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正在毁掉中国孩子的创造力
本网：墨客网 | 阅读次数：2578次 | 更新时间：2017-11-13 16:09:07
我能不能帮司马迁改《史记》？
《现汉》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简称，这本权威的词典，怎么会妨害我们的写作？这就是著名的菜刀理论：菜刀本来是权威的厨房工具，怎么就成了杀人的凶器？
这要从最近收到一本书稿的校样说起，在校样里，校对标出了很多处“需作者核对”。我一一看过去，一一作答，但心里的旁白是：这都什么鬼？
比如“妨害”，校对改为“妨碍”，我答：妨害系历史上革命军布告原文，改了就是篡改历史，不能改；
“反覆”校对改为“反复”，我答：系历史上报纸原文，不能改；
“改订”校对改为“改定”，“撤消”改为“撤销”，我答：系历史文件原文，不能改；
“劈拍”校对改成“噼拍”，我答：系历史人物日记原文，不能改；
“象是”校对改成“像是”，我答：系历史人物回忆录原文，不能改；
……
基本上如果是我自己写的，校对要改，我都忍了，比如“带着镣铐跳舞”，校对改成“戴着镣铐跳舞”，我其实觉得有点荒谬，因为《孝经·注》曰“在上曰戴”，《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是“凡加于上皆曰戴”，所以戴花，戴头巾，戴眼镜，戴高帽子，披星戴月，披麻戴孝，都是“加之于上”,《现代汉语词典》注释“戴”也是“把东西放在头、面、颈、胸、臂等处”，如此，“戴着脚镣”就有点儿奇怪。
然而，要统一成“戴着镣铐跳舞”，好吧，就改吧。
又来一处，“破衣烂裳”，校对改为“破衣烂衫”，这是什么道理啊？衣裳，衣衫，都是有的词，我喜欢用“裳”字，并无不通，为什么要改我呢？
我注意到，像“衣裳”“衣衫”，“撤消”“撤销”这一类《现代汉语词典》两者都收录的词，校对会在改动后注明“《现汉》首选”。
我问了一下出版社的朋友，“《现汉》首选”就是说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这个词条放在另一个同义词前面，比如“衣衫”是放在“衣裳”前面的，“撤销”是放在“撤消”前面的，用首选，准没错，不用首选，就不好说了。
汉语写作是我的职业，这些汉语字、词都是我手下的士兵，我指挥他们去占领一个个表意的阵地，攻陷一座座理念的城堡。现在，上面派了一个验兵官下来，说：你只能派这些这些兵出去打仗，为什么？因为他们属于领导阶级——《现汉》首选！
然后验兵官又检查所有的战史，所有的档案，所有的军功簿，一一指点：这些这些士兵，他们的军功，必须转到另外一些士兵的头上，为什么？因为后面这些士兵，被指定为全国学习的典型和榜样了嘛，只有让所有的功劳都归于他们，社会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秩序，大家才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不是吗？
我能做什么呢？我能把验兵官骂回去、打回去吗？编辑朋友们告诉我，如果坚持不改，这些并非首选的字词，出版后被检查出来，是要算错别字的，而一本书超过万分之一的差错率，从出版社领导到校对，都是要扣钱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为了自己的“文化偏好”，为了自己选择字词的自由，会害得出版社和校对们挨批评，遭罚款，这是不是太自私了呢？
可是，我还能为了用“衣衫”还是“衣裳”，“撤销”还是“撤消”，“戴着”还是“带着”，去找有关部门讨要作者的“遣词造句权”？关键这“有关部门”是谁，我也不知道哇。
还有的编辑朋友建议我，要是跟出版社领导熟的话，可以让他给你指定编辑，指定校对——这就是去要求特权了。也不是没有先例，也有出版社领导公开说过，因为某某某是这方面的权威，因此碰到编者与校对不一致的地方，以编者为准。但这一般是编校已故作家的文集才享受的待遇。作者要让出版社一字不动地出版自己的著作，那得是多大的腕儿啊？而且，文责自负，明明是理直气壮的事儿，却要动用关系，借用人情，才能做到，这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
所以，我没法为自己争遣词造句权，只能拿“历史不容篡改”作为旗号，替古人争一争遣词造句权。你要求我只能用“年轻人”，不能用“年青人”，好吧，我听你的，但是沈从文写“年青人”，孙犁写“年青人”，我引用他们的文章，你不能要求我改啊，改来改去，是不是我引一段《史记》，也得帮司马迁在每个年份后面加一个括号，写一个公元纪年啊？
“现汉首选”是好事还是坏事？
