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襄助朱元璋成就帝业的儒士如宋濂、王袆、胡翰、苏伯衡、许元、吴沉、章溢等，多出自渐江金华。这正如时人刘基所说：“圣天子龙兴江右，文学之士彬彬然为朝廷出者，金华之君子居多。”（1）他们不仅对当时的政治举措、文化教育、民风士习等有很大影响，而且更在学术思想、尤其是儒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清代名儒阮元曾说：“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2）诚如斯论，金华朱学的确堪称洪武儒学的主流。
宋室南渡以后，理学重心转移，金华逐渐成为程朱理学的主要传扬之地。朱熹曾亲至丽泽书院讲学，接引弟子，传播理学，徐侨、叶由庚、杨与立、王翰等均曾恭聆其教。其后，由朱熹高弟黄幹授学的何基及其弟子王柏、柏弟子金履祥、履祥弟子许谦，皆“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道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故“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3）。可见，金华学派是程朱理学传承中的一个重要宗派。谢这一学派统系之传人，洪武诸儒对其先辈极为推崇，如王袆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敦颐）、程（颢、颐兄弟）氏者作，复续斯道之统，而道南之学由杨时氏一再传为罗从彦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门群弟子，唯曾氏之传得其宗。曾氏以其所传传之子思，子思以传之孟子，孟子一出于正焉。朱氏之徒众矣，得其宗者唯黄幹氏，幹传何基氏，基传王柏氏，柏之传为履祥、为谦，其授受之渊源，如御一车以行大逵，如执一竽以节众离，推原统绪，必以四氏为朱学之世嫡，亦何其一出于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许氏而益尊用，使百年以来学者有所宗向，不为异说所迷，而道术必出于一，可谓有功于斯道者矣。”（4）这就从“道统”角度将金华朱学推许为正宗儒学之嫡传。
洪武诸儒学宗程、朱，继承、发展了理学。如两宋信守程朱的理学家多以义理说《春秋》，对《春秋》“大义”倡言甚力。这一理学传统即为洪武诸儒所承扬。王袆本《春秋》“尊王”之义而作《正统论》，认为唯有“合乎至公大义”的“王者”所实现的“大一统”才能称之为“正统”。他据此评析历史，说：
“正统”之序，历唐、虞、夏、商、周、秦、汉，至汉建安而绝。魏氏窃取汉鼎，得之既不以正，刘斤虽汉裔，崎岖巴蜀，又未尝得志于中国，而孙氏徒保守江南而已，皆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者也。及晋有天下，而其统始续，故自泰始元年复得正其统。至建兴之亡，正统于是又绝矣。晋氏既南，天下大乱，故自东晋建武之始，至陈贞明之终，二百余年，其间乘时并起，争夺僭乱者不可胜纪……及后周并北齐而援之隋，隋并后周又并陈，然后天下合为一，而其统复续，故自开皇九年复得正其统，而唐绝之。自天佑之亡，正统于是又绝矣。……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统复续，故自建隆元年复得正其统。至于靖康之乱，南北分裂，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据天下之正；宋室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东晋、后魏之际，是非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使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故元之绍正统当自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论之，所谓“正统”者，自唐虞以来，四绝而四续。惟其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也。（5）
胡翰则从另一角度发挥《春秋》义理，认为：“六合之大，万民之众，有纪焉而后持之。何纪也？曰天纪也、地纪也、人纪也。天纪不正，不足以君；地纪不正，不足以为国；人纪不正，不足以为天下。”（6）在他看来，“天下莫要于人纪、莫严于地纪、莫新天纪，乱其一，则其二随之；乱其二，则三者夷矣。……三纪之立，其尧、舜、禹、汤、文、武之世乎？善为天下者，亦法乎尧、舜、禹、汤、文、武而已矣。”（7）他依据这种思想，“推明天人之际，皇帝王霸之别”以观中国历史，指出：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皆未立“三纪”而沦落乱运。（8）胡翰此论对明末清初韶的启蒙儒者黄宗羲颇有影响。黄氏“尝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消乱无治乎？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9）他著《明夷待访录》，提出了许多具有近代民主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对近代民族民主主义思潮的勃兴起了先导作用。
