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安石為核心的北宋「荊公新學」學派，自熙甯變法至宋末六十餘年間，在政治權力的庇佑下，獨享學界統治地位。由王安石領銜編撰的《三經新義》取代唐孔穎達《五經正義》，成為國家頒佈的、士子應考必讀的教科書。與當時的關學、洛學、蜀學等學派相較而言，「新學」的特殊性在於，其核心人物王安石身居相位，因而得以建立一套變私學為官學，以國家意識形態統一士大夫思想（即所謂「一道德」）的權力機制，使學術「制度化」，與現實政治運作緊密結合。這是當時其他學派所無法辦到的。
王安石建立這一套權力機制，從主觀上說，當然是為了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但客觀地看，新學建立起來的機制，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其本身的理論貢獻。有學者認為“這都在事實上替所謂理學成為統治理論的新形態開闢著道路”[註一]。也就是說，後來理學能夠佔據統治地位，其學術本身當然不同於新學，但統治士大夫思想的那種機制，卻是繼承了新學的。
衆所週知，王安石學術在他還沒有成為宰相時，在學界已經有了不小的影響，在他居喪江寧講學期間，身邊就聚集了一批青年學子，但此時，新學還僅僅是一家私學。它與政治權力相結合，逐步演變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時期，是從熙甯元年王安石應神宗詔越次入對開始的。至熙寧九年王氏第二次罷相，新學的官學地位並沒有因為他政治地位的改變而改變，因為經過九年時間，新學已經完成了它的官學化進程，最終融入國家制度之中。因此，這短短九年時間，堪稱新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假如沒有這一官學化時期，新學就只能是一種民間性學術，就像當時的洛學、蜀學等其他學術一樣，無法在北宋中後期掀動驚濤駭浪。
為何將新學官學化進程的起點定在熙甯元年呢？因為是年四月乙巳，神宗詔新除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入京，王安石由此開始了與君主的直接對話，並用自己的學術影響國家政策，推動政治改革。神宗請教安石：「方今治當何先？」安石答：「以擇術為始。」接著進呈著名的《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在第二年春初，王安石又明確提出「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所賴焉」的說法，從而明確要將自己的學術為「變風俗，立法度」的改革服務。[註二]王安石此次進京，標誌著新學開始由一家私學轉變為朝廷倚重的官學，標誌著新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新學歷史上的這個階段，情況最為複雜，與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關涉最為密切。更重要的是，新學無論在學術形態上還是學術機制上，都出現了不同於以往的新情況。
在學術形態上，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官學時期新學的代表著作是《詩義》、《尚書義》、《周禮義》，即《三經新義》，其學術重心經歷了由哲學向經學的轉移。雖然王安石早期著作《易解》、《洪範傳》也是對儒家經典的詮釋，但主旨在闡述哲理。《三經新義》則是比較純粹的經學著作，它兼重字詞的訓釋和義理的闡揚，而內容多涉政治、經濟領域的實踐，與熙甯變法有所呼應。其次，《三經新義》非由王安石一人完成，而是集中了他的兒輩、弟子、後學等共同修撰，屬於一項集體成果。
更為重要的是新學學術機制的變化。熙甯元年之後，新學開始了借助政治權力傳播的進程，其與權力結合的途徑主要有三：講筵、取士制度和經義編撰。
先看新學是如何通過講筵獲得帝王青睞的。熙甯元年四月乙巳，王安石入京，除任翰林學士一職之外，還有兼侍講的身份。在呈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的第二天，神宗就表示了極度讚賞。《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以下簡稱《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蹟上》記載了君臣的如下對話：
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遍，可謂精畫計治道，無以出此，所由眾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見設施之方。」
對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自喻。」
上曰：「雖然，試為朕言之。」於是為上略陳設施之方。
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能與朕一一為書條奏否？」
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為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實未敢條奏。」
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
安石唯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