“《现代汉语词典》不仅是全世界华人学习现代汉浯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同时也被誉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研究和学习汉语的‘圣经’。”
因此，这部词典一向也很畅销，到第七版，印次已经达599次，销量多少，未得其详，但可想而知。
厚达1800页的权威词典，收词7万余条，近60年的积累，这样的庞然大物，自然不是普通人可以妄议。但关于具体的词条，从来不乏争论，尤其2012年修订以来，像“西文字母开头的词应不应该收入”“剩男、剩女等流行词汇应不应该收入”等等。
这些，对于一部词典来说，都是正常现象。专家有他们的标准，词典也有自己的受众，关乎流行性模糊性极强的社会语言，谁也不能一言而决。
偏偏，时代发展到今天，《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性”并未失效，相反，还被报刊出版的编辑校对制度，给大大强化了。
报刊、出版社的编辑校对制度，都奉《现代汉语词典》为圭臬，有点儿好莱坞当年的《海斯法典》的意味。大体来说，一个国家的语言需要一定程度的规范，但推到极端，就变成了扼杀语言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了。
举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前两年出一本书，编辑说，差错率不小，差点扣钱。我还挺诧异，因为这本书是再版，初版面世前，经多名作者反复轮校，差错率不应这么大。编辑后来把校对稿发给我看，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比如说到建筑工地，“噪音”就是错别字，正确的词是“噪声”。那为什么以前出书没有校出来呢？我去翻《现代汉语词典》，发现“噪音”的主要义项与“乐音”相对，是指“听起来不和谐的声音”，而“噪声”是指“在一定环境中不应有而有的声音，泛指嘈杂、刺耳的声音”。但《现代汉语词典》也标明了一声：“噪声”旧称“噪音”。
坦白说，看完之后，我不但没能解疑，反而更加疑惑了。一是我不懂，《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何以认定“噪声”比“噪音”更“新”，更能表达“嘈杂、刺耳的声音”的含义。用电脑输入法检验，两个词都存在，平日生活使用中，似乎“噪音”用得还多些。
二是，就算“噪声”更符合某种语言规范标准（不知道是什么），那么“噪音”是不是就该算错别字？噪声，噪音，两词同指一义，让作者根据自己的习惯、偏好选择使用哪个词，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社会效果？会影响汉语的纯洁性？影响汉语的生命力？
今年2月21日，“国际母语日”，我曾经写过一篇《母语怎可成为“繁盛的荒原”》，中间提到“因应不同的语境，而采用不同的对应方式，本是中文的特色之一。虽然现代社会追求交流的直接与简化，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套话语走天下，甚至用语言暴力横扫一切。几乎各国的语言里，都会有敬语的设置。像汉语里对长辈或陌生人称‘您’，书信往来时称‘先生’‘君’‘兄’等等习俗，在电子邮件与社交软件上经常被忽略。用这些敬语来表达善意与拉近距离的功能，也就消散于无形。”
如果以“现汉首选”为原则，那么确实“我”“你”两个字就全都解决了。这对于汉语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社会有喜欢“规范”的癖好
你要说出版社的编辑、校对，不知道引用古人的文字，不能按现行规范校改吗？那也不见得。但据我的观察，现在编辑与校对普遍觉得“规范”是第一位的，“个性”是第二位的。一位编辑朋友举例说： “有一份文学大刊的编辑，在官方微博上发了一个《象声词使用规范》，鸟叫用什么字，汽车响用什么字，他觉得应该给大家规范一下。这个其实很奇怪，不同的鸟叫声不一样，就是同一类的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龄，叫声可能都不一样。 还要考虑到写作者方言的不同，转化成文字也不一样。”
汪曾祺在《学话常谈》里，还专门谈到“《黄油烙饼》里有这样几句：‘这车的样子真可笑，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还不怎么圆，骨鲁鲁，骨鲁鲁，往前滚。’这里的‘骨鲁鲁’要用张家口坝的音读，‘骨’字读入声。如用北京音读，即少韵味” ，象声词还要考虑方言的发音习惯呢，这怎么使用规范？
汪曾祺作品里的鸟叫声才叫丰富呢，母石鸡子是“呱格丹！呱格丹！”，鸡下蛋了报喜是“郭格答！郭格答！”，被赶开后是“咕咕”，水鸟飞起来是“扑鲁鲁鲁”……汪曾祺要在世，投到杂志去的小说稿，鸟叫会不会被规范成一模一样？