金华朱学在其传承过程中有很大发展变化。如果说王柏及其弟子金履祥因宗信之笃而能成为朱学的传人，又因敢于质难问疑而能入朱学之郛廓，促进了理学的发展，那末，许谦尽管在笃守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教条方面超过乃师，但其“所学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10）。其后学黄晋、柳贯、吴莱、闻人梦吉等义乌诸公则更成“文章之士”，无思想创造能力，学理上也就几无发展可言。至于洪武诸儒则与其先辈有很大不同，但这并非如全祖望所说是他们“渐流于佞佛者流”（11），而主要在于其有着一些能够体现元末明初时代精神的特征。这主要反映在下列四方面：
其一，以朱学嫡传自居的金华学派，其“道统”观原本带有浓厚的宗派色彩。他们认为，“道学主于‘学’，兼上下言之；道统主于‘行’，独以有位者言之。……凡言‘统’者，‘学’亦在其中。‘学’字固可包括‘统’字。”（12）故其在统纪濂洛江来师友渊源时，往往以学术传授次第等作为“道统”承传世系。如金履祥编《濂洛风雅》，“以龟山（杨时）为程门嫡嗣，而吕（大临）、谢（良佐）、游（酢）、尹（焞）则支；以勉斋（黄幹）为朱门嫡嗣，而西山（蔡元定）、北溪（陈淳）、沩堂（刘炎）则支。由黄幹而何（基）、而王（柏），则世嫡相传，直接濂洛程门之诗以共祖，收朱门之诗以同宗。非是族也，则皆不录，恐乱宗也。”（13）吴师道“经义一本朱子，排斥异论。有诋朱子者，恶绝弗与言。”（14）其所编《敬乡录》，即将曾与朱熹相互攻汗的唐仲友绝对摈斥在外。但是，洪武诸儒却有异于是。他们虽然在感情上尊崇其先辈，并像其先辈一样也好谈“道统”，但他们绝无其先辈那种强烈的宗派情结。他们对唐仲友及其经制之学的由衷赞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苏伯衡不仅称道唐仲友的学术和人格，而且认为：“尚论道统，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五帝。经制者，二帝三王之治迹也。闻之曰治本于道，道本于心，得其心与道而后其治可得而言，则经制与性理固相为表里者也。苟从事性理，而经制弗讲焉，不几于有体而无用乎？”（15）王袆则以唐仲友的帝王经世之术为“圣贤之所以为道者”（16），更称：“永嘉经制之学，要在弥纶以通世，操术精而致用远，博大宏深，封殖深固，足以自名其家也。论者顾谓其说不皆本于性命，以故近时学者一切党同伐异，唯徇世宠之为务，徒鹜于空言。其将何以涉事耦变以适世用哉？鸣呼！永嘉之学可弗讲乎？”（17）这一事例从某种侧面体现出洪武诸儒学术上的宽阔胸襟。
其二，洪武诸儒多出自义乌诸公门下。他们从其师那里接受程朱理学基本思想外，更多获得的是所谓“作文之法”，并都以文章知名于世，如宋濂在《评浦阳人物》不仅对黄溍、柳贯、吴莱、闻人梦吉北山四先生的文章极致赞美之辞，并且还详细记下他“受学于立夫（吴莱），闻其作文之法”的情形，而宋氏本人亦以文章著称，《明史》卷一三六《曾鲁传》记：“徐尊生尝曰‘南京有博学士二人，以笔为舌者，宋景濂；以舌为笔者，曾得之也。’”但他们都不以文章为事，而只是把文章作为“载道”、“用世”的工具。（18）宋濂曰：
学经而止为文章之美，亦何用于经乎？以文章视诸经，宜乎陷溺彼者之众也。吾所谓学经者，上可以为圣、次可以为贤，以临大敌则断、以处富贵则富、以行贫贱则乐、以居患难则安，穷足以为世法、达足以为生民准，岂特学其文章而已乎？（19）
王袆亦曰：“文者，天地焉相为用者也。是何也？曰：道之所由托也。道与文不相离。妙而不可见之谓道，形而可见者之谓文。道非文，道无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与道非物也。道与天地并，文其有不同于天地者乎？载籍以来，《六经》之文至矣，凡其为文，皆所以载夫道也。……此其为道实至著至久，以天地同化而同远者，而皆托于文以见，则其为文固亦至著而至久，无或而不同于天地矣。鸣呼，此固圣人之文欤！然而经非圣人不能作，而圣人不世作也，后世作者岂遂不足以言文乎？曰：非然也。道在天地间，万古一日，无或弊也。世有作者，舍圣人则无所为学；其为文也，苟以载夫道，虽未至于圣人之文，其必不谬于圣人者矣。”（20）在宋明理学史以至整个中国儒学史上，“文以载道”本为传统观念，故类于前引之言的话头屡有所见，但这样的话出自文章家兼经学家的宋濂、王祎之口，则就显得颇为珍贵了。要之，以文章而“载道”、“用世”，从而使理学虽遭连年战乱而仍能承传不绝，这正是“守先启后”的洪武诸儒的一大功绩。
其三，适应元末明初由乱而渐趋于治的社会现实需要，洪武诸儒不尚性理空谈，力倡经世致用之学。（21）宋濂认为，《五经》和孔、孟之言绝非“浮辞”，真儒之价值当在积极用世。他说：“夫《五经》，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诚效存焉。其君尧、舜、禹、汤、文、武，其臣皋、夔、益、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义礼乐、封建井田，小用之则小冶、大施之则大治，岂此浮辞而已乎？”（22）王祎也认为：