王安石所講的「設施之方」，似乎就是變法的設想，而非純粹的學術問題。他為何最終沒有將自己所言進呈神宗，原因不明，但面對面的交流溝通，無疑令神宗為安石提出的治國方略所傾倒。是書同卷又記載了此年「八月甲寅，邇英講讀罷，上獨留王安石，賜坐」的細節，從側面描繪出君臣意氣相投的場景。皇帝的賞識，是新學成為官學最根本的動力。
王安石抓住這一機遇，在講筵中改弦更張，施加自己的學術影響。是年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禮記》，自今令講《尚書》。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曰：『《禮記》既不當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對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改他經。』故有是詔」[註三]。在講筵中，用《尚書》替代《禮記》，可說是後來將《尚書》列入《三經》的一個前奏。在具體講說時，講筵又成為變法派與反對派鬥爭的陣地之一，這在熙甯二年司馬光和呂惠卿兩人的講說中表現得再明顯不過。《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三《英宗皇帝·講筵（神宗附）》載：
十一月庚辰，禦邇英閣。司馬光讀《資治通鑒》至「曹參代蕭何為相，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海內，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敝。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上曰：「人與法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也矣。故當急於得人而緩于立法也。」
很顯然，司馬光是借西漢“蕭規曹隨”的故事來表明自己不贊成變法。僅僅過了幾天，呂惠卿就在講《尚書·商書·咸有一德》時反駁了他的說法，認為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有數歲一變者」，「有一世一變者」，「有數十世而變者」，「有雖百世不變者」，漢惠帝、文帝、景帝則都「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他一言點破司馬光的用意：
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固此規諷。又以臣置三司條例，看詳中書條例，故有此論也。
神宗召司馬光詰問，司馬光說：
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
從司馬光和呂惠卿的這場交鋒可以看出，講筵所講的內容不離經、史，但其實變法派與反對派都意在借古諷今，通過解釋古書，將皇帝爭取到自己一方來。
從官員的任命來看，新學一派在講筵中之地位也日益凸顯。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二二六載王安石子雱被任命為崇政殿說書事：
（熙甯四年八月）己卯，前旌德縣尉王雱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者。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有以雱書聞者，於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見，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親近，能助己，因不復辭。
同書卷二五三又載：
（熙甯七年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呂升卿，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為崇政殿說書。
升卿為呂惠卿弟，季長為王安石妹夫，兩人皆為新黨，然因為學問深淺不同，以致在講筵中鬧出笑話。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一六載：
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舍經而談錢穀、利害、營繕等事。上特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詞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
這則趣聞固然說明升卿其人不學無術，亦可見當時王安石新學一派在講筵中佔據地位之重要，惟其如此，升卿的濫竽充數才可能獲得神宗的原諒。
可以說，正是講筵，使得神宗對新學有了最直接、也最直觀的印象與認識。後來神宗同意王安石提出的科舉改制方案，並授權他領銜修撰《三經新義》，都是基於對新學的欣賞和信任，而這種欣賞和信任，最初就是在講筵中建立起來的。質言之，在君權至上的中國古代，一種學術只有首先獲得皇帝的認可，才可能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新學正是通過講筵獲得了神宗的認可。故而，講筵是新學官學化進程中的首要環節。
在獲得神宗的青睞和支持之後，王安石進一步將新學推向廣大士子，其手段就是改革取士制度，主要包括改革考試內容和創立太學三舍法。熙甯科舉改制是新學官學化進程中最舉足輕重的步驟，也是中國科舉史上的重要事件。鑒於對熙甯改制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這裏僅就其內容略加敍述。
