及历史学界前辈北大邓广铭先生谢世后曾看到有一篇纪念文章提到：有一次当然已是“文革”之后邓先生在系里闲谈曾有这样的话：老实说，我邓先生 在“文革”中并没有吃太大的苦头，因为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条原则在伦理上能成立吗？不妨设想假如你是单身一个人黑夜里遇到暴徒手持武器，勒令你放下钱包。如果这时候你同他英勇地进行生死搏斗，当然是不失为一个维护正义的英雄好汉。但是若是你老老实实地交出钱包来，那恐怕也不失为明智之举。权衡利害得失，一个人又何必一定要舍命不舍财呢？
不过这项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有效性，应该允许推行到一个什么限度呢？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就必然是以牺牲原则性为其代价的，它必然导致说假话、办亏心事等等。邓先生本人若是在“文革”中说了真话，大概也是不会不吃很大的苦头的。故而说假话、办亏心事怕也是属于悠久的传统文化心态之一。雍正皇帝当年不杀曾静，为的是不但要给他那部《大义觉迷录》留下一个反面的活教材，而且还要逼得大小臣子争先恐后地纷纷表态，为文作诗，摇笔乞怜，一面詈骂曾静罪不容诛，一面就肉麻地歌颂天子圣明。这种具体的心态，难道不是比空洞的理论更值得研究么？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又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历史研究者往往喜欢引用一句谚语：历史决不重演。具体的历史事件自然是不会重演的。但是某些历史的精神，即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态却可以不断持续地重演，直到它能自觉地进行一场理性的自我批判为止。历史研究这门行业大概本来是宜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