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在北宋，理学之兴起表现在经典系统上即是由《五经》系统转向了《四书》系统。然而这种说法有些草率，因为《易经》作为群经之首的地位非但未遭削弱，反而加强了。当然，其诠释方式及诠释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材，研究北宋的易学解释学，对了解宋代理学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宋代理学之易学诠释的特点 中国人之学问，特别是诠释学，尤重师法，即其学之所自来，然又须看有何新发明。宋人注《易》，亦是如此。宋人解《易》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重义理；二是内容上回归先秦儒家。二此亦是在前人基础上而有所发扬，兹就二方面述之。
此是取自王弼，亦可远溯自《易传》。王弼解《易》，并非如人所谓“一扫向数”，然其重点是在义理无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伊川易传》前云：“程子《与金堂谢湜书》谓《易》当先读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谓程子有取于弼不足位据；谓不注《系辞》、《说卦》、《杂卦》以拟王弼则似未尽，然当以杨时草具未成之说为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以《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盖古人著书，务抒所见，不妨各明一义。”[①] 程颐在《伊川易传》之《易传序》中说：“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尽在其中矣。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义，则在乎人焉。”[②]很显然，这是对王弼说之发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曰：“夫象者，出义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得意在忘象，得像在忘言，……”[③]王弼在这里虽然并非像某些学者所说“把现象和本质相割裂，结果又导致在物象之外把握本质的结论。”[④]然而实际上偏向于贬低象，，达到崇“无”之目的。而程子在这里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将本体与现象置于同等地位，而且更进一步的是，将“辞”与意、理直接对应，而间接的否定了制器尚象、卜筮尚占，从而为其直接以言辞阐释《周易》，发挥《易》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或言北宋之象数学亦是尤盛，故单言重义理，则偏也。其实非也，北宋理学，以五子为代表，言象数者，唯邵子一人，而刘牧、李之才皆非理学家。邵子之言象数，只是从表面上看，而实以象数言义理。邵子言：“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统下三者：有言象，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有象象，拟一物以明意；有数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类是。”[⑤]邵子之“象”广矣，非是一般所谓狭隘之“象象”，或可称之“物象”。其实邵子罕言物象，若汉魏之象数家。“言象”自是归入义理。“数象”则较复杂：汉代之“数象”，如京房言积算，《易纬》言六日七分，皆以季节物候之数而言，是形而下者；而邵子之数，至极致处纯以运算而为，依逻辑而进，如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之说。在邵子处，象是最抽象者，已近乎理，故邵子言数，实发义理也。邵子又云：“象数则筌蹄业，言意则鱼兔也……天下之象出互理，违乎理则入于术”[⑥]，其义更明。至若云“易有内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变者是也”[⑦]与王弼之“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亦无异也。所以说，将邵子列入象数学派，只是就表面而言，而实质上当是义理学派。
宋易诠释内容之回归，首当《易传》。 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评伊川，已为王弼不注《易传》与程子不注《易传》无关，其实未必完全无关。王弼何以不注《易传》？汤用彤先生说：“但辅嗣注《易》，祖述《系传》，而《系》反无注者，必王作书原只只在以《传》解《经》，《经》注已完，《系辞》以下，自无续注之必要矣。”[⑧]此说极是，吾补以极有力之证据：王弼注乾卦初九，直云“文言备矣”[⑨]，是以《易传》解经之意甚明。而程颐亦可能受此影响，绝少注《系辞》、《序卦》、《杂卦》。伊川云：“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⑩]，将《系辞》之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之地步。其又云：“须先看卦，然后看得《系辞》。”[11]其意则是说，卦乃是象，而《系辞》乃是圣人用意深处，更是天理所见出，故其地位最高，须反复涵咏才可明白。 汉易是结合阴阳五行学说，自先秦之学说发展出一种天人之学来。先秦未尝不言天人，汉代之后亦非不言天人，然汉代之天人学说披了一层神学的色彩，故先秦哲学中的价值理性学说、本体论之萌芽，皆隐而不彰，而形成一种宇宙论哲学，表现在《易》之方面，一是言阴阳灾异，二是言卦气，配气候历数。因此，汉代此类易学家重视卦象，以及六十四卦之体系，以之推导其卦气说及天人学说。彼时今之《易传》尚不稳定，更遑论为易学家推为至高无上。王弼则以《传》解《易》，重视先秦时传下的《易传》，始建利其形上学之本体论，而宋代理学家欲建立其高度抽象的价值本体论学说，亦须回到《易传》而发明新说。 然宋代易学家与王弼又相异。王弼以无为本体，宋代理学家以天理为本体，虽皆以形而上之道为本体，实则学术渊源自别。二程讥评王弼曰：“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12]依程子说，王弼易注，本体虽亦是道，然而是以无为道，自老庄之说而来。然亦可说，二者学术之渊源皆自《易传》，但其取舍与阐发不同。 王弼特别得于《系辞》之“《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受老庄之影响，故发挥出己意。其注复卦之《彖传》曰：“复者，原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13]这明显又受了老子“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的影响。伊川则曰：“其道反复往来，迭消迭息，七日而来复者，天地之运行如是也，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长，故利有攸往。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14]其又曰：“复卦非天地之心，‘复则见天地之心’，圣人无复，故未尝见其心。”[15]于此可见宋易与王弼易诠释之不同：王氏以复为复归于静，以复为名词为静，又以心为本，故静则为天地之本；伊川以复为动词，复卦唯初爻为阳，主刚浸长之象，示阳刚之道长而不息也，而此则为天地之心。此又是自《易传》之“生生之谓易”释之也。 二、从易学诠释看宋代的排经、疑经 至于宋代的经典诠释，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所经常诟病的排经、疑经之风。