對於北宋前期取士制度的弊端，王安石的前輩們已經注意，並多有改革的呼聲。至熙甯二年，朝廷中也曾開展科舉改革的討論，可並沒有實行。到了熙甯四年二月丁已朔，朝廷才正式下令。關於改革的內容，《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四四，《長編》卷二二〇均有記載，《王文公文集》卷三一所收《乞改科條制》大致與《長編》「中書言」之前半部分重複，三者相較，以《長編》所記最詳。首先，明確指出這次改革的指導思想：「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復古矣。」所謂「復古」就是要恢復到上古「道徳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的狀態。於是具體規定：
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論一首，次時務策三道，禮部五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
這一改革的意義在於，廢除了詩賦、帖經、墨義這些自唐代以來一直實行的考試項目，而只考經義（大義）、論、時務策，因論、策與詩賦一樣，是進士科原有的項目，故而在改革後，經義的地位迅速上升，實質上成為最重要的考試內容。這與王安石「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的初衷是一致的；而規定考試時各占治一經，就使得應試者只需選擇五種本經中的一種，從而可以放棄研習其他經書；中書所頒行的「大義式」，則為士子們「依樣畫葫蘆」寫作經義提供了莫大的便利。這一系列措施，尤其是確立經義的重要地位，為後來《三經新義》在士大夫中的推行創造了必要條件。[註四]
取士制度的改革，不僅包括考試改革，還包括學校改革，後者主要指創立三舍法。熙甯四年十月戊辰，中書門下建議將太學生員分為三等：
以初入學生員為外舍，不限員。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為限。其生員各治一經，從所隸官講授。主判官、直講月考試優等舉業，上中書，學正、學錄、學諭於上舍人內逐經選二員，如學行卓然尤異者，委主判及直講保明，中書考察，取旨除官，其有職事者，受官訖仍舊管勾，候直講、教授有闕，次第選充。其主判官、直講、職事生員並第增給食錢。[註五]
這樣一來，非但有利於更迅速地從太學中選拔人才，而且學業優秀者還有機會充任直講、教授等學官。更值得注意的是，主判官、直講這類學官在選拔人才時擁有著很大權力，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故而，此類職位一旦為新學派所掌控，則可推動其學術在太學的影響力，亦可獲得對官吏的間接選拔權。在三舍法實行後不到一個月，新學派的常秩等人就抓住一次機會，給太學來了一次「大換血」。《長編》卷二二八載：
管勾國子監常秩等言：「准朝旨，取索直講前後所出策論義題及所考試卷，看詳優劣，申中書。今定焦千之、王汝翼為上等，梁師孟、顔復、盧侗為下等。」詔千之等五人，並罷職，與堂除合入差遣。學生蘇嘉因試對策，論時政之失，講官考為上等，直講蘇液以白執政，皆罷之，而獨留液，更用陸佃、龔原等為國子直講。嘉，頌子；原，遂昌人，與佃皆師事王安石云。
看了這段敍述，或許還弄不明白，為什麼焦千之、王汝翼、梁師孟、顏復、盧侗這五位一下子被罷官了呢？蘇頌之子蘇嘉試對策時指陳時政之失，判為上等，但被直講蘇液告發，終於導致學官的罷職，蘇液反倒因此留任。直講則換上了王安石的學生陸佃和龔原。李燾在注中透露了整個事件的詳情：
此段更詳之。《選舉志》云：「上以其宿學，不足教導多士，皆罷之。」《林希野史》云：「蘇頌子嘉在太學，顏復嘗策問王莽、後周改法事，嘉極論為非，在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唱和，非毀時政。』布大怒，責張琥曰：『君為諫官、判監，豈容學官、生員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以示介（王安石），介大怒，因更制學校事，盡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令選用學官，非執政喜者不預。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長：長，介妹壻；濤，其姪壻；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介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己者。其設三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由此可見，更換學官的原因，首先是因為神宗認定焦千之等人為“宿學”，他們的學問已經落後，不足以教導太學生。其次，當時新法正如火如荼地推行，執政的王安石、曾布等人極為敏感，容不得對新法的一點點非議，即使借古諷今也斷不可為。因此當蘇液將蘇嘉在策問中非議王莽、後周的變法，卻被直講顏復判為優等之事密報曾布後，自然就引起曾布和王安石的大怒，遂讓新党中堅常秩、李定重新遴選學官，所選陸佃等五人皆為新党成員，與王、曾二人的關係非同尋常。陸佃等人當然不至於「無一語出己者」，只會販賣王氏學術，說設「三舍法」皆為「引用其黨」，也未免有失公允。但在客觀上，太學風波的確證明了新學業已借助執政者的權力，堂而皇之地佔領了官方教育機構。