孙犁也曾经饱受编辑之苦，因此感慨说：“有些编辑是这样的，有时他们想得太简单，有时又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为什么文学作品的编辑都不考虑“常情”？因为他们更重视规范。
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是很喜欢“规范”的，那时我批评《弟子规》，就有人反驳我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某影星不也说过“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豫章书院的新闻出来之后，一位学者在群里说了一句：“凡是以听话为号召的国学都是伪善。”此言极是，但是细看报道，很多学生的家长未必是冲着“国学”去的，他们知道学校会用什么方式对待他们的孩子，但是，“让孩子学会听话”的愿望扫荡（或者说代替）了所有的父爱母爱，他们不惜用“到江西旅游”的谎言也要把亲生骨肉骗进豫章书院去受虐待。
又像上海携程亲子中心的虐童事件，为什么那些老师能用喂芥末膏、灌消毒水的方式对待不足两岁的幼童？目的无非是让这些尚在呀呀学语的孩童“学会听话”嘛，不吵不闹，不给她们添麻烦，什么见效快，什么就是“教育首选”。携程亲子中心的芥末膏消毒水，与豫章学院的龙鞭，不过是工具的区别。
一旦“规范”或“听话”成为首要目标，对多元、丰富的绞杀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而且必然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
儒家伦理里有没有合理的成分？当然有。但是将儒家伦理如“孝道”绝对化，就成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而忘了老祖宗孔子也说到七十岁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语言规范有没有必要？当然有。但是将语言规范到“出错即扣钱”的地步，当然“现汉首选”就会大行其道，而忘了“普通话是语言的最大公约数”，个性的语言才是文章的生命力保证。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简体字出版物都是“现汉首选”，长此以往，国民的文学教育里是不是就只剩下了“现汉首选”，等到《现代汉语词典》十版十五版的时候，词语量会不会大幅缩水？反正每个人只需要知道“首选”就可以了。
这种未来一点儿都不飘渺。我听说过某大学的附属小学，老师在改造句时，“羊儿在山坡上吃草”打勾，“山坡上，羊儿在吃草”就只收获一个红叉。我一直在猜想，中国当代文学里的70后、80后作家，语言比起50后、60后的前辈来，文从字顺却个性荡然，想找出几位“风格化”的代表人物都很难，是不是跟中国语文教育从1970年代末开始了规范的语文教学有关？
70后、80后从一动笔，就写特别符合规范特别符合语法的词句，排斥方言，排斥短句，久而久之，再想找到沈从文、萧红、莫言那种泥沙俱下却元气淋漓的叙事语言，就不太容易了。
青年马克思有一段话大家都很熟悉吧：“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是他在《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里的名言。在这段话后，马克思还有发挥，他指出，书报检查令的目标是要让全体公民都变得“谦逊”，而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那不是马克思要的那种“天才的谦逊”：“天才的谦逊当然不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如果我们需要换种说法，最近网上喜欢摘引的汪曾祺那段话倒也合宜：
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夏天》）
马克思和汪曾祺都很不喜欢“谦逊”，也就是不喜欢听话。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时代，也是被喂过芥末，挨过龙鞭的。至少，汪曾祺的作品到今年还在被校对们改动着，汪曾祺喜欢用“一会”，北京的校对说，不对，得加个“儿”，一会儿！他又喜欢标点符号连用，像“，——”，这也不行。唉，有什么法子呢？我特意查了查《现汉》，确定没有违反“现汉首选”原则，才敢把古人这句话抄在这里：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