皮锡瑞于《经学历史》云：“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法，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16]“……宋人不信注疏，遂致疑经；疑经不已，遂致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经学至斯，可云一厄……实宋人为之俑者。”[17]又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目》评论云：“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训，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18] 这种评论有失偏颇。首先，皮锡瑞是站在经学家的立场，尤其是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去说。经学家重视的就是师法，且今文经学家将《六经》全归之于孔子所作，以为其一字一句皆不可改易，这是经学家的毛病，而宋代儒者的这一勇气是值得鼓励的。 其二，宋代真正改经者，在理学家实在是寥寥无几。理学家所改，主要是所谓的自汉至唐的“师法”。宋人解经，无所授受，自家体贴意思而解经，这在看重一代代师承下来的经学家们自然是难以容忍的。即以《易》而为例，宋人以《易》者，唯欧阳修一人，其作《易童子问》，被称为“排《系辞》”，然《系辞》本来是《传》而非《经》，且欧阳修亦非理学家。至如北宋五子，周、张、二程皆是守经不疑，只不过是自家体贴经义，一改汉唐风气而已。然而理学家这一时期之诠释，却是最切中先秦儒家之精神。孟喜因改师法而不见用，郑玄因乱家法而为人痛骂，而王弼虽因“一扫象数”为人诟病，却也因其有自费氏古文《易》的师承关系而为人同情。 自汉、唐以来的经典解释学，由于守师法，遂致陈陈相因，积重难返，这到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可谓极致。《周易正义》以王弼为宗，又糅以汉代卦气、谶纬、阴阳五行之说，间或用荀、虞象数，繁芜杂乱，宋人若还师守孔氏，则是乱上加乱，非特不能前进，且已后退矣。故理学家一改风气，直接指向经典文本本身进行注释，又直接体贴先秦儒家之微言大义，而不重言辞、象数，方能建立其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学，阐释儒家的“性与天道”之说以与释、道对抗。其实皮锡瑞虽然批评“伊川《易传》专明义理，东坡《易传》横生议论，虽皆传世，亦各标新。”[19]，却也不得不承认伊川“《易传》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最为纯正。”[20] 其三，理学家解经虽一改汉唐旧习，然其亦未尽是“不信注疏”，“摆落汉唐”，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周易》之注释，其形式上有取于王弼，而其思想内容亦时常受孔疏的影响（如张横渠所言“太虚”），因为毕竟孔疏之卓越功绩便是将王韩易注之老学倾向转为儒家学说。此外，张载在其《易说》中甚至用互体说及荀爽之乾升坤降说。当然，我们之前提仍是，宋儒之精神核心是发自先秦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宋理学实现了由五经系统到四书系统之转换，因为《五经》严格说来并非儒家经典。汉人重视五经，故纠察于名物训诂，而不重视《论》、《孟》、《易传》，故已经偏离儒家方向，而魏晋又以老庄解经，儒家思想一偏再偏，孔疏纠之，只是恢复汉风，至宋代理学家是以《论》、《孟》、《易传》、《中庸》之大义解经。其实五经在汉以后的各时期地位都是至尊的，所不同者，只是其诠释系统的转换。 总之，可以说，北宋理学家通过重义理的诠释方式，一改汉唐繁琐之风而直指先秦文本本身；由《论》、《孟》、《易传》、《中庸》之大义解《易》，而阐发自己的天道性命贯通之说以及建构自己的天理本体学说，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 [①] 《四库易学丛刊·伊川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②] 《四库易学丛刊·伊川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③] 《四库易学丛刊·周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1页 [④]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325页 [⑤] 《皇极经世》，邵雍著，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95页 [⑥] 《皇极经世》，邵雍著，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92页 [⑦] 《皇极经世》，邵雍著，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94页 [⑧] 《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73页 [⑨] 《周易正义》，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⑩]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册第13页 [11]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册第13页 [12]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册第8页 [13] 《周易正义》，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14] 《四库易学丛刊·伊川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15]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册第85页 [16] 《经学历史》，皮锡瑞著，中华书局1959年版，220页 [17] 《经学历史》，皮锡瑞著，中华书局1959年版，264页 [18] 《经学历史》，皮锡瑞著，中华书局1959年版，346页 [19] 《经学历史》，皮锡瑞著，中华书局1959年版，220页 [20] 《经学历史》，皮锡瑞著，中华书局1959年版，229页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in Song Dynasty: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existence in Song Dynasty was developed from <zhouyi>.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on the interpret of <zhouyi> for the research of philosophy in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two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terpret of <zhouyi> in Song Dynasty. Firstly, it had the form of valuing sense . Secondly, they went back to pre-Qin Dynasty, explaining <zhouyi> with the point of original Confus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ir own philosophy system.. |