在取士制度改革成功後，新學派又展開了另一步驟：修撰新經義。這項工作從熙甯六年正式啟動，至八年修成頒佈。關於整個過程，文獻中無專門記載，相關情況主要散見於《長編》中。臺灣學者程元敏先生曾撰文，對貢舉新制、新經義的修纂與頒行、參與人員等作了考證。[註六]這裏我們主要依據《長編》與《長編紀事本末》的記載略述如下：
（熙甯五年正月）戊戌，王安石以試中學官等第進呈，且言黎侁、張諤文字佳，第不合經義。上曰：「經術，今人人乖異，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頒行，令學者定於一。」安石曰：「《詩》，已令陸佃、沈季長作義。」上曰：「恐不能發明。」安石曰：「臣每與商量。」季長，錢塘人，安石妹壻也。[註七]
有感於當時對儒家經典的解釋“人人乖異”，不便於士子應試和思想一統，神宗希望王安石頒行其著作。王安石則透露已令陸佃、沈季長為《詩經》作義，自己參與討論。前述太學人事變動中，陸佃、沈季長已成為學官，《林希野史》說他們「夜在介（王安石）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可能就是在討論《詩經》的訓釋問題。如此，則《詩義》的編撰在熙甯六年設經義局前就已開始。又李燾注引司馬光熙甯五年正月《日記》云：「有旨令曾布撰詔書付直史館進從來所解經義，委太學編次，以教後生。」則神宗當時已在考慮重修經義，讓太學編次原先的經義，可能就是為編撰新經義作準備。到了正月壬寅，神宗又催促王安石道：「朕欲卿文字宜早錄進。」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訓詁文字，容臣綴輯進禦。」[註八]前述《詩義》已命陸佃、沈季長作，但其時或尚未完成。而王安石擔任侍講期間，在講筵中以《尚書》取代《禮記》，因此可能已寫成一些《尚書》的訓詁文字，但亦未完成。到了熙甯六年三月，朝廷正式設立經義局（正式名稱為「國子監修撰經義所」），專事新經義的編撰。對此，《長編》卷二四三有如下記載：
（三月）庚戌，命知制誥呂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雱兼同修撰。先是，上諭執政曰：「今歲南省所取多知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極為美事。」王安石曰：「民未知義，則未可用，況士大夫乎！」上曰：「舉人對策，多欲朝廷早修經義，使義理歸一。」乃命惠卿及雱，而安石以判國子監沈季長親嫌，固辭雱命，上弗許。已而又命安石提舉，安石又辭，亦弗許。
這裏沒有提及設經義局事，李燾注云：「丁卯，《舊紀》書詔王安石設局置官，訓釋《詩》、《書》、《周禮》義，即此事也，今不別出。」則設局日期在熙甯六月丁卯日。綜合《長編》此條及以後的記載，可知經義局的人員組成如下：
提舉：王安石，在經義局負總責。
修撰：呂惠卿（據《長編》卷二五二，四月庚寅起為同提舉）。
同修撰：王雱。
檢討：呂升卿（據《長編》卷二四三，又據同書卷二五六，熙寧七年九月庚子起為同修撰）、余中、朱服、邵剛、葉唐懿、葉杕、練亨甫（據《長編》卷二四四）、徐禧、吳著、陶臨（據《長編》卷二四八）、劉涇（據《長編》卷二五三）、曾旼（兼編修刪定官，據《長編》卷二五四）、劉谷（據《長編》卷二六四）。
這一名單中，除了王安石本人外，其餘基本是學術新進，原先幾乎沒有卓著的學術聲譽，尤其是檢討中有些是當年新科進士，有些原是布衣，這樣的經義修撰班子顯然排斥了那些碩學鴻儒。而且班子內部也不十分團結，呂升卿刪改《詩義》之舉，就令王安石父子很不愉快。[註九]
至熙甯六年六月，《三經新義》終於修撰完畢，王安石、呂惠卿、王雱、呂升卿各有升遷，唯王雱推辭不就。神宗勸王安石不要推辭所遷官職時云：
卿修經義與修他書不類，又非特以卿修經義有勞也，乃欲以卿道德倡導天下士大夫。[註十]
這段話既可以視作修撰《三經新義》意義的總結，也可說是對整個新學官學化進程的總結，因為「以卿道德倡導天下士大夫」，不也正是王安石將一家私學官學化的最終目的嗎？是年七月「癸酉，詔要新修《經義》賜宗室、太學及諸州府學」[註十一]，至此，《三經新義》在全國推行。次年七月王安石第二次罷相。此時，通過講筵、取士制度改革和修撰《三經新義》三個步驟，新學的官學地位已經確立起來，原本的一家私學，最終與政治權力相結合，進入國家體制之內。換言之，新學終獲「新生」，成為了一種徹徹底底的國家意識形態。
注释：
[註一]朱維錚：《中國經學與中國文化》，《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二四。
[註二]參見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宛委別藏》本），卷五九《王安石事蹟上》。
[註三]同上[註二]。
[註四]關于「經義」的具體情況，可參看拙文《「經義」考》，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二〇〇二年第六期，頁三一至頁三九。
[註五]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北京：中華書局影印，一九五七年），一之三一；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卷二二七。
[註六]參看程元敏：《三經新義修撰通考》，載《孔孟學報》，三十七期，一九七九年四月，頁一三五至一四七；《三經新義修撰人考》，載《台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一年）, 頁一五三至一九〇。
[註七] 《長編》，卷二二九。
[註八]同上[註二]。
[註九]同上[註七]，卷二六五。
[註十]同上[註九]。
[註十一]同上[註七] ，卷二六六。
（原載加拿大《文化中國》季刊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