《六经》，圣人之用也。圣人之为道，不从有诸己而已也，国将推而见诸用，以辅乎天地之宜，财成乎民物之性，而弥纶维持乎世故，所谓为天地立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者也。……《六经》者，圣人致治之要术，经世之大法，为国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以或废也。孔子尝曰：“我欲托诸空言，不如载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后世之学者因以谓圣人未尝见诸其行事，而惟《六经》是作，顾遂以空言视《六经》，而训诂讲说之徒又徒以浮辞曲辩淆乱之，其弊至于今几二千年，于是圣人致治经世之用微矣。呜呼！圣人之用载于《六经》，如日月之明、四时之信，万世不可少替也。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世故之所以长久而不坏者，繄孰使之然也？（23）
他据之而讥刺专事“辞章之学”的儒者为“剽掠纤琐，缘饰浅陋”，斥责讲求“记诵之学”的儒者为“穿鑿虚远，傅会乖离”，以其“为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荀卿之所谓贱儒者”。（24）他指出：“学者之于经，不可徒诵其文而已也，必将求其道以涉诸身，明其法以用于世。蓋惟诚求而实见，笃信而力行，然后知人贵果可以为圣贤，果可以位天地、育万物，而所学不徒为空言也。”（25）他更明确以“有用之谓儒”，说：“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尝用于天下矣；孔子虽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为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内外无二致也；自机皆身以至于征诸庶民、考诸三王，本末皆一贯也。小之则云为于日用事物之间，大之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也。斯道也，周公、孔子之所以为儒者也。周公、孔子远矣，其遗言固载于《六经》，凡帝王经世之大略、圣贤传心之要，粲然具在，后世儒者之所取法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谓为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不可谓有用乎？”（26）以周、孔之道为“用于天下”或“天下之所用”者，又以是否“法周公、孔子”作为能否堪称儒者的标准，从而得出“有用之谓儒”的结论。他们的这种思想洋溢着的乃是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而这又正是孔子所创儒学固有本质特征的体现。
其四，顺承元代以来的学术潮流，推许心学，主张和会朱、陆，从而为稍后程敏政编撰《道一编》力倡朱、陆“早异晚同”论以及王阴明提出以“致良知”说核心内容的心学思想多少开启了一下历史闸门。宋濂称颂陆九渊为“人豪”，认为“其制作如青天白日，不使纤翳可干梦寐，即白昼之为屋漏，即康衢之见实，足以变化人心，故登其门者类皆紧峭英迈而无慢漶支离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阙，或者不无憾也。”（27）。他更以“《六经》皆心学”，说：“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就之理也。”认为“心”与“经”的关系犹如“形”之与“影”，“无是形则无是影，无是心则无是经”，指出：“圣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则众事无不正。”学圣贤之经，求圣贤之道，便应“以心感心于千载之上”，使“经与心一”。（28）胡翰认为，尽管元廷“表彰圣贤之学，教人取士，非朱氏不著为令，于是天下靡然向风”，但陆氏之学“今江东西间往往不乏其人。世虽欲舍之，而独不能使之不传者”，（29）就已足以证明陆氏心学自有其不可泯灭的价值存在。苏伯衡本先儒“文公（朱熹）以道向学为主，文安（陆九渊）以尊德性为主”之言，提出：“夫道问学、尊德性二者，如之向其可伦废也？则文安之学岂不在所当讲乎？”（30）王祎虽对宋濂“《六经》皆心学”之论颇有微辞（31），但也认为“陆氏之学，简易正大”，“与新安朱氏并立而异趣”，若“会朱、陆之异而同之，学术之慤不其有可征者欤？”（32）依据上述洪武诸儒之说，可以断定纠正南宋以来朱、陆两家势若水火，冰炭难以相容的弊端，“会朱、陆之异而同之”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思想主张。这种思想主张不独表明了他们学术志趣、胸襟的博大，而且更对明代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心学思潮的兴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由上述可见，若从纯朱学立场来审视，宋濂、王袆、苏伯衡、胡翰等为代表的洪武诸儒，其思想自然显得有点驳杂不纯，但这思想却具有创造活力，充溢着勃勃生机，顺承着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并适应了元末明初社会的现实需要，故能大行于世，影响了有明一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儒学发展的路向，如全祖望《宋文宪公画像记》称道洪武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宋濂“以开国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惜乎稍后，宋濂高足方孝孺出，直以圣贤自任，既精于公私义利之辨，又对释老二氐、尤其是佛教“放言驱斥”，以其“明王道”。