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
在近些年众多考古发掘事件中，曹操高陵的考古知名度可以说是最高。在曹操高陵墓葬考古相关文物中，其中一件画像石内容尤为突出，其内容就是讲述一个已经消亡千年的血亲复仇故事。其实，类似此类画像在汉代画像石和壁画墓中也有所发现，最著名三例就是山东莒县东莞镇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嘉祥武梁祠和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等。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以描绘墓主人最高官职“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出行情景为主。在中室西壁甬道门上画有一座和东莞汉画像石“七女”图像十分相似格式木质拱桥，该桥上中央位置为一辆主车，旁边有残榜题“长安令”，在主车的四周有九匹奔骑，对马车形成包围的态势。其中上排奔马的上方有清晰完整的“七女为父报仇”榜题，历史学家邢义天认为主车前一人、车后第二、三人、车右上方之二人都明显梳着高髻，女性色彩较浓。桥下有两只船，穿上各有三人，中间一人体形较大，具体性质不详，其中右船上方有榜题“渭水桥”。
山东嘉祥武氏祠一件长方形画像石画面横203、纵96厘米，画面内容分为两层，上层为人物车骑图，下层刻水陆混战场景。其中下层画面主要刻画了以一座桥梁为中心的攻战场景，拱桥中央有一辆盖系四维的主车，车主身向后倾状，左边有两辆车，分别榜题为“主记车”和“主簿车”；右边有三辆车，分别榜题曰“功曹车”“贼曹车”“游激车”。两边各有导从的骑吏和步卒，皆手执兵器作攻杀之状。和车骑队伍交战的是手持刀、盾、戟、钩镶、弓箭等兵器的男女混合之众。整个混战呈现犬牙交错、相互砍杀的情形。桥下的水中也在激战，其中一位体形魁梧、峨冠博带之人，右手持剑，左手执盾，似乎正在抵挡左右两只小船上持刀戟女子的进攻。
对于武梁祠和曹操高陵出土的七女报仇类图像以往习惯解释为“水陆攻战图”，今天一般称之为“七女为父复仇”图。“七女为父报仇”故事虽然史籍中缺乏详载，一直难以断定，但是从山东嘉祥武梁祠、莒县画像石、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画像石，以及内蒙和林格尔壁画墓的发现情况看，这个故事在汉代肯定曾经广为流传。罗哲文就认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绘出了一幅榜题为‘七女为父报仇’的画面，木柱朱栏之下很明显地标出了‘渭水桥’三字，是知此画为借渭水桥这一古代有名的长桥来表现‘七女为父报仇’的主题。在桥上正中车骑之间还有‘长安令’三字，更进一步明确地肯定了这座桥是汉长安的渭水桥”。事实上我们考察整个画面，画面也以河桥为中心来刻画人物情节，由此可知河桥是“七女为父报仇”故事发生的特定环境。
有关秦汉之际在渭水上修桥的记录，文献记载大约从秦昭王时期就在都城咸阳以南的渭水上架筑了长桥，连接渭河北岸的咸阳宫和渭河南岸的兴乐宫，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又在此桥基础上予以修缮、扩建。
七女复仇的对象在和林格尔壁画墓中题榜为“长安令”，而曹操高陵画像却在桥下题榜为“咸阳令”。秦都咸阳，西汉高帝元年（前206）更名新城，七年（前200）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又改名渭城。即秦代时有“咸阳令”“长安君”，而无“长安令”，相反西汉时更无“咸阳令”。此类画像中无论是“咸阳令”，还是“长安令”，其车都处于渭桥中间，显然都是画像中主要的被攻击对象。两幅画像虽然表现了同一内容，但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却出现了明显的差错。分析出现这种差错的个中原因，或许正如徐龙国先生所言“东汉时期，人们对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比较模糊了”。魏晋之后，七女为父报仇故事最终彻底被人们遗忘也就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