他那被刘宗周、黄宗羲称许为“程、朱复出”、“千秋正学”的理学思想，虽使明初金华朱学一归于正，但面对当世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如如何处理好体制变革、“削藩”以及怎样平定燕王朱棣藉“祖训”而起兵反叛等重大、甚至是迫在眉睫的大事，这归之于正的纯然朱学却显得束手无策了。方孝孺主观上以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等为法，试图以“大贤豪杰”的勇气振兴理学，使之有为于世，而客观上，他却只是想到通过恢复《周礼》来实现其理想。他曾很有信心地说：只要真正推行《周礼》之法，实行一些更改官制、实行“井田”制之类的举措，“近者十年，远者数十年，周之冶可复见矣。”（33）但这只不过是书生的迂腐之见，时任翰林编修的王叔英即曾专门致函方孝孺，规劝道：“井田、封建之类，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易，人从之也易；难行而行之，则人从之也难。从之易，则人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也，所贵乎得时措之宜也。”（34）清代四库馆臣也对之既颇中肯綮、又不无讥刺地说：“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建文帝）讲求六宫改制定礼。即使燕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35）因此，将金华朱学由驳杂而归之于正的方孝孺理学，尽管因其学术上对味学有所发展而被后世史家称为“与紫阴（朱喜）直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36），并在儒学史上具有当而不可移易的地位，但毕竟因其过于拘守理学教条而丧失了生机，更因难用于世而使金华朱学不得归于终结。其后，章懋“承风而接之”，“其门人如黄溥、张大轮、陆震、唐龙、应璋、黄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传”，他们前承后继，努力使金华朱学重振雄风，但其“墨守宋儒”，既远无洪武诸儒那番宏阔气象，又不似方孝孺具有精湛的学养，就更无多少社会影响可言了。（37）金华朱学的终结，实乃必然之势。
［注释］
（1）《苏平仲文稿序》，见《苏平仲文集》卷首。
（2）《揅经室一集》卷二《擬国史儒林传序》。
（3）《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4）《王忠文公集》卷十一《擬元儒林传》。
（5）上书卷一。
（6）《胡仲子集》卷一《正经》。
（7）同上。
（8）参见上书卷一《衡运》。
（9）《明夷待访录·题辞》。
（10）全祖望：《宋文宪公画像记》，见《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北山四先生学案》。
（11）同上。
（12）许谦：《读四书丛说·<中庸>上》。
（13）戴椅：《濂洛风雅序》。
（14）宋濂：《吴先生碑文》，见《吴礼部集》附录。
（15）《苏平仲文集》卷五《说斋先生文粹序》。
（16）《王忠文公集》卷四《王氏<迂论>序》。
（17）上书卷三《送顾仲明序》。
（18）详参陈寒鸣：《简论宋濂思想的特色》（载1993年第3期《孔子研究》）、《论王祎的儒学思想》（载1994年第3期《孔子研究》）。
（19）《宋文宪公文集》卷三十二《经畲堂记》。
（20）《王忠文公集》卷十六《文原》。
（21）明乎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宋濂等洪武诸儒何以会对同程棍学大异其趣的陈亮、叶适、唐仲友等做出较高评价。
（22）《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二《经畲堂记》。
（23）《王忠文公全集》卷一《六经论》。
（24）同上《原儒》。
（25）上书卷五《沧江书舍纪》。
（26）上书卷十四《原儒》。
（27）《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十二《龙门子凝道记下》。
（28）上书卷三十六《六经论》。
（29）《胡仲子集》卷五《送祝生归广信序》。
（30）详参《王忠文公集》卷一《六经论》。
（31）上书卷五《灵谷书院记》。
（32）《逊志斋集》卷三《成化》。
（33）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二《王叔英与方正学书》。
（3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0七《逊志斋集提要》。建文之败，原因固然很多，但为建文帝信任的方孝孺等儒臣思想之迂腐而难用于世，亦难辞其咎。
（35）《明儒学案》卷四十三《诸儒学案上一》。
（36）上书卷四十五《诸儒学案上三》。
